新形势下，如何在“过剩”市场讨生活？

节后在家办公，陈年的粽子、大米、坚果、食用油一点点见少，看着厨柜从拥挤变清爽，竟吃出了一种成就感，颇能体会工厂清理积压库存的喜悦。

当今中国，消费品过剩早已是常态，以至于全民尝试“断舍离”，学着去整理“过剩”、清理“淤积”；正常消费已满足，新增消费靠“剁手”，零售企业不得不在下沉市场、模式创新、社交营销中刺激消费、发掘商机。

新冠疫情，则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体会“短缺”的短暂窗口，在这个短暂的“短缺”状态中，不知你想到了什么？

“短缺经济”的由来

历史很长，人生很短。回顾历史，我国脱贫致富不过三十多年的事，可对80后、90后来讲，这三十多年，几乎就是人生的全部旅程：与GDP高速增长相伴，对消费品过剩习以为常。

而60后、70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却是短缺，他们的童年，在改革开放前。对于改革开放前的经济发展，林毅夫教授在《解读中国经济》一书中做过总结点评：

“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直接目的而言，应该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最初的目标。但是，为此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最为严重的就是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到了70年代末期，新中国成立30年以后，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温饱线的边缘。”

在林毅夫教授看来，生活物资的普遍短缺，与建国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战略有关。

重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设备依赖进口，需大量消耗外汇，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充裕，资本短缺，不具有比较优势。为实现重工业“赶超”战略，需人为干预市场：压低利率，降低资金成本；高估本币汇率，降低设备进口所需外汇；压低人力、原材料成本，提高企业盈余。

对要素价格的干预，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保驾护航。如压低利率，会降低储蓄、刺激投资，加剧资金短缺，为确保有限资金支持重工业，需采取计划手段调配资金；压低工资后，为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需压低各种生活必需品价格，低价格降低生产积极性导致供给不足，不得不采取配给制。

这套组合拳下来，生活物资的短缺便成为常态。“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1992年十四大报告语），于是，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发展成为硬道理，通过“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以增量带动存量，经济传导机制逐步捋顺。

不过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仍一直处于“短缺经济”的状态，这种普遍性短缺也为大众创业提供了机遇窗口。

短缺经济是企业盈利的黄金时代，“卖方市场”下，企业产什么卖什么，卖什么都赚钱；如果产品合格，做做营销推广就能成为著名品牌。对此，张维迎教授作过形象比喻，称此时市场上到处都是无人的山洞，企业随便找个洞就能当“菩萨”，自有人来进贡，赚钱很容易。

机会无处不在，于是，就有了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描述的1987年盛景，“每个人都在打听赚钱的门道和机会，在沿海一带，搞‘第二职业’成为一个新的时尚”。

“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是对那个“遍地都是商业机会”的时代的最好注脚。

从短缺到过剩

1979年至今，中国经济保持了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奇迹背后，消费、投资、净出口三驾马车在不同阶段交替发挥主导作用，对应着经济持续增长过程中供需结构的深层次变化。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

以1997年为界，在此之前，虽然投资偶发性过热，但消费一直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年均贡献高达64%。这一阶段，仍具有典型的“短缺经济”特征，需求大于供给，消费为第一驱动力；投资的增长，主要用于缓解供给“瓶颈”（交通运输、资源和原材料紧张），形成的产能很快会被需求消化掉。资源瓶颈和通货膨胀，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烦恼；日用品和家电厂商，是这一阶段最大的受益者。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外部形势严峻，内部需求不振。1997年，国内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供给“过剩”，第一次成为迫切问题。长期受困于员工冗余、职能冗余、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国有企业成为矛盾集中点。

数据显示，1997年，全部1.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中39%处于亏损状态，全部企业盈亏相抵后仍净亏损380亿元。受此拖累，有学者估计国有银行隐形不良率超过40%，处于“技术破产”状态。

为此，国家明确“国企三年脱困”计划，一手抓国企改制夯实内功，一手抓住房改革刺激内需，叠加贷款放松，效果显著，需求很快起来了。1999年，消费贡献了87%的GDP增长，较1997年翻番。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一举打开外部市场，自此，需求再也不是问题。2002-2008年，国内制造业某种意义上再次经历“短缺”经济的美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