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研药VS仿制药那些点不可忽视？

【编者按】仿制药是与原研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要求仿制药在质量和疗效上与原研药品能够一致，临床上与原研药品可以相互替代。

本文来源于E药经理人；经亿欧大健康编辑，供行业人士参考。

众所周知，我国是仿制药使用大国，仿制药是我国医药市场的主导力量。根据《中国仿制药蓝皮书》（2017版），2017年我国仿制药市场规模在整体药品市场规模中的占比维持在60%以上。

过去，我国制药工业整体大而不强，总体属于低仿制水平，“小、散、乱”的现象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仿制药治疗与疗效一致性评价”在我国终于开始落地执行。一致性评价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其本质是以“治疗等效”为目标。中国开展一致性评价，其一是为了让仿制替代专利过期原研药，减轻患者负担；其二也是为了产业优胜劣汰、良性循环，提高制药行业整体水平。

但一致性评价注定是一场马拉松战役，整体目标的实现需要更长历程，期间要经过技术法规、政策措施、社会引导等诸方面的改进与努力。纵观美国和日本一致性评价发展历程，其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美国从首次开展至今已有50年，日本从开展至今已有45年，至今都仍在进行。中国自2012年提出、2015年正式执行一致性评价，本身就过程坎坷，不应过度强调速度，在这个过程中的相关技术法规、配套政策和过渡措施都显得至关重要。

如何保证一致性评价执行质量？过渡期，政府政策和社会环境应该如何引导，保证患者最终利益？近期，药学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药理学教研室教授崔永耀接受媒体专访，就上述问题发表观点。

原研药VS仿制药

“既然是仿，就有可能产生差异。”崔永耀教授说。按照通俗定义，仿制药是与原研药具有相同的活性成分、剂型、给药途径和治疗作用的药品，一致性评价工作要求仿制药在质量和疗效上与原研药品能够一致，临床上与原研药品可以相互替代。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原则上应采用体内生物等效性试验的方法进行一致性评价，在相似的试验条件下单次或多次给予相同剂量的试验药物后，受试制剂中药物吸收速度、吸收程度与参比制剂的差异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标准值的80%~125%）。“这个指标定得相对宽泛。如果某款仿制药的释放速率、释放程度是原研药的80%，那么产生的疗效肯定要比原研药低。”崔永耀教授说。

这样的标准最终会对仿制药产生何种影响？“第一，仿制药是仿制原研药的有效成分，有效成分是公开的，但药物制作工艺、药物晶型及添加成分是不公开的。制作工艺和晶型差异影响药物稳定性、疗效；第二，辅料、杂质的存在也影响着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是最终影响疗效、安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这导致的结果是，仿制药和原研药之间是有差异的，一个是疗效差异，一个是潜在的毒性差异。”

另外，原研药和仿制药的研发历程是不一样的。原研药经过了对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层层筛选和严格的临床试验才得以获批上市，有效性、安全性得到充分证实。上市后再通过IV期临床试验进一步把药物疗效、安全性发展到最佳状态。“但仿制药的评价仅有单剂量、短时间的评价。”

另外制剂的稳定性也直接关系到药品质量和临床疗效。对药物制剂的要求，首先保证药物以有效浓度到达作用部位发挥作用，其次保证药物在有效期内稳定发挥作用。

而生物等效性其实并不等同于临床等效。何故？其一，影响疗效的因素很多，生物等效只能说明血药浓度基本是等效的，但不能保证疗效等效；其二，生物等效性研究人数一般为18~24例，样本量小，易受个体差异和其他因素干扰产生偏差；其三，生物等效性的研究人群为18~40岁健康人群，其生理特征和老人、儿童、孕妇、疾病患者等特殊人群有区别。

尤其是对于肿瘤患者，由于病情进展较快、治疗窗口窄等原因，药物之间的细微差异都很有可能造成临床治疗效果的显著不同。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规范的检测体系，把评判标准提高，比如提高到90%~125%，这样做出来的仿制药相对可以替代原研药。像美国很多仿制药就能替代原研药，国内目前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原研药可及性大大提高

近年来，医药领域一系列政策改革意在减轻患者负担，提高患者的用药可及性，进口原研药的价格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高不可攀”，可及性已经大大提高。

首先是进口抗癌药零关税政策。从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我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减轻了癌症患者的用药经济负担。

其次是抗癌药陆续进医保。2018 年 10 月 10 日起，17 种抗癌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涉及非小细胞肺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等多个癌种，谈判药品价格平均降幅达 56.7%，最高达 70%，大幅减轻癌症患者负担。以经典抗癌药、全球首个肺癌靶向药，2004年获批进入中国的吉非替尼为例，早在 2017年2月原研吉非替尼就成功进入国家医保药品乙类目录，惠及了更多患者。

2019 年 3 月至今，“4+7”带量采购在 11 个试点城市全面启动，中标药品以量换价，25 种中标药品平均降幅 52%，其中原研吉非替尼作为唯一中标的进口肺癌原研靶向药，价格降到 547 元，降价幅度高达 76%，医保后患者只需支付几十元到二三百元不等；2019 年，4+7 政策全国的覆盖面持续扩大，将会有更多的肺癌患者获益。

仿制药不能百分百等同于原研药，而治疗方案和药物的选择对于癌症患者来说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对此崔永耀教授说“癌症患者本身的生命周期是有限的。一个癌症患者对生的渴求非常强烈，每一个治疗方案都是救命稻草，牢牢抓住。”

其实作为全球首个、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肺癌靶向药，原研吉非替尼在中国15年临床使用的时间里，循证医学证据得到最充分的证明。原研吉非替尼不需要介意患者服用食物的热量对药物产生影响，或与食物成分发生冲突，一天一次使患者依从性显著优于多次给药，治疗方便，患者依从性高。

“如果给患者建议的话，第一，对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老人、儿童、孕妇，第二，对一些治疗窗口比较窄的药物，第三，针对危重疾病比如肿瘤、心血管疾病，这些情况下，最好是选择稳定性和疗效更有保障的药。医院里要开出一个窗口满足患者使用原研药的治疗需求，如果医院里没有这样的原研药，可以到社会药房去买，不能将就，最后反而达不到治疗目的。”

“从药物经济学角度，如果疾病进展或者加重了，要花费更多的钱，付出更大的成本。从医生的角度，应明确告诉患者有几种选择和相应的差异，最终患者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来选择。医生执业法要求，医生要正确诊断疾病，正确使用药物，根据病情使用药物。从政府的角度，如果没有进医院药房，也希望它能进社会药房。”崔永耀教授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