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用伦理学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生命伦理学
生命伦理学涵盖了临床的、规范的、理论的和文化的等诸方面问题和学科领域，它带来学科的观念碰撞，也带来影响深远的跨文化对话和交锋。在学术话语的文化功能日益凸显的今天，我们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人类文明发展，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下的中国生命伦理学。
与儒释道融合的主流文化相适应，中国古代形成了“”“贵生”或“生命”的文化形态的生命伦理话语。中华传统医学和卫生保健的历史，积淀并融入了丰富深厚的文化生命伦理资源，与“生生”、“顺生”、墨家“贵生”、佛家“不”的哲学传统和话语脉络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悬壶济世”的职业理想与“择善固持”的文明守望的内在契合，描绘的乃是人的身体伦理与文化的伦理生命的融会贯通。这是一种广大和谐的生命伦理的文明话语和文化“道说”，是我们用来诠释生命伦理学的根基性的中国话语资源。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生命伦理学的根本旨趣，在于承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20世纪70—80年代生命伦理学从传入中国起，我国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就一直受到普遍主义的话语。话语体系虽然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但不能完全解释我们自己面临的问题。而生命伦理学要突破话语体系构筑的无形围墙，关键是摆脱话语对生命伦理学的理论或原则的知识学定位，从中国传统和现实问题出发，拓展生命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话语方式和知识谱系，并阐扬其中有待深入挖掘的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
中华传统生命伦理话语，既是守望我们的文化根本和家园的语脉根系，更是构建生命伦理学话语体系的语境前提。我们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医疗卫生体制和保健的现代背景下，以中国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生命伦理学的传统和现代性，将传统话语体系中精深的生命伦理论述进行现代，使之焕发生命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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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有着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核心价值，对诸如医患和谐、医德规范、医疗保健和生命等，有一套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理论逻辑和话语体系。这是生命伦理学不能理解、也无法准确呈现的生命伦理观。所谓“医者意也”，不仅要揣摩、取象自然，意会、、四时，还需进一步意会帝王之业，意会之业。在这种观念指导下，中华传统医学哲学及医疗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生命伦理学的话语资源。
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生命伦理学，“语境突围”至关重要。我们要正确看待中国与世界的辩证关系。我们所言说的“世界”，是由中国话语体系所呈现的世界。这就要求我们从中国价值的普遍性意义中转换出一种国际化表达。与此同时，我们的中国话语又是世界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立足于本民族的话语资源和价值核心，还要以全球化的视野充实之、丰富之，使之兼具一种互镜、古今对看的形态学远见。
与整体生命观相契合，中国古代形成了“大医精诚”的临床生命伦理话语。《黄帝内经》言：“天覆地载，悉备，莫贵于人。”医者要生命，避免“五过四失”。唐代孙思邈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著有《备急千金要方》，其中《大医精诚》篇阐明大医治病旨：“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这些话语字字千钧，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资源的创造性开发，要在比较与互鉴中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生命伦理学，就是用现代生命伦理学的话语，将“大医精诚”的临床之道、“医乃仁术”的医德规范、“上医医国”的理论和“生命”的文化，融合成为一种彰显中国元素的生命伦理学话语。
与“普同一等”的行医准则相一致，中国古代形成了“医乃仁术”的规范生命伦理话语。古代医家从医乃仁术的医德规范出发，要求对所有的病患一视同仁。三国董奉隐居庐山，不事农耕，每日治病救人，亦不取钱，唯嘱重病愈者植杏五株，轻者一株，得十万株杏林，以每年所得之杏资助求医穷人，留下“杏林春暖”一段佳话。医家遂得“杏林”之名。晋代杨泉在《论医》中说，“夫医者，非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答理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明朝王绍隆在《医灯续焰》中直接定义：“医乃仁术。”明朝陈实功著《医家五戒十要》、清朝喻昌著《医门法律》，都详细制订了医家行医的具体规范。
用中国话语体系诠释生命伦理学，必须超越普遍主义和文化特殊主义的局限，真诚地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和期待，真实地建构和谐医患关系，建构中国形态的医疗美德和医疗。在叙事、规范构建、医德涵养、制度及文化建设方面，大力推进中国生命伦理学的话语体系的构建。
与“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生命相比照，中国古代形成了“上医医国”的理论形态的生命伦理话语。内经《灵枢·师传》概括了治病与治民的相通理论：“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子孙无忧，传于后世，无所终时。”《国语·晋语》有言：“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北宋范仲淹直言：“不为良相，愿为良医”。“良相”把脉家国天下，旨在济世救民。“良医”把脉人之身体，旨在治病救人，都是以之德为前提，是践行、施行仁术的理想之表征。这些生命话语体现了“医国与医人”“治民与治病”“良相与良医”在理论逻辑上的相类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