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20:货币政策“暗藏玄机”
2020年,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
又将面临怎样的改革与“动荡”?
伴随着12月12日,中国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落幕,中国的治理方案已经付出水面。“未来以来”。
针对2020年中国经济将进行的重大改革和运行逻辑,我们将尝试进行尽可能深入的分析和解读。
如果你有同样或者不同的见解,也欢迎在文末留言与大家分享,交流。
在此次会议,关于2020年重点工作,前三条强调完“稳定”和“三大攻坚战”任务之后,第四条对于货币和财政政策的阐述则笔锋直下。
相比于以往或“宽”或“紧”,抑或是“稳定”的简单表述,此次会议使用了更加具体的表述: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大力提质增效,更加注重结构调整。”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而且还强调了: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协同精准发力。”
显然,高层并不满意2019年采取的低效财政扩张政策。
积极财政不仅要稳定经济,更关键的是要促进结构调整。
同时,对于货币政策,中国依然在坚持不大水漫灌,即所谓的“宽货币”政策,而是强调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与流动性的“合理充裕”。
“稳定性、结构性、灵活性、合理性”,将是2020年中国货币、财政政策的关键词。
换句话说,2020年的货币财政政策要在保证完成“三大攻坚战”基础上,对于本身需要高杠杆支撑的创新经济、科创企业、基础建设,民生投资,以及产业转型升级等合理经济需求提供支持。
而对于金融投机、楼市炒作、是虚假创、落后产能等金融需求依然将坚决遏制,绝不放松。
同时,中国也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单纯的货币、财政政策,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的调节都解决不了“滞涨”和投资效率低下的问题。
只能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同精准发力,引导资金投向供需共同受益、具有乘数效应的领域”才能实现“逆周期调节”的效果。
因此,下一步,制度激励将代替货币数量的刺激。
中国将把金融改革的重点从“金融整肃”,转移至包括:建立资本市场规范,扩大金融开放,加快国资国企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建立倾向于实体经济的金融融资渠道和银行激励机制等,更具建设性的一系列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的改革上。
与此同时,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金融监管平台、数字货币等的现代化金融管理、监督机制也将快速推进。
紧接着,在此次会议关于2020年重点工作的第五部分,中国对于希望支持的实体经济和相关产业,即所谓“合理充裕”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和解释。
这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从“破旧”转向“立新”,建立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过程中目标更加明确。
按照此次会议内容,创新驱动和改革开放,将成为中国经济的“两个轮子”。
其中:
企业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区域发展战略、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
共6个方面将成为中国重点支持的经济增长点。
对于如何保障这6个方面的加速发展,中国在提出财政、货币政策的倾斜和支持后,更多地提出了以理顺发展机制、推动相关改革,以释放主体活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的方案。
科技体制改革、健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土地计划管理方式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完善区域政策和空间布局,以及上之前提到的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
共8项具体的改革和机制建设被逐一点名。
没有之前关于“深化改革”的含糊其辞,而是采取具体点名的方式,这说明中国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已经十分明确。
无论是科技体制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改革,抑或是土地改革、区域经济政策完善,都已经是老生常谈,也无不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关键桎梏,只不过迟迟未能有效推进,甚至随着“金融整肃”和经济增速下滑,改革进程有所减缓和中断。
此次会议,以点名的方式重提这8项改革,显然是习近平希望在2020年能够在这些方面有所斩获,并作为落实中国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
中国的领导人显然很清楚,中国经济规模庞大,更有超大型的市场为这种规模提供着坚实的支撑。
即使缺少了金融资本、房地产快速增长对于经济的拉动,只要是科技创新、农地入市,抑或是区域经济递进式产业转移和升级,无论那个领域形成突破,都将为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增长空间。
中国经济有足够的体量和空间忍受承改革的“阵痛”。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改革”本身的迟缓,甚至是被各种“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所歪曲、误导。
因此,在2020年“切实把中国领导经济工作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就成为了习近平对于未来中国经济工作的最终要求。
一切又都落回到了人的层面。
如何在破除旧有利益机制之后,建立新的利益引导、激励机制,重新启动中国经济的新发动机,将民众的建设热情、消费能力释放出来;将企业的创新能力、开拓意愿激发出来,将在2020年初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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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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