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增长的快与慢

“中国一定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这是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约翰·哈斯勒教授提出的问题。

如果我们一时间找不到答案，不妨先从全球视角看一看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9年和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2.4%和2.5%，全球经济复苏仍显脆弱。

“可见，快与慢是一个相对概念。”一位长期跟踪各国经济数据的学者告诉新金融记者，美国2019年的GDP增速大约为2.5%，这在发达国家中算快的，但仍不到中国GDP增速的一半；印度2019年的GDP增速是5%，为11年来最低，这也说明在金砖国家中，中国经济的含金量仍是最高的。

前些年，不少国际投行都认为，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速的下限是8%，因为政府需要面临就业的压力。如今看来，国际投行显然低估了中国决策层对经济整体情况的把握能力，以及用速度换质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决心。近两年，中国政府逐渐淡化GDP指标考核，谋求高质量发展。

实际上，从2010年开始，中国原有的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经济环境。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同样数量的资源要素投入，很难获得过去那样的高产出，这一方面是因为边际效用递减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高投入、高损耗、高成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对此，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就明确表示，“在确保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基础上，让中国经济适当减速，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益，是明智之选。”

2019年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在《财经》(博客,微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增速已滑至6%，该刹车了》的文章，其核心内容很简单，就是“GDP增速应该保6”。

余永定认为，“GDP持续下跌形成的悲观预期导致投资、消费减少的趋势愈加明显。总需求减少会导致GDP进一步下跌，形成恶性循环。”GDP和GDP增速是几乎所有经济、金融指标的分母，分母的减少会导致所有指标的恶化。

比如，2018年的去杠杆，目的是减少分子（负债），但因为分母（GDP）减得更高，杠杆率不降反升。再比如就业问题，从整体看问题不大，但各行业之间有结构性的差异，GDP增速如果过低，结构调整的难度就进一步加大。

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在《保6有必要吗？能保6吗？和余永定教授商榷》一文中明确反对保6，列举了诸多反周期刺激政策带来的负面后果，认为保6既无必要也不太可能，若为此继续之前的宏观刺激政策，只会带来更糟糕的宏观后果。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甚至认为，“当前的经济已经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商品经济的GDP重要性开始下降”，投资者不应只盯着GDP，而是应关注就业、教育、医疗保障、研发投入等直接反映民生和经济发展潜力的指标。

数字经济和商品经济统计有什么不同？彭文生认为根本性的差异在于数据的非竞争性，“传统商品具有排他性，一个人使用了，其他人就不能用，比如石油，消耗了一吨就少一吨。”彭文生认为，“但数据不同，今天信息的复制和传输成本几乎为零，数据及相关的一些应用具有非竞争性，一个人的使用不影响其他人使用，边际成本几乎是零。比如微信作为App，许多人都可以下载，也不影响其他人使用。又比如在数字化时代医疗数据可以低成本由很多医生共享，提升诊断的准确性和治疗效果。”

表面看，经济学家争论的是“GDP是否保6”，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对中国能否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忧虑。

2007年，世界银行在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时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力图解释为什么很少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高收入国家。过去10年，所有人都在关注中国经济出现的两个变化：其一，中国人均GDP开始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其二，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减速。很多经济人士开始担心，中国经济的这种状态是否会成为趋势性的常态，也就是所谓坠入“中等收入陷阱”。

前不久，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表示，我国人均GDP在2019年将首次超过1万美元。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世界银行定义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9200美元），十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水平（12235美元）。毋庸置疑，中国经济只要能够保持现有6%的增长速度，几年内就能跨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跨上去之后，能否站得稳。

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总书记直接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即增长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是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迈过门槛，实现赶超。

如果这么看，GDP增速的快与慢只是表象。

撰文/张兆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