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与病毒的博弈：数字化时代人类该如何生存？

　　不同的镜子，折射出不同的世界。

　　进入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只“黑天鹅”从武汉飞出，迅速扩散到全国，如今甚至辐射到全球。隔离，开始成为人们一种主要的生活方式，大到城市的封锁，小到个人足不出户。基于这样的情况，数字技术的作用在整个疫情当中凸显，比如人们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获取外部消息，进行反馈和互动，比如公司的商业模式开始发生改变，线下到线上的改变，甚至于改变了人际之间的关系。

　　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写道，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

　　这意味着什么呢？人与技术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当人类真正进入到数字化时代以后，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来看，身处这个场中的个体，将不可避免地发生相互影响，而这之间的相互影响就会发生改变，无论是人，抑或技术本身。

　　罗汉堂作为研究数字经济领域的前沿机构，跨界联合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传播学家，线上共同探讨了相关问题，以期在这个高度数字化的时代，找到人类生存的真相和方向。罗汉堂于2018年6月26日在杭州成立，是由阿里巴巴倡议，并由社会科学领域全球顶尖学者共同发起的开放型研究机构。

　　疫情、病毒、信息

　　在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泳看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引起的关注度，是空前的。

　　他举例说，2003年SARS的时候，人们交流的方式还以手机短信为主，网络社交媒体还没有形成。

　　2003年9月的时候，QQ用户注册数刚到2亿人 ，而同时在线人数不到千万人。

　　按照这个数字来看，在近20年后的今天，仅仅微信用户的全球用户数就已经超过10亿人。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蓬勃发展，对于信息传播加以不断赋能，信息的传播速度、传播规模以及传播质量已经超出人们本身的想象。

　　胡泳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其中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比病毒还要快。

　　自从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表示新冠肺炎肯定存在人传人以后，相关的隔离和封锁措施就开始被采用，以期斩断传播途径，包括武汉后来的封城。但是，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信息却是封不住的。

　　由于社交媒体技术的发展，人人都可以在网络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无论通过怎样的终端，比如手机、电脑，繁杂的信息都可以传递出去。

　　伦敦大学学院人类学系博士后王心远专门研究数码人类学，在相关会议上作出了一个阐释，那就是，几年前人们还在探讨到底是“互联网+”还是“+互联网”，但是在她看来，如今这个问题可能并不需要回答了，因为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人类日常生活的底层逻辑，渗透力极强、存在感极低，因为对于人们来说，互联网可能已经成为近乎于空气的存在了。

　　如果你有新鲜的空气可以呼吸，你会想到空气吗？但是如果没有空气，你会不会感到活不下去？互联网可能不外如是。

　　正因为如此，数字化时代下，信息的传播是无法隔离于人之外的。同时，考虑到信息传播的快捷性、难阻拦性，以及海量的信息数据，对于人们来说，信息过载可能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大的问题之一，而疫情的背景下，这个状况尤甚。

　　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政论家李普曼就在其所著的《公众舆论》一书中，论及拟态环境问题。所谓“拟态环境”，是指大众传播活动形成的信息环境，并不是客观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过对新闻和信息的选择、加工和报道，重新加以结构化以后向人们所提示的环境。

　　那么，对于数字化时代下的大众来说，每个人，由于其认知不一以及获取到的信息不同，认知这个世界的看法自然也是不同的。

　　胡泳提到，传递到大众眼中的信息，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虚假的，同时信息量过大，人们难以找到可靠的信息源，从而会形成不确定的环境。疫情之下，这些信息引起人们的情绪焦虑。

　　很明显，数字化时代的技术，给人们创造了新的生态，但很明显的是，新的生态还有很多我们技术本身没有弄清楚的地方。

　　罗汉堂秘书长、经济学家陈龙教授认为，技术的发展，恰恰将这种问题放大了。

　　其实很容易理解，当类似于新冠肺炎疫情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以后，原来可能由于技术不发达，全球流动性差，很难引起其他地域的恐慌，比如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但是，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这一界限，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已经被打破。

　　王心远额外补充了一下，她说，人和信息之间的关系其实是被社会关系所中介的。很多人相信的是，某个信息是被什么人所传播的，而并不是信息本身。

　　换句话说，人们相信的信息，很大程度上，也会基于对信源本身的信任程度。即使信息技术再强大，可以每时每刻触达到大众，但如果大众本身不认可你，那么各种传播也就都是徒劳的。这种信任需求的出现，可能也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区块链技术可以异军突起的重要原因。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将这个问题作出了具体的解释，他提到了一些随之而来的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很多隐性集体特征其实被忽略，但却确实存在，比如疫情暴发后，公共场所献血明显行不通了，邻里之间的交流也在变少。

　　昨天、今天、明天

　　中科院心理所副研究员周洁提出了一个问题，虽然数字技术已经有了如此广阔的应用，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它和人类已经建立情感的联系了吗？还是说，人们仍然只是把工具当作一种手段、一种途径？

　　如何验证？

　　她打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方，将“昨天”定义为技术和人类还没有建立情感联系，以疫情的发生为这当中的节点。对比人们在疫情发生的前后表现，疫情之前人们同样会进行线上活动，但是通常的行为是基于线下，具体来说就是，想要约人出去玩，线上沟通、线下见面，一切的关系还是基于线下。而当疫情来临之时，线下的网络开始被迫中断，不能见面，相关的线上产业开始蓬勃发展，人们试图开始基于线上生态维持生活工作的进行。

　　将昨天和今天对比，从人的心理出发，最有趣的点就在于，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不一样了。昨天的时候，人们思考问题是基于已有线下活动，而到了今天，人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则变成了从线上出发。

　　表面上看起来，昨天和今天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实际上，人们心中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改变。换句话来说，昨天，线上通讯技术可能承载的功能是信息交换，今天线上技术承担的功能更多。

　　但是，技术本身在昨天和今天似乎并没有发生改变，还是一样的产品。那么，可能这并不是合适的，比如在疫情发生之后，很多在线平台一度因为流量瞬间剧增，造成服务器瘫痪，都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昨天”与“今天”的差别。

　　那么回到之前的问题，如何解决疫情下暴露出来的这些和信息相关的问题呢？

　　传播学家胡泳提出两个办法，一是用正确的信息去湮没错误的信息，二是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但胡泳也承认，这两种方法都不是短期可以见效的，需要时间。

　　社会学家严飞则是基于此提出了三点观察，一是人们的学习行为发生深刻改变，二是新家庭主义的深化，比如家人之间线上的交互变得更加频繁，三是社会情绪变得更容易凝聚。

　　数码人类学专家王心远则认为，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我们其实可以借此机会重新定义人，因为人和技术都在发展和变化。

　　心理学专家周洁表示，情感不同于态度，需要理解人的心理来应用和改善技术。

　　回顾四位不同领域专家的观点，其实我们会发现，他们关注的侧重点不同，但却都是有效的。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开发者，还是技术使用者，甚至于技术本身，这些可能都是需要考虑的东西。

　　对于此，陈龙教授给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想法。他说，技术不会改变本质的东西，但是它会放大，会改变很多的方式，所以有正确的声音、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研究、正确的思考非常重要。“我们罗汉堂有句话‘用思想探索未来’，我想这是一个共同的期望。我们希望构建一个全球思想者的开放社区，邀请更多的跨界学者和我们一起思考未来。”

　　上世纪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媒介是人的一切外化、延伸及产出。如果将这个论断放大，与人类相关的技术是人的外化、延伸及产出，或许也并不为过。

　　在数字时代的明天，如何将不同领域的观点及看法相融合于技术，可能才是这个时代人们更需要思考的事情。

　　（编辑：黄玉璐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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