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岁老党员吴建璞：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

　　新中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和“活化石”

　　96岁老党员吴建璞15年如一日坚持亲自交党费

　　本报记者 马超 王志堂

　　96岁高龄，6.5公里路程，30多分钟公交车程，288元党费……“七一”前夕，他又一次将党费亲自送到了党支部，这已经是第15年。

　　吴建璞，山西省法学会退休干部，曾参加日本战犯侦讯工作、山西省法学会筹建工作，也是改革开放后山西早期的律师之一。

　　“吴建璞同志是我国法治建设的见证者和‘活化石’,退休后仍坚持学习，关注法治建设，身为党员，不忘初心，十多年来坚持亲自交党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山西省法学会党组成员、专职副会长马俊这样评价道。

　　初次申请入党没被通过

　　在太原市王村南街的一个老旧宿舍区，记者见到了早已在楼下等候的吴建璞。

　　身材有些佝偻，眉毛花白，虽已近百岁，但他精神矍铄，不用搀扶，一口气爬3楼。

　　单元楼3层的一套70多平方米的房子是吴建璞和老伴儿的住所，没有装修却干净整齐。卧室一侧的书架上整齐地码放着各类书籍，涉及法律、文学、历史等，其中《改造战犯纪实》《历史的审判》格外醒目。

　　吴建璞出生在湖南常德，祖父是徽商，父亲曾是国民党北平法院推事，参加了对川岛芳子的审判。

　　受父亲影响，吴建璞从小就对法律表现出浓厚兴趣。

　　1947年，24岁的吴建璞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与高铭暄、萧蔚云等后来的法学泰斗同窗学习。

　　1951年8月，刚刚毕业的吴建璞被分配到当时的最高人民检察署一处工作，专门办理战俘、特务等特种刑事案件。

　　不久，吴建璞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由于家庭背景，这次入党申请没有通过。

　　侦讯起诉28名日本战犯

　　1953年，对日本战犯侦讯审判工作启动。按照周恩来总理指示，最高检拟成立专门机构负责。但在名称上，却出现了分歧。

　　“我提出叫‘东北工作团’,”当时负责会议记录的吴建璞回忆说，当时工作团是一种通称，以“工作团”形式利于保密。冠以“东北”二字，以示在东北工作。

　　很快，他的建议得到了最高检党组的同意。1954年2月，由最高检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李甫山任主任委员的“东北工作团”成立。

　　31岁的吴建璞被任命为团委秘书，而他也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组织信任。

　　到东北后，工作团立即着手对在押日本战犯的侦讯，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伪满洲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等战犯先后认罪。

　　侦讯结束后，作为团委秘书的吴建璞又投入到起诉书的起草工作中。期间，他随工作团多次到中南海及彭真住所就起诉书内容进行研究。

　　一天晚上11点多，李甫山接到电话，周恩来总理要夜审起诉书送审稿。遵照指示，吴建璞将送审稿交机要员呈送政务院。次日上午，吴建璞见到了总理的批复。

　　“每一句话末尾都留着总理用毛笔圈点的笔迹，末尾落款‘周恩来’三个字，说明总理工作了一整夜，每一句话都认真看过。”说到此处，吴建璞有些动容。

　　1956年7月1日，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古海忠之等28名战犯公开审理。最终，28名被告分获12年至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庭审为被告聘请了律师，这是新中国在大型审判中首次引入辩护人制度，意义深远。”吴建璞说道。

　　完成入党心愿筹建法学会

　　1958年，吴建璞被下放到山西省曲沃县劳动锻炼。随后又调入侯马市委、临汾地区体委和山西省体委工作。

　　这期间，吴建璞多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但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让他的入党心愿迟迟未予实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刚刚恢复，出现了大量急需探讨和研究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很快，法学会的筹建被提上议事日程。

　　1980年8月，有着法律背景的吴建璞回到了复建不久的山西省司法厅。

　　两年之后，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山西省司法厅恢复组建后的第二名新入党党员，不久又参加到省法学会筹建工作中。

　　一间办公室，三四个人却承担着调查全省法学人才、发展会员、草拟章程等繁重的工作，经常穿梭于几个部门。

　　1985年2月，山西省法学会正式成立。

　　“法学会成立之初，工作人员很少，许多工作都是大家一起做。会员积极性也很高，想要在《晋阳法制》(原名《山西法学通讯》)发论文都得排队。”说到这里，吴建璞脸上露出了微笑。

　　一次，晋东南地区的一位同志拿着当地产的小米找到吴建璞，希望发自己的论文。

　　“你把论文留下，小米拿回去。稿子发不发要看质量。”参与刊物编辑的吴建璞直接回绝，“后来我们对论文进行了研究，认为符合刊发要求，就安排了。”

　　退休后做律师注重传帮带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建立，让群众对法律需求的不断增强，让吴建璞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