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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2021，从全球新冠趋势逐渐放缓，到最新变异毒株Omicron再次让人们忧心忡忡，从气候变化上升为全球性问题，到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表面，种种事件的发生都注定了2021的不平凡

　　回顾2021，从全球新冠趋势逐渐放缓，到最新变异毒株Omicron再次让人们忧心忡忡，从气候变化上升为全球性问题，到天问一号成功着陆火星表面，种种事件的发生都注定了2021的不平凡。

　　最近，国际科学期刊Nature公布了2021年度十大人物榜单，回顾了在过去一年内那些值得铭记的人物和他们的成就。

　　正如Nature特写部主编Rich Monastersky表示，“从追踪危险的新冠变异株到证明气候变化在极端天气中的作用，再到将探测器送上火星，本年度Nature十大人物聚焦身处重要科学事件中心的个人，这些科学事件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Winnie Byanyima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和联合国副秘书长，也是妇女权利、治理及和平建设方面的领导者。

　　在Byanyima看来，医疗保健作为一项，应该让更多人有权享受，这也包括了新冠疫苗。为此，Byanyima等人共同创立了“人民疫苗联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争取向有权势的提出精心定制的论据《探索》杂志社官网，强调支持疫苗公平，促进他们的目标。

　　今年5月，Byanyima和同事赢得了一场意外的胜利。当时美国全力支持南非和印度提出的放弃围绕新冠疫苗的知识产权保护，以期增强全球性的制造能力。

　　全球卫生政策研究员Matthew Kavanagh表示：“在疫苗出现之前，Byanyima就已经提出了疫苗公平，如今其他人也在为此努力。”

　　Byanyima正在努力确保科学的成果改变生活，她表示，“如果没有减少不平等的决定，我们将一事无成。”

　　Friederike Otto是一位德国气候学家，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ECI）的副主任，同时也是世界天气归因组织（WWA）成员。她的研究重点是外部气候驱动因素如何导致极端天气状况。

　　全球范围内，面对热浪、洪水和干旱不断加剧，作为归因研究领域公认专家的Otto评估了人类是否应该为此承担某些责任《探索》杂志社官网。

　　几年前，科学家们还很难确定气候变化是否应归咎于特定的极端事件，以及它们的相关性。当WWA首次尝试分析极端事件，许多科学家对归因研究还持批判态度，因为他们只使用一两个气候模型，而没有评估这些模型是否能够可靠地模拟所讨论的极端事件。

　　如今，Otto和她的团队制定了新的策略，使用了多达50个模型的气候模拟。WWA也运行了数百次计算机模拟，以比较世界上某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人类没有增加温室气体的事件发生的概率。

　　8月，这一方法被着重写入了气候科学的“圣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第六次评估报告中。该小组在报告中表示：不断增加的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极端天气更加频繁、更加强烈，这已经是“既定事实”。IPCC表示：“在个案的基础上，科学家现在可以量化人类影响对许多极端事件的规模和概率的贡献。”

　　“在理解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方面，归因研究非常重要，”瑞典隆德大学研究气候适应和治理的社会科学家Emily Boyd说，“科学正在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它让我们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思考气候和脆弱程度之间的关系。”

　　今年5月15日，随着火星探测器安全着陆在火星表面，这标志着中国航天完成了长达4.75亿公里的旅程。张荣桥感叹道，此次任务印证了十年磨一剑这句话，中国也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将火星探测器送上火星的国家。

　　作为天问一号总设计师，张荣桥负责协调着一个数万人的团队，建造天问一号探测器并执行探测任务。天问一号包含火星轨道飞行器、着陆器《探索》杂志社官网，其中着陆器还包含火星车“祝融号”，“天问一号”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和展示中国在探索月球以外的太空任务中的实力。

　　现在，探测器已经返回了一些科学影像等成果。航天器停靠在一个名为Utopia Planitia的撞击坑上，此后火星车向南行驶了1200多米，拍摄了一些珍贵的全景照片。

　　中国计划在 2024 年向小行星Kamoʻoalewa执行样本返回任务，并在2030年前执行火星样本返回任务。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昆士兰科技大学的天体生物学家David Flannery说，对中国来说，真正的研究财富即将伴随着下一轮的太空探测到来。

　　研究人员表示，“天问一号”推动了中国新兴的行星科学领域《探索》杂志社官网，同时也培养了肩负这一使命的新一代科学家。

　　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因为一篇未发表论文批评了大型语言模型对环境的影响和潜在的偏见，Timnit Gebru被谷歌解雇。

　　Gebru被解雇后，在网络上引起了诸多讨论，也加剧了她对人工智能领域反黑人歧视的担忧，以及该技术可能对社会边缘群体造成的伤害。她的遭遇同时也获得了数千名研究人员联合支持。

　　Gebru表示，过去一年发生的事件足以让人们认识到，人工智能的错误不应被视为技术问题，而是开发该技术的环境存在缺陷的表征。

　　纽约大学研究人工智能社会影响的Meredith Whittaker表示，外界从这一事件突然意识到，谷歌对道德的承诺“微不足道”。此次解雇也让人们关注到人工智能研究对企业资金的依赖，以及学术界的态度。

　　2020年，Oliveira的团队在南非样本中发现了新冠病毒的Beta变种，几个月后外国政府开始限制来往南非的旅行。

　　在医生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现新变种之前，他们注意到，COVID-19流行过的地区，感染病例又出现了意外上升。Oliveira说：“阻止疫情大流行的方法是迅速采取行动，等等再看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Oliveira使用于2017年创建的KRISP技术追踪了登革热和寨卡，以及艾滋病和结核病等更常见的疾病背后的病原体。

　　在非洲乃至世界各地，从未有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对同一病毒的这么多不同样本进行过测序。Oliveira的工作影响了防疫政策制定，这种工作方式结合了尖端的分子技术，并与前线的医生和密切联系，实时制定相应的防疫政策。例如，他们绘制了COVID-19在医院早期爆发的地图，从而制定了病房布局指南，防止病毒在医院中传播。

　　伦敦生物医学研究慈善机构Wellcome的主任Jeremy Farrar说，Beta和Omicron变种在南非的快速识别加强了疾病监测在全球的重要性。“如果疾病监测分布不均匀，那么在疾病监测有限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新的COVID-19变种，甚至出现新的疾病，并不受控制地传播。”

　　在论文中，团队对人类和其他20种模式生物的几乎所有蛋白质结构进行了预测，总共约25万个。Nature援引芝加哥大学生物物理学家Tobin Sosnick的评价称：“这将彻底改变现代生物学。”

　　第一代AlphaFold基于神经网络技术，预测了目标蛋白质各部分之间的距离，但并没有生成足够详细的预测，时任团队联合负责人的Jumper决定将研究从头开始，同时，Jumper还有着更大的野心，他希望AlphaFold2对底层神经网络进行彻底改革，为科学家们提供更可靠的预测。

　　2007 年，John Jumper在剑桥大学攻读凝聚态物理博士学位，但是不到一年就发现这不是自己真正感兴趣的课题。于是他拿着剑桥大学的硕士学位加入了世界上“最豪华”的分子动力学研究所，也就是对冲基金大佬D.E. Shaw的D.E. Shaw Research研究所从事蛋白质的计算机模拟工作。

　　2011年起，John Jumper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理论化学博士和博士后学位。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用机器学习技术来研究蛋白质动力学。在博士后毕业三年之后，Jumper带领着DeemMind团队在蛋白质结构预测大赛CASP14上一鸣惊人。

　　数十年来，菲律宾的原住民领袖Victoria Tauli-Corpuz一直在为全球原住民权益而不断奔走。

　　今年，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发达国家和慈善机构承诺提供17亿美元，以帮助世界各地的原住民保护森林和生物多样性，防止全球变暖。这对于全球的原住民来说这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而这项投资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Victoria Tauli-Corpuz。

　　2014年至2020年，作为联合国特别报告员，Tauli Corpuz寻访了世界范围内的原住民社区，与他们讨论在当地面临的挑战。在2016年提交给联合国的一份的报告中，她揭示了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等模式有侵犯原住民土地权利的风险。

　　在过去的35年间，她对割裂保护自然模式（fortress Conservation）提出了科学而强力的批评。Tauli Corpuz认为：“拥有地球上大部分生物多样性和碳的森林也是世界上原住民的家园。人们生活在这些森林里，我们应该与他们合作。”

　　尽管是经过了同行评议，在不少学术文章中还是会存在各种奇奇怪怪的表达，面对这样的情况，法国图卢兹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Guillaume Cabanac决心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

　　Cabanac的这项工作开始于2015年。当时他与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Cyril Labbé合作开发了一个程序，可以识别用SCIgen自动生成的不靠谱的计算机论文。

　　最初SCIgen这款软件只是用来搞笑的，但没想到很多人真的用它生成的论文去投稿，这也间接导致了期刊撤回了120多篇手稿。

　　到目前为止，Cabanac与来自PubPeer的打假小伙伴们在2000多篇论文中找到了近400个机器生成或者是机器翻译的奇怪短语，包括著名Elsevier，Springer和Nature。Labbé表示：“Cabanac对学术论文的行为非常沮丧，他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这些事情的发生。”

　　2021年1月8日，英国政府流行病学家Meaghan Kall完成了一份关于英格兰东南部新冠病毒的技术性简报。半小时后，她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条帖子，分析了报告的关键点。

　　对于Meaghan来说，这个行为其实有一定风险。因为她并没有得到顶头上司的允许，甚至都没有跟他说科学探索精神，不过很快，Meaghan的一系列推文成为了人们了解新冠病毒技术性问题的的一扇窗口。

　　今年9月Kall写到：“作为一名公务员，我说真话的空间有限。”在家人不得不隔离进行检测时，Kall还在自己的推特上公开了他们的照片，并邀请对疫苗有顾虑的公众给她私下留言。Kall表示，她的老板既没有禁止也没有鼓励她发推文，尽管同事们对她都很支持，而这种公开透明的沟通增强了人们对英国政府数据的信任。

　　在Kall关于新冠疫情的6000多条推文中，最受欢迎的是她对英国政府防疫政策的公开批评，尤其是将大部分病毒检测和追踪私有化的决定。

　　在研究新冠冠病毒之前，Kall花了十年时间为英国政府机构监测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可以说是感染追踪的专家。她说：“实际上我只是想确保人们拥有该有的权力，有可靠的渠道来了解科学数据，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科学探索精神。”

　　拜登上台后任命Janet Woodcock为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局长，但这个任命引起了争议。

　　82个罕见疾病患者权益倡导组织赞扬了她的领导能力，尤其是她在批准药物的决策中倾听了患者的声音，但同时，也有31个组织很不客气地提出质疑，认为Janet Woodcock对美国阿片危机的监管失误负有部分责任。

　　Janet Woodcock曾是一名医生。在FDA 35年的职业生涯中，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药物评估和研究中心，该中心负责确保药物在进入美国市场之前的安全有效性。在Woodcock的带领下，中心逐渐将药物评估过程现代化，引入了先进的临床试验设计和药物批准途径，并辅之以复杂的诊断测试，不仅如此，她还倡导患者及其倡导者在审批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到了6月，FDA做出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有争议的决定——批准治疗阿尔茨海默病药物aducanumab上市。FDA的一位发言人表示，局长没有参与aducanumab的审核和批准工作，但这并不能让FDA幸免于难。

　　11月，拜登提名前FDA专员、心脏病学家Robert Califf回国领导FDA。对于自己的前任，他表示：“无论如何，Woodcock也应该因为FDA的与时俱进而得到一些认可。”

　　前两天，Nature还对2021年科研界的重要时刻进行了总结和回顾，并评出了10大科研决定性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