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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各地很多同志（指男同性恋）最初开展的社区（又称社群，特指在生活方式、习惯乃至文化等方面有共性的某些人群）工作都是散发这本小小的刊物，它让同志在黑暗中彼此相识、彼此温暖、彼此安慰

　　“全国各地很多同志（指男同性恋）最初开展的社区（又称社群，特指在生活方式、习惯乃至文化等方面有共性的某些人群）工作都是散发这本小小的刊物，它让同志在黑暗中彼此相识、彼此温暖、彼此安慰。”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防治工作经验交流暨《朋友》项目10周年庆典与贝利马丁奖颁奖大会上，加拿大国际发布署公民社会项目甄里盛赞《朋友》在传递科学知识、推动中国政府防艾方面的积极作用。

　　“10年前，我们的社区是松散的、随意的。1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社区已经日益紧密探索科学的奥秘作文、公开，有共同的目标。这个过程中，张老师和《朋友》项目贡献了很多。我无数次听社区朋友们说，我们都是张老师的学生。”甄里说。

　　而“张老师”就是张北川。甄里认为，即便在今天的网络时代，这种纸质的小册子仍然有它存在的意义，因为仍有许多人并没有条件获得最新知识，为此，“我对张老师和他的团队心存感激”，甄里说。

　　河南三禾工作组负责人吴涛给记者讲述了《朋友》杂志的故事：一位68岁的副县级干部科学视频在线观看，退休后办了一个厂。2006年4月，他通过报纸知道了《朋友》并获得8期《朋友》杂志。他说没想到读了之后把自己几十年的困惑和迷茫都解开了。

　　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生殖健康专员李文晶说，资助《朋友》的福特基金会很有成就感，“这本杂志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小小印刷品的价值，它除了最早在同性恋之间传播正确的艾滋病信息外，同时也是让人们认识和了解这个群体的最好材料”。“作为历史见证，我很高兴看到这个项目在张老师的团队带领下，把这个小小的杂志从最初在很小的范围内发行变成今天的局面”。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美籍韩裔学者崔京姬在2003年6月昆明举办的“遏制男男性接触者艾滋病流行研讨会”上，提及其在问卷调查中得到的几个数据被调查者中有“49%的人读过《朋友》，其中89%的人喜欢并希望继续阅读《朋友》”。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曹晋对成都与昆明的同性恋关爱组织与热线电话的抽样调查中，都有被访谈者受益于《朋友》的记录。

　　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学图书馆期刊藏本中心主动收藏了全套的《朋友通信》。

　　2002年，联合国在关于艾滋病防治的正式文件中，表彰了《朋友》项目和张北川的工作，并引用了张北川的科研数据。《科学》杂志发表的中外科学家撰写的科研论文中，也引用了张北川的科研成果。

　　第一次读《朋友》的人，都会认为它貌不惊人：全白的封面简洁大方，上写“弘扬科学、促进健康、倡导爱心、共建文明”，64开小本。有意思的是，这个封面从第一期一直持续至今。尽管已经创办了10年，《朋友》仍没有公开刊号。在中国的出版体制下，《朋友》是体制外的出版物。

　　很难想象的是，《朋友》诞生在一个15平方米的办公室。“到那里帮忙的志愿者，从不因为这个房间小而使自己的胸怀变得狭隘。”曹晋曾以《朋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他撰写的《中国另类媒介的生产：以〈朋友通信〉为例》发表在《传播与社会学刊》(香港)2007年12月第4期上。

　　据介绍，《朋友通信》从1998年初的3000册增加至目前的15000册，发放范围扩大到31个省市自治区。邮寄之后通常剩下100册左右，还有若干社群内部的读者是通过传阅来满足阅读需求的。

　　“《朋友》融科普与爱心关怀为一体不是僵硬的死气沉沉的科普说教，在杂志的稿件编辑中，专家的建议艾滋病性病教育（13.43%）、艾滋病性病通信（3.53%）和专家来函（0.77%）三个栏目占样本总页面的17.73%，只有两个是以信函方式解决同性恋者遇到的各种各样问题，避免了一般科普杂志的教条化和等级化面孔，以及门诊就医的问题公开化，而是把同性恋者放在和专家平等的地位科学视频在线观看，以理解、体谅与协商的语调娓娓讲述如何应对出现的情况。”曹晋说。

　　《朋友》刊登传播艾滋病防治知识、开展人群调查、举办多方参与的学术研讨会等，在推动艾滋病防控工作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朋友》的公开和张北川的第一本书《同》（有关同性恋的理论专著）的隐秘，形成了鲜明对比。

　　1989年，张北川的医学启蒙老师、同事秦士德被同事攻击是同性恋，和年轻男子乱搞，走白专道路。

　　“秦老师讲到自己一度站在门诊楼的平台上，想跳楼。”在张北川眼中，秦士德是青岛大学医学院公认的最博学的医生之一，懂马列、老庄、自然辩证法，曾开过7门不同类别的课程，两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而其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尤令他感动。上世纪80年代初，为调查沿海地区流行的一种奇怪的皮肤病探索科学的奥秘作文，秦士德曾有意让自己染病，在无的条件下，自己动手切下病变的皮肤进行研究张北川曾问过秦士德，怎么样才能当一个好大夫，他的回答很简单：当医生就要有菩萨心肠

　　面对蒙受羞辱的老师，张北川站出来想为之辩护，可发现自己对同性恋根本不懂。他意识到，要化解老师遭遇的大难，只有依靠科学。这一切促使他加紧了阅读和思考。

　　1989年，张北川开始准备资料，1990年他开始着手写作我国第一部有关同性恋现象研究的理论学术著作《同》。在写作《同》的时候，他在办公室墙上贴了一张纸：“一般谈线分钟。”关起门来，他阅读了约200种性学及相关学科著作、1000余篇英文文献。

　　他逐渐认清了同性恋，“20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外大多数学界人士已认可一个观点：同性恋的形成是综合因素造成的，有先天的影响和后天18～36个月的环境影响。100多年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同性恋者占性成熟期总人口的比例为2％～5％，这个比例是恒定的，不随社会制度、经济文化而改变，同时，性定向一旦形成也不可能通过医学的治疗或者法律的惩处而改变社会大众对待同性恋的态度是不科学的”。

　　1994年2月，47万字的《同》问世。山东科技出版社没有任何宣传，只印了5000册，卖了7年还剩1000多本。

　　2001年4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出版（不再把同性恋认定为性或心理）后，同性恋现象引起广泛关注，几个月内，余书一扫而空。

　　一位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同性恋者告诉张北川，当时他偷偷买了这本书探索科学的奥秘作文，藏在宿舍里，读了一个星期，偷偷地烧了，害怕别人知道他的性倾向。还有一位，他不敢买回家，更不敢带回单位，只敢每天中午站在书店，看完这本书。

　　作为皮肤科医生，1994～1997年所开展的性工作者研究，也使张北川敏锐地感受到中国性病、艾滋病的严重局势，这促使了《朋友》的诞生。“我想，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本是朋友，也应当是手挽手走向未来的朋友，于是，我选择用朋友来命名。考虑到它类似于我与许多人之间信件往来一样的某种信息载体，于是想出《朋友通信》这样的名称。”

　　开始，没有哪家机构资助他办《朋友》，终于，在一位北京专家的介绍下，1998年，《朋友》获得了福特基金会5万美元的支持。当时《朋友》当信件邮寄，两三块钱一本，为了把钱用到实处，张北川寄信买的是打折的邮票。

　　最近，张北川又在新浪开了博客，里面既有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也有同志的倾诉，也有同志父母、妻子的求助，他都耐心地倾听科学视频在线观看，真诚地给予帮助探索科学的奥秘作文。

　　“我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国开始尊重科学，给公民以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给公民以活动的权利。这次开会，这么多领导来了，来给大家打气，说明他们很重视这个工作，说明中国的进步。”

　　《朋友》十年，让60岁的张北川满头白发，也赢得了无数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激科学视频在线观看。“但是，把过多的责任放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好的，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

　　马丁哥顿发言时的祝贺无意中透露出，11月28日会议的最后一天是张北川的生日。大家准备了大大小小的蛋糕和无数鲜花献给他，还有热情的拥抱和握手探索科学的奥秘作文。久久不肯散去的人群，那种真诚和热烈的场面令人难忘。

　　“大家尊重我，其实，我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临床医生，做了很普普通通的事情，无非是这个人群受伤害太深了，受歧视太深了。”张北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