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调查丨直击养娃高成本痛点 多措并举让教育回归校园本位

时报调查丨直击养娃高成本痛点 多措并举让教育回归校园本位何天宇 养娃教育成本几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增长率在放缓。其中，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过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一大原因。为此，中国经济时报推出本组调查报道，聚焦养娃成本之

养娃教育成本几何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增长率在放缓。其中，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过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一大原因。为此，中国经济时报推出本组调查报道，聚焦养娃成本之中的教育成本，探寻当下困扰家长的养娃难题，并探寻解决之道，敬请关注！

胡畔

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出生增长率在放缓。其中，家庭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过高是影响生育率的一大原因。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自2021年5月14日起至5月21日，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养娃教育成本网络问卷调查》。

此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205份，来自北京、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四川、河北、辽宁、江苏、广东、广西等25个省区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受访者参与了此次调查，共涉及国内64个城市，涵盖多个年龄段人群。其中，19-24岁受访者24人（占1.99%），25-29岁受访者70人（占5.81%），30-40岁受访者858人（占71.20%），40岁以上受访者253人（占21.00%）。

调查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生育意愿不积极。相较于生育和养育成本，教育成本在“养娃成本”中占较大比例。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要提高生育意愿，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力量支持。在降低教育成本方面，要把教育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加大投入，使教育回归校园本位，同时让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化发展。

育儿成本高致生育意愿不强

参与此次调查的1205名受访者，有1166人已婚，39人未婚；1158人育有子女，47人未育子女。值得注意的是，在47名未育子女的受访者中，有22人在“是否愿意生育小孩”选项中选择“不愿意”，占比高达46.81%。同时，在1158名育有子女的受访者中，有593人在“是否有生育二胎的打算（或已生育二胎）”的选项中选择“没有”，占比达51.21%。

事实上，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快和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少，国家早已慢慢放开生育政策，鼓励生育。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至此，实施了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宣布终结。但从此次调查数据来看，为何仍有近半数受访者生育意愿不积极？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初浩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生育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生育成本太高。生育成本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养育成本，二是教育成本，三是时间成本，即孩子出生之后父母花在陪伴和教育上的时间。

“如果一个家庭认为目前的经济条件不足以养育一个孩子，或者生育后会使生活质量大幅降低，甚至会影响到职业发展，就会选择不生育。同时，如果对未来国家政策、社会福利等缺少定性预期时，会产生对生育的畏惧心理，也会影响生育意愿。”初浩楠分析道。

此次问卷调查结果也印证了专家的观点。调查结果显示，上述615名不愿生育小孩或不愿生育二胎的受访者，在“不愿意生育孩子（或二胎）的原因”选项中，选择“生、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的占80.65%，选择“缺少养育、照顾孩子的时间”的占56.59%。还有32.68%的受访者认为“相关的社会保障力度不够”，22.93%的受访者则是有个人客观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未育子女的受访者而言，在不愿生育的原因中，有45.45%的人选择“会影响个人职业的发展”；而对已育有子女但不愿生育二胎的受访者而言，仅有12.48%的人选择了这一原因。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2020年，我国人口年均增长率为0.53%，较2000年-2010年的0.57%下降0.04个百分点，人口增速进一步放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一级调研员、研究员佘宇告诉，这既有育龄妇女减少、生育意愿降低等原因，也反映出“生不起、养不起”、育幼压力大等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应如何提高生育意愿？初浩楠认为，一方面要提高国内产品生产标准，严格市场准入制度和质量把关，让真正符合标准的产品进入到市场。“使用国内产品可以降低育儿成本，比如让中国父母给孩子喝放心的中国奶粉。”他解释道。另一方面是让教育回归校园本位，减轻家长报课外班的高成本负担。同时，通过婴幼儿的社保兜底来降低生育成本。总的看来，要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同时入手，把育儿成本降下来。

佘宇也认为，加强家庭养育能力、巩固家庭育幼基础地位，有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多方面支持。“政府要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完善产假、育儿假、生育津贴、个税扣除以及弹性工作安排等相关政策，并为困难家庭提供兜底保障服务。”

不过，佘宇表示，当下城市地区双职工家庭的托育服务需求非常迫切，必须综合考虑托育服务在充分调动女性就业和参与经济社会发展、鼓励生育、带动家政服务行业发展形成新的增长点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他建议，通过财政补贴、购买服务等形式，加大政府支持力度，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好示范引领，探索符合城市家庭需求的托育服务，寻求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动态平衡。

降低教育成本须加快教育资源均衡化发展

调查数据显示，生、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是目前影响生育意愿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相较于生育和养育成本，教育成本才是“养娃成本”中的重头戏。

在上述1158名育有子女（含育有二胎）的受访者中，有952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6-12岁，占82.21%；135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3-6岁，占11.66%；102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0-3岁，占8.81%；231名受访者子女年龄在12岁以上，占19.95%。在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和渠道上，九年义务教育、家庭教育、兴趣爱好培训班名列前三，分别占86.53%、76.94%、71.76%，幼儿园或学前班教育、课外辅导机构分别占55.61%和67.27%。

对此，佘宇表示，近年来，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不断深化，很多领域都取得明显进展。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较为突出，家庭子女教育支出压力仍然较大。在他看来，由于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仍不够均衡，家长对子女“学习成绩”和“升学”充满焦虑，参加课业课外辅导、培训班或请家教成为部分家庭无奈之举，进一步加剧其教育支出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资金方面，不同地区还存在一些差异。以北京市和湖北荆门市为例，来自北京的受访者数据显示，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资金，在1万元以内的占4.42%，在1-3（含）万元的占23.01%，在3-5（含）万元的占23.01%，在5-10（含）万元的占33.63%，在10万元以上的占15.93%。总体来看，北京的受访者对孩子的教育投资主要位于5-10（含）万元区间。而来自湖北荆门的受访者数据显示，每年投入到孩子教育的资金，在1-3（含）万元的占56.45%，是主要区间。

对此，初浩楠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当地的收入水平，也使家庭教育投资比例不同。同时，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和收入水平也影响着整个地区的教育资源质量。“北京是一线城市，教育资源丰富、质量高，家长愿意投入较多的教育成本。湖北荆门属于四线城市，居民收入相对较低，优质教育资源也相对缺乏，因此对教育的投入也相对较低。”他分析道。

不过，尽管因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不同，导致各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投入资金数额有所差异，但从整体来看，不同地区的家庭对孩子教育投资的比重大体一致。

在“对孩子的教育投资约占家庭收入百分比”的选择题中，来自北京的受访者数据显示，有48.67%的受访者选择“10%-30%（含）”这一项；来自湖北荆门的受访者数据中，选择这一项的人数占比为47.85%。整体来看，在1158名育有子女的受访者中，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占家庭收入百分比在10%以内的有239人（占20.64%），在10%-30%（含）的有558人（占48.19%），在30%-50%（含）的有256人（占22.11%），在50%以上的有105人（占9.07%）。

“二者结合来看，一线城市家长的视野更广阔，愿意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平台，投入更多。而四五线城市受教育资源的限制，难以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即便家长有心也无力。”初浩楠表示，如今的优质教育资源几乎都集中在一线城市。越需要教育的地方，教育资源越匮乏。因此，需要通过政策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让教育资源更加均衡化发展，实现教育公平化。

佘宇也建议，除了要严格落实“就近入学”、校长教师交流轮岗、学校标准化建设等既有政策外，也要通过教育信息化等手段，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扩大优质资源供给和覆盖，真正办好每一所义务教育学校。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则需要进一步提高学生资助精准化水平，采取更为合理的资助方式，有效减轻低收入家庭子女教育负担。

请让教育回归校园本位

调查数据显示，针对目前的教育市场，“让孩子过度学习，压榨孩子身心”“整体教育费用高昂，家庭负担太重”“基础教育应试化和竞技化严重”，被列为受访者最担忧问题的前三名。此外，还有58.67%的受访者担心“贩卖教育焦虑，教育营销大于质量”，55.27%的家长担心“教育机构野蛮生长、良莠不齐”。

在降低教育成本的有效措施和政策保障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让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更均衡”的呼声最高，占到了81.99%，其次是“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平台的监管，整治校外培训乱象”，占68.71%。此外，还有21.08%的受访者呼吁“增加幼托机构数量和保障，解决幼托问题”。

初浩楠表示，针对教育市场长期以来的乱象，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已经出手进行整治。其中，课外培训机构作为整个社会教育资源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政府主管和监管部门应该对其制定相应的准入标准，加大规范力度。

“教育培训行业的进入门槛很低，很多人投资只是为了金钱利益，而对学生的成长帮助并不关心。因此，应提高教育培训行业的门槛，要与体制内的教育相配合。”他认为。

佘宇也强调了校外培训机构的重要性。“在经济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校外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终身化的教育需求，弥补了学校教育优质资源不足、教育方式有限等问题。”但同时，校外培训的市场属性又使其过度迎合消费者需求，“坑班”“刷题班”“培优班”等超标超前培训严重增加学生负担，加剧教育不公平，影响学校教学进度，破坏教育生态，引发群体性焦虑，社会反映强烈，亟待加强治理。

佘宇认为，要疏堵结合、内外兼治，引导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既不是超标超前、以“应试”为导向，也不是简单复制学校教育体系，而是回归教育初心，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助力于学生差异化的教育服务。

他从短期和长期两方面给出了治理规范校外培训的建议。短期来看，要重点解决校外培训市场运行不规范问题。明确教育部门许可的范围限定在文化课程类教育培训机构，并牵头协调培训市场综合治理工作。

长期来看，要推动学习内容回归校园，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学校（尤其是公办学校）规定课程要开足开齐，提高课堂效率，优化考试频次，强化作业管理，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进一步优化幼升小、小升初等选拔性评价，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此前还有多方声音表示，目前很多地区中小学放学时间过早，对双职工家庭不友好。不过，在本次问卷调查中，仅有32.78%的受访者希望“增加孩子的在校时间，使其更契合家长的工作时间”，还有37.43%的受访者希望“增加孩子的校外时间，让孩子能充分发展个人兴趣爱好”。

初浩楠认为，要给学生培养兴趣爱好完全可以在校内解决。学校不仅是教授知识的地方，还是塑造人、培养人、丰富人的地方，若在校内已经能培养、训练学生的兴趣爱好，学生就不需要再参加校外补习。

佘宇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学校仍然是课后服务的主阵地、主渠道，为提高课后服务质量，政府应加大对学校相关人员（编制）、经费（工资）和制度（评奖评先等）保障。”他解释道，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在学校绩效工资之外给相关教师发放一定的劳动补贴。在延长看护时间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学生在校活动的内容，着眼于更好地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学生的兴趣特长。

初浩楠还建议，要把教育放在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加以重视。“现在很多普通学校的资金投入不足，养不起才艺老师。因此，要想真正把教育回归于校园本位，相应的配套政策、资金都要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教育成本将会大幅下降，生育意愿自然也就提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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