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创新论坛 2020科技创新智库国际研讨会嘉宾观点摘录

　　中囯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胡志坚，美国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 Steven Popper，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穆荣平，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调研宣传部部长郭哲，全国科技振兴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长胥和平，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原副馆长缪其浩，英国爱丁堡大学科学、技术与创新研究所所长 Robin Williams，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杨剑，德国弗劳恩霍夫系统和创新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Knut Koschatzky，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专职权衡，德国美因茨约翰内斯古腾堡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Petra Ahrweiler，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所长石谦分别作主题报告。

　　1. 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2020）”看，我国面临的创新挑战主要包括创新能力建设仍不足，知识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机制还不完善，体现效率兼顾公平的创新依然欠缺，引领开放合作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

　　2. 当前，习总提出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应是内外并重，以内为主。其中，国内循环可通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的小循环率先推进。

　　3. 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关键要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此外，还要大力推进向乡村覆盖，而不是盲目建设科技城、科学城。

　　4. 开放程度的差别决定了一个区域经济水平高低、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弱。我国应努力推动科技合作进入全球大循环，加快实现分工程度更高、创造价值更高的创新网络。

　　1. 创新是将已知事物结合起来，以探索未知领域的一种行为。我们提出了两个概念：创新潜力和创新倾向。当两个国家在常规指标上拥有相同的创新潜力时，是否一定会产生相同创新成果？可以说，创新倾向是指创新体系鼓励创新行为，以支持创新过程的趋势。因此，创新倾向就是创新体系的本质。

　　2. 技术的重要特性在于，它是影响人们工作和生活的一种理念，重点在于知识共享，本质上就是一个社会过程，会受到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由于相关知识在早期并不会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密切的合作与接触有助于知识共享，从而促进创新。

　　3. 影响创新倾向的重要因素有三类，分别是制度（包括结构、政策和非正式制度）、创新过程（包括研发、发明和传播）和创新前驱因素（包括投资、激励和知识技能）。中美两国可以通过各种工具观察彼此的创新体系，了解决定创新倾向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明确各自体系的创新发展方向和实现彼此学习。

　　4. 在很多领域，中国整体专利水平实际上是远超美国的，但从专利应用的领域和集中度看，两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并非意味着某个创新体系更好，主要是由不同创新体系的部分制度因素和特征导致的，两个创新体系都反映了各自的社会情况，也都适用于各自的社会环境。

　　1. 从全球创新发展格局看，中国的创新能力和创新发展水平不一致。创新发展水平比较低，效率比较靠后，但国家创新能力还比较靠前，和土耳其一样，属于非常规创新追赶型国家。

　　4. 中国的创新发展，应该更多着眼如何塑造未来，考虑跳一跳、够得着的未来，而不是疲于解决现在的问题。愿景使创新主体命运相关联，要达成一致的愿景，形成发展共识，进一步提高创新效率。

　　3. 智库研究要看大势，看格局，遵循每个发展阶段不同特点和需求。我国发展阶段已经历泰勒理论阶段，正向马斯洛理论中的更高需求阶段过渡，经济社会发展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要用创新政策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加快从需求拉动向“愿景驱动+需求驱动”转变。

　　4. 我国的创新政策应向创新发展政策转变，促进创新和发展更好耦合，形成科学发展政策、技术创新政策、产业创新政策、社会创新发展政策、环境创新发展政策“五合一”的创新发展政策体系。

　　1. 分析世界科技创新变革背景，我们发现竞争的实质是跨越领域、疆界的体系竞争。由于创新趋势并非曲折向着既定的未来前进，如同膨胀的球体，在扩展时创造出新领域。因此，我们要用进化的观点认识创新体系，集体优势和集体智慧将成为决定性因素。

　　2. 麦特卡夫定律启示我们创新的魅力在于链接，而非拥有。表层是创新要素节点的叠加（重合越多，熵值越高），背后则是信息流、资金流、创新思想的汇聚、碰撞与辐射。要重视虹吸周边节点和对它们的引领带动。此外，外部链接的重要性远大于内部管理，要学会在开放中集成全球智慧和扩大边界，纳入所有玩家。

　　3. 坚持多中心生态格局中的发展战略，努力成为引爆创新奇点的点火器、沟通信息的主干道、跨界创新利益的整合器、多元创新文化的引领者和创新变革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器，我国突出的异质一体化的杂交效应成为创新思想出现的很重要的机制。

　　4. 创新强国之登攀会经历重复级、补充级、规律级、体系级、科学级的阶段过程，在这个动态过程中，建设创新生态是关键所在，以生态建设为主线的新的规划，应避免“分项目、分资源、给帽子”，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而不是文件中一种说法、操作中一种做法。

　　1. 科技和产业变革不断加速，全球大变局的焦点实质上都落在科技创新上。当前，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告终，如何重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成为世界经济和国际的核心问题。可以说，中美关系决定了全球产业重组的基本面，技术实力、产业竞争力和国家战略多重力量将塑造全球产业新格局。

　　2.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着非经济因素的巨大冲击，中国发展的紧迫需求关键在于，一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动能；二是坚持国内循环为主双循环发展格局，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动能。

　　3. 影响产业链重塑的关键因素主要是产业特性、市场容量、技术能力、竞争压力、发展战略。例如市场容量这一因素，如果没有足够的市场托底，新技术产业难以实现循环，因此高技术产业的巨大投入需要以全球市场为基础，中国在这方面表现出巨大的优势。

　　4. 中国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思路，首先是突破核心关键技术，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产业技术体系；其次是完善产业生产体系，协同创新链、资金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提升产业链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然后是发展产业新形态新模式，建立起产业各环节和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新体系；最后是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产业链数字化治理水平。

　　1. 对国外智库的研究发现智库有多样性特征，智库既可以在不同的决策阶段介入决策过程，这时智库之间是串联的关系，也可以从不同的专题和产业领域介入形成并联关系。

　　2. 科技智库本质上是围绕科技做政策研究，这就是智库的政策性特征。按照学的角度讲，就是应该有利益集团通过不同渠道去发声来反映不同集团的诉求。

　　3. 发现智库的多样化以及意识到性特征后，要以系统思想理解科技智库。决策支持生态体系应该要有立法部门制定政策战略法规，还要包含政府智库、民间智库、咨询公司，此外需要有监督检查部门、媒体以及游说机构，并有信息数据服务、人才教育、学术研究和工具方法服务进行支撑。

　　1. 科技研究（科学技术学）和创新研究存在一些区别，主要是方和认识论上的侧重不同。其中创新研究强调实证主义的方和认识论，以便生成可归纳的知识，从而推动政策制定。而科技研究则强调解释主义、地方行动互动，以及其所产生知识的偶然性。

　　2. 目前，国家创新体系理论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主张边做边学、边用边学和互动学习，强调技术供应商和用户之间的紧密联系、两者之间的知识流，以及这种知识流对培养能力和推动成功创新的重要作用。另一种观点聚焦对公共领域研究和研发的利用，认为科技能力是创新流程的关键驱动因素。

　　3. 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是创新的关键特征。如果我们无法预测成功的成果，那就推出大量不同的举措，探索不同的成果，然后从中选择真正有效的并加以利用。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多种支持结构和激励举措，寄期望于其中一个能够起效。

　　4. 创新体系和科技研究，关系已经愈加紧密。一方面，创新体系未来将纳入更广泛的创新概念，并考虑创新问题、创新方向和创新速度，这会鼓励创新体系通过科技研究取得切实成果。而科技研究现在也更多地涉及创新政策的启发、制定和执行。

　　1. 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从全球范围观察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我们必须关注全球技术生态和全球市场生态的变化，要考虑我们是要为下一次产业、为现在的经济复苏是增添助力还是增加障碍？

　　2. 兼容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当下坚持兼容的价值，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共同进步，也有利于解决人类全球化时代的治理问题。我们需要兼容的技术来共同促进知识和工具的发展，我们需要兼容的设备、兼容的编码、兼容的系统，一起来监测全球气候变化、海洋动态，还有生物系统的变化，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3. 美国不愿意接受一个非西方国家非美国的技术企业成为先进技术并跑者的未来，进而采取粗暴的阻隔手段对华为进行“围剿”和“扼杀”，摧毁国际电信联盟对未来数字世界的安排和分工，拆分电子产品的高效供应链。高度全球化的供应链正在逐渐解体，对全球产生的负面效应主要有：全球设备价格和技术服务价格上升，全球的创新的总投入减少，宏观经济的成本会增加以及一些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会进一步缓慢下降。那么谁来为供应链的拆解重组和发展的低效率来买单呢？答案是我们所有人。

　　4. 尽管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未来取向是兼容性竞争，但是美国人的排斥会让全球市场划分成两个互不兼容的阵营，这将迫使其他国家和企业在一场技术冷战中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队。“数字不结盟运动”将是那些不愿意在中国和西方之间选边的发展中国家促进建立一个全球的自由开放的数字生态的唯一方向。

　　1. 针对近期创新地理学和转型地理学两种理论探讨，解释区域转型的地理学新观点主要关注如何通过理想的区域系统转变，创建新的区域发展路径，其中最核心是关于可持续的转型发展、环境问题，以及与国家、全球挑战和使命有关的问题。相关研究发现，转型是针对特定地点的，这意味着所有转变都起源于某个区域，可能是车库、平台、实验室、城市以及其他密切的社会互动形式。

　　2. 将创新地理学的传统方法和策略与促进转型的新方法结合运用，我们可以发现促进区域和城市发展的新途径主要有区域转型、试验空间、新公共治理模式等。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记历史发展规律，同时保持政策工具的竞争能力和灵活性，以实现转型，将现有发展道路提升到更高水平，特别是可持续发展水平。

　　3. 在区域转型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的政策工具主要有转型治理，促进技术与社会共同发展的战略性的利基市场管理，基于持续学习、行为变更和评估的自我反省式治理，以及为区域或城市交流、互动和体制结构提供支持的传统创新系统政策。

　　4. 我们可以从创新政策中总结出来的一些主要经验和教训：一是转型与创新过程中合作、网络互联与知识转移对创新发挥重要作用，二是传统方法和新方法的结合有助于促进转型过程与结构转变，三是促进作为试验、创新和孵化空间的利基市场的发展，四是更好发挥公共治理对于支持试验、提供转型区域和促进学习和行为改变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1. 一个城市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可以同时实现。上海要同时做到高质量与高增速发展，核心在于发挥城市科技创新策源与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可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技术研发投入、创新产业化等方式，提升科技创新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使上海发展地又快又好。

　　2. 目前上海在劳动生产率、创新水平、核心城市综合竞争力、人均GDP等指标上与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城市还有一定距离，反映着上海产业能级不足，导致城市要素集聚能力与辐射能力缺乏。

　　3. 在产业向服务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制造业的发展与升级不能忽视。因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将推动服务业发展，它们的发展具有相辅相成的内在逻辑。

　　4. 目前，上海产业能级不高也表现在缺乏高端服务业引领，因此需推进人力资本密集型、知识型以及创新型服务业发展。此外，应通过体制机制改革，解决资源错配问题，提高劳动产出质量与效率，以最终实现上海高质量、高增速发展。

　　1. 跨越式创新又称跳跃式创新，它既不是传播扩散，也不是适应性改变，更不是模仿，而是一种彻底跳脱于常规模式的激进式创新。在重大挑战中遇到的跳跃式创新复杂且紧迫，即具有改变世界潜力的创新，包括未来市场和经济运行方式的改变。为应对跨越式创新，需要我们进一步改变和开放整个市场和新兴产业，采取各种行动以适应各地区、各种环境以及各类产业的发展。

　　2. 为处理和解决跨越式创新所带来复杂系统和复杂问题，一方面需要依靠新技术，另一方面也需要对整个社会进行变革转型，而这都涉及创新主体的行为改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和经济的新模式。其中，大都市地区正逐渐成为重大挑战领域中技术、社会和组织创新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转型实验地。

　　3. 如今，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创新问题，这将对未来的全球社会产生重大的伦理和社会影响，我们始终面临着未来将走向何方，以及技术发展所立足的社会价值观等问题。仅凭个人或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此科技或行业解决方案需要专家的参与和所有社会团体的共同设计才能实现。

　　4. 创新不单单只是技术创新，在重大挑战领域中，社会创新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城市和大都市区域都需要一个具有强大知识生产能力和传播能力的学习型创新网络，该网络应具有高水平的知识创造和分布，并在负责任的创新和可持续的技术生产领域中表现出色。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所有行为主体、主体、经济主体，以及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和城市社区的密切合作与支持。

　　5. 交流和网络是创新文化的核心。城市或都市区需要找到一种参与式方法，确保在协同创新过程中完成必要的工作步骤。产业在这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集群需要一个能够与尖端科研和技术生产机构进行合作，且具有强大技术和创新管理能力的世界级创新集群。

　　1. 为提升科技创新策源功能，上海需重点聚焦在基础研究、人才激励、成果转化以及科技金融等方面。

　　2. 在基础研究方面，上海不仅要加强政府财政资金投入力度，同时也需充分动员社会资本，有力支撑上海基础研究，提升城市科技创新能力。

　　3. 大力推进人才激励举措，做到“引”“育”并重。通过完善境内外科技创新人才引进制度，运用多样化激励手段，完成对人才创新创造活力的深度激发。此外，人才激励举措的实施也将对科技创新人才年龄、学历以及专业背景的结构优化起到积极作用。

　　4. 上海需进一步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当前，在制度、创新服务体系以及末端价值实现等方面，上海已具备完整机制政策，但还存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主体的协同创新不足问题，导致大量具有价值的科技成果未能转化。

　　5. 在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上海尚未完全发挥自身金融中心优势，需深度推进科技与金融有机结合。政府需通过合理运用创新政策引导科技创新早期投资，提升科创板效应以及深度推进国企改革，优化创新生态环境，实现对全球创新网络的全面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