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坛」符号消费视阈下的人工智能电影研究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人工智能电影作为一种消费符号不断泛化并成为一种现象级产物。尤其是在当下的消费升级趋势中，娱乐与文化消费领域的消费不断提质，电影市场持续升温，人工智能电影基于视觉形式与象征隐喻建构了鲜明的消费符号，成为持续畅销的电影类型。人工智能电影符号满足了受众特定的视觉及心理需求，具有强大的符号价值。对我国人工智能电影而言，国内电影产业消费市场巨大，本土人工智能电影产品供给却严重不足，急需以技术为基础以艺术为核心，补齐“短板”，加速文化消费的升级换挡。

　　鲍德里亚指出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仅仅是表层的物质形式，还蕴藏着更深层的符号消费。因此，消费符号是促成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工智能电影是以人工智能作为科技背景、角色设计、主题探讨的电影。以视觉化、奇观化作为主要吸引力的人工智能电影通过精彩的视觉语言建构了消费符号。

　　1956年，麦卡锡在美国达特茅斯大学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人工智能”的概念，开启了全球人工智能研究的历史进程。但实际上早在1927年的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中，能够站立和行走的机器人玛丽亚就是早期人们对于人工智能的前瞻性想象。此后随着人工智能研究的深入与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成为重要元素愈加频繁地植入在电影中，以人工智能为主题、角色、背景的电影也日益成为一种独立题材的电影。

　　自2016年谷歌人工智能AlphaGo打败围棋世界冠军李世石以来，人工智能进入了一个全面爆发的时代。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语音识别技术、深度学习、计算神经科学等技术开始应用在各行各业，甚至在一些领域引起了颠覆性的变革。人工智能技术渗透进电影行业，帮助电影制作者创作和传播电影作品，产生了人工智能技术电影。2017年，朱丽叶斯·贺雷修斯借鉴科幻电影的美学设计，依靠分形算法让计算机自主生成了4分钟的科幻动画片《Fraktaal》。在2018年圣丹斯电影节上，利用机器学习算法由计算机生成的角色模型已成为现实。

　　故人工智能电影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工智能题材相关的电影，折射着人类对技术、对生态、对社会的批判和反思，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2001）、《机器人与弗兰克》（Robot&Frank，2012）等；一类是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电影，剧本、导演、表演、配乐等电影制作程序全部或者大部分由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例如《阳春》（Sunspring，2016）、《走神》（Zone Out，2018）等。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电影数量尚且不多，本文主要论及的是人工智能题材电影。

　　作为科幻电影的亚类型，人工智能电影无论是视觉效果，还是对世界的思考和认知，都最大限度地抓住了大众的审美心理，因而往往具有无比强大的市场号召力。尤其是人工智能题材电影，频频创造出惊人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应。从1968年的《2001太空漫游》（5.7千万美元）、1984年的《终结者》（7.8千万美元）、1999年的《机器管家》（8.7千万美元）、2004年的《我，机器人》（3.5亿美元）到2014年的《超体》（4.6亿美元），无不创造了票房神线年以来，中国电影市场发展前景空前良好，电影票房高速增长，而随着好莱坞电影越来越多地采用全球同步上映的发行方式，中国也成为人工智能电影全球票房的重要引擎（图1）。

　　电影艺术只有被消费才能实现美学价值到市场价值的转化。在对商业利益的追求下，人工智能电影作为一种消费符号不断泛化并成为一种现象级产物。人工智能电影消费符号的建构基于象形、象征这两种直接表意与间接表意的符号，即视觉形式与符号隐喻。

　　人在短短100毫秒内就能快速形成对事物的印象。[2]视觉影像是人工智能电影符号的外在表现，为观众提供了对人工智能的最直观的印象。人工智能电影的视觉元素为了达成创作者与观众的共识，要实现符号意指功能的重合，因而在视觉形式上表现出一定的类型化。

　　一是在人工智能外观设定上，人工智能有机器形、类人形、虚拟形三种形象。外在形象是最能引起感官刺激的，不同的视觉形象在电影叙事系统中具有不同的功能。机器形人工智能的机械外表比较符合人们对传统机器人的认知，鉴于它与人类的相似程度极低，人们一般很难对它抱有任何亲近感，预示着人机关系的对立。类人形人工智能不仅具有类人的外形，还具有自主决策和行动能力。这种视觉符号视觉刺激性更强，具有更深的象征含义。日本机器人学者森正弘在“恐怖谷”理论中指出，人工智能在自然外观上和人类的相似性越高，当越过亲和感增长曲线的特定节点，这种亲和感将快速减少，产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觉，人们会烦扰和排斥类人人工智能的存在。[3]因为类人模糊了人机界限，进而能够产生对身份认同的思考。比如《机械姬》（ExMachina，2014）片尾智能机器人艾娃混入了人类社会，表现出人们对人工智能进入自然人活动组织的担忧。虚拟形人工智能存在于无实体网络系统中的人工智能程序，如《智慧囚屋》（Tau，2018）中的Tau。但人类对无形的畏惧超过了对异形的恐惧，虚拟形人工智能往往更加强大，也更加令人生畏。虽然人工智能的外表形象大不相同，但人与技术之间的矛盾始终不变。

　　二是在空间场景设置上，人工智能电影往往将视角置于未来或者虚拟时空。这个物理空间与文化语境不同于现实社会，且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在此基础上人工智能电影空间场景的视觉效果呈现两个极端，一种是颓废感浓重的暗黑风格，一种是科技感十足的极简风格。电影空间场景承载着叙事功能、表意功能以及美学层面的多方位意义，两极化的视觉风格代表着对未来的不同态度和情感。暗黑系的场景通过扭曲的影像、高耸的巨型建筑等艺术特征构成了人工智能电影整体悲伤恐惧紧张的情感基调，表现出自由意识的迷茫、对权威意识的反抗等。比如《人工智能：灭绝危机》（Genesis，2018）的场景空间中弥漫的烟雾与昏黄的光线，营造出紧张压抑的整体情绪，让影片产生了无尽虚无的反乌托邦氛围。而另一种明亮系空间则尽量简化场景，去除多余装饰性效果的道具，呈现一个冷淡的意象世界，突显科技的质感与未来主义气质。

　　索绪尔与罗兰·巴特均认为符号由能指和所指相联结产生。[4]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象，所指是物的延伸意义。如今人工智能电影的主要价值不再是使用功能价值，即电影最直接的画面本身，能吸引消费者的更多的是人工智能符号的所指，即画面表象之下契合了消费者的情感诉求、审美情趣的深层含义。人工智能消费符号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技术发展、人们价值观念转变，其内涵与意义逐渐拓展。总的来说，人工智能电影符号的隐喻聚焦人们对时空、技术、环境等生存危机的恐惧以及人类本质的思考，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技术崇拜与恐惧。人工智能电影往往描绘了被科技包围的环境，这与现实中的人工智能科技浪潮息息相关。大数据、云计算、语音识别、深度学习等核心关键技术与人们的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呈现出智能化趋势。人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福利，对技术的崇拜是毫无疑问的。人工智能电影中常有打开人造身体的场景，或者拉开人造皮肤，或者去掉一块头骨，显示出类人型人工智能内部的机械结构。与外部有机物体相比，这种内部结构显得有序、合乎逻辑，暗示着外面的人对内部技术的理解力和掌握度，以及人对机械效率的推崇。[5]但是对于科技，人们也有着深刻的焦虑与不可名状的恐惧。人们研发人工智能的初衷是将自己从一些重复性的、低智能的活动中解放出来，例如1986年由黄建新执导的电影《错位》中，主角赵书信制造了一个与自己一致的机器人来代替自己工作，未曾想到随着机器人对人类生活的渗透，产生了背叛人类的自我意识。人工智能拥有深度学习能力能够自我进化，人们没有信心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因此电影中出现了人机博弈的画面。在电影《机械姬》的表达中，人们对于人工智能和科技的恐惧更有力地呈现出来。影片中人与机器人之间的博弈，更多的是心理层面上的较量。从这种人机关系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人类对未知的恐惧以及对自身行为的警醒。

　　另一方面是人类主体性危机。人类不断从进步的科技中了解自身的局限性，了解自己在宇宙图景中的渺小地位。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科技的发展对自然与社会文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人们不得不反思以人类为中心处理与自然、社会的关系是否正确，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由此催生了后人类主义。人们在电影中塑造人工智能形象与人工智能社会景观，既是借此来重获曾经人类中心主义时期作为造物者的优越感，也是反思现实中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不良后果。人们恐惧造物主控制造物的状态被打破，因而不少人工智能电影的主题是人工智能产生自我意识或者自我认知之后，可能造类边缘化；电影的剧情设定是人工智能开始思考自我的生存价值，并且产生了人类独有的情感，试图摆脱自身的工具性质。例如《终结者：创世纪》（Terminator Genisys，2015）中，天网产生独立意识后对创造它的人类展开。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产生了自我的主体性，对人类的主体性地位产生了强烈的威胁。此外，从现代到后现代，人们从对自己中心位置被消解的焦虑转向了自我身心零散解构的异化，也就是说人类恐惧的对象已从他者渐渐转向了自我[6]，所以人工智能电影符号的隐喻也转向了人类对于自我意识的探讨。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下，物的象征性即符号性成为主要价值，人们的消费需求转向了商品的符号和符号背后的意义，消费行为也从使用价值转向了符号价值。符号已经逐渐运用于电影产业的整个价值链，电影本质上就是符号系统。人工智能电影可以满足人们对未来世界的乌托邦或反乌托邦的想象，包括未来人工智能技术将发展到何种程度、人工智能是否能够拥有人类一般的自主思维意识等。人工智能电影符号的能指与所指内涵不断丰富，旨在从情感上与观众产生共鸣，引导其认同电影所呈现的符号价值。

　　从1927年《大都会》（Metropolis）上映到20世纪中叶，是人工智能电影消费符号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人工智能还处于初级阶段，电影中人工智能主要以机械形态出现，仅具有一定逻辑和语言能力。此时期的人工智能电影符号为了寻求大众消费者的集体认同，突显它的符号所指功能，常蕴含了对现实战争与经济危机的反思。1951年的《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充斥着对未来战后末日想象图景，表现出对科技强大能力的敬畏与怀疑。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使电影中的人工智能不再满足于对人类外表的机械复制，而是希望机器能够像人类一样思考，形成自我意识。人工智能电影符号的构筑开始倾向于对人工智能负面影响的忧虑，符号所指更多地演变为对人机关系的思考，对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统治世界的担忧。1982年的《银翼杀手》（Blade Runner）表现了数字科技带来的社会个体边缘化状况，机器的生物化引起的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焦虑。[6]进入21世纪以来，技术的进步导致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在引导和传播消费符号的过程中，消费符号的意义构筑与社会认同进一步深化。人工智能电影符号承载着电影消费主体的投射，其所指含义更加丰富，映射了后现代迷思中的主体性诉求，开始思考人工智能获得自主意识之后与人类沟通相处的方式和地位。2013年的《她》（Her）挖掘了人工智能电影符号深层的文化内涵，探讨了消费者的哲学问题：当承载AI的客体消弭之时主体何以存在，给人工智能电影符号附加了有个性意义的回响，使得消费符号更容易被接受。

　　电影消费的最常见模式是其社会维度或共享消费。人工智能电影符号通过增加消费价值适应新竞争源，能够促使人工智能电影保持竞争力。它既是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下文化的缩影，也能高效地传达出电影作品所要表达的深层内涵，满足人们特定的视觉需求及心理需求，更好地实现电影的商业价值，带动了电影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拓展。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链整体成熟度提高，国产电影产业有望迎来一波消费升级浪潮。[7]但我国以人工智能电影为代表的科幻电影发展起步晚，电影质量始终停滞不前，一直是我国电影领域的薄弱一环。如《人工智能：伏羲觉醒》《觉醒：仿生浩劫》等国产人工智能电影的口碑和票房都在低位徘徊，除技术能力、视觉特效方面与西方人工智能电影有较大差距外，故事架构、剧情深度也有待大幅提升。2019年的《流浪地球》让中国电影进入科幻元年，影片中的MOSS以人工智能程序的形式出现，也意味着《流浪地球》是人工智能电影前进的一大步。我国要提高人工智能电影的市场竞争力和思想号召力，真正在电影创作上达到一个新高度，依然任重而道远。电影是视听技术与叙事艺术的完美结合。对我国人工智能电影而言，需要以技术为基础支撑，以艺术为核心灵魂，努力补齐“短板”。

　　在技术上，要掌握前沿数字制作技术，提高视效工业化制作水平，营造视觉盛宴。电影与技术相伴相生，技术是电影艺术的原动力，推动了电影的变革，甚至可以说“电影发展的历史就是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8]。流媒体技术等数字技术的兴起对电影的工艺流程和创作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科幻电影中所体现的技术性更为突出。作为电影工业的重要一环，数字特效如今已成为电影不可或缺的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被称为“电影魔术”。大多数利用数字技术的电影在制作中都十分注重计算机生成的特殊效果，人工智能电影中宏大的场面、震撼的视听效果更是离不开特效技术。随着数字特效时代的到来，必须学习计算机图形学、三维动画、虚拟影像等前沿电影制作技术，让影片所需要的特殊画面效果得到技术保障，创造出沉浸式、参与性、交互性的视觉盛宴，更大程度地传达出电影的思想内核。同时，要提高数字技术在人工智能电影情节构筑、虚拟场景设置、数字角色造型绘制等拍摄和剪辑过程中的应用程度，展现出技术震撼和独特观感，提高电影本身的欣赏价值。

　　在文化艺术上，根植本土文化，开发原创故事，创作超级文化符号。近年来，视觉升维迎来技术爆发，绚丽的特效已成为电影的“标配”，观众迟早会对视听奇观产生审美疲劳，视觉特效的冲击也将难以掩盖剧情内容、叙事手法的真实水准。技术是艺术表达的工具和媒介，电影的灵魂还是文化内涵。优秀的人工智能电影除了需要重视视觉特效的表现力外，还要关注内容层面，从电影的核心上提高艺术水平。人工智能电影的原创剧本难度比较大，从零构建一个合理的世界体系比较困难，因而可以挖掘本土科幻文学作品。就像《变形金刚》（Transformers）系列世界架构的文化母体结合了正邪对抗式文化观念和现代机械文明，中国人工智能电影的文化母体也应在传统文化的经典母体上，赋予新的时代价值。开发原创故事应回归中国文明的思想渊源，结合我国最新的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形势，在中国语境下探讨人工智能问题，探索人工智能题材电影的新进路。用故事传说、角色形象、道具仪式、情感共振等多种方式打造中国人工智能电影文化符号，建构起一种与好莱坞电影不同的理解人工智能的视角，体现中国特有的精神内核。电影产业存在巨大的“社会乘数”，这种中国特色的人工智能电影文化符号有利于偏好共享与信息溢出，从而在信息级联的情况下吸引大量新的观众，发挥出电影产业的乘数效应。

　　人工智能技术的演进为人工智能电影符号增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人工智能电影未来发展可期。《流浪地球》的爆红让我们看到了国产人工智能电影的希望。随着电影工业体系的逐步完善，我们相信国产人工智能电影在未来的发展中一定会有更大的突破，会有更多的高品质作品出现，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向世界讲述更精彩的中国故事，传递更强劲的中国声音。

　　［1］陈瑜. 对人工智能电影几个关键问题的再思考[J]. 文艺争鸣，2019（7）：87-93.

　　［6］李剑，邓晓琳.人工智能电影的主题、角色及启示［J］.南方电视学刊，2018（1）：1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