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委书记运十设计师:我们买飞机的钱比百座金茂大厦还高凯特 温丝莱特
启动、滑行,机头昂起,直插云霄。2017年5月5日下午,上海浦东国际机场,我国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备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飞机C919成功首飞。在欢呼庆祝的人群中,87岁的程不时是特意来见证这一时刻的。
程不时:这个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刻,是一个重大的台阶,在我们国家的航空发展史上,将是很浓重的一笔。
从1970年,我国自主研制的运十飞机立项,到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穿越了47个春秋。作为运十飞机的副总设计师,程不时则亲历了这一梦想步履蹒跚的曲折历程,也因此透彻地理解这一梦想的现实意义。
记者:也就是在这个产品背后,还蕴含着更多的意义?
程不时:蕴含着就是一个大的台阶上去。
记者:您指的这个台阶是?
程不时:这个台阶是民族的一种能力,中国人是不是一个缺了翅膀的鹰,这外国人曾经说中国,你中国是一只鹰,但是你没有翅膀,你没有这种大的民用机,这个民用机在现代的大国的发展中间,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记者:但是也有人讲,说国外先进的一些制造工艺,已经很成熟了,飞机我们长期这样一种购买方式,也已经进入一个正轨,那么现在再花这么大的精力,来做这样的飞机,必要性真的那么大吗?
程不时:曾经在上个世纪,有的人很感慨,中国各方面都有了,但是缺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没有大型运输机,第二个就是没有航空母舰,这个两项,一个在军事上,一个是在经济发展上面,非常重要的两笔,这个我们没有深进去。
记者:现在航母我们已经入水了。
程不时:所以我认为,在民族发展中间一个重大的步骤,中国为了去买外国的飞机,我们要出售几亿件衬衣,才能换回来一架飞机,我们中国人,难道就永远在这个低端上就这样子吗?我们买飞机的钱,有的人做过计算,用崭新的百元面额最高的钞票堆起来,已经比上海的金茂大厦还要高,不只是金茂大厦,比十座金茂大厦要高,不止是十座,比百座金茂大厦要高,已经伸入太空里头去了,像孙猴子的金箍棒一样的,伸到太空里去了,这样的柱子截一段下来,用到国内,你看看它要带起多大的文化的兴起,技术的兴起,工业产业的更新。
用47年的时间参与并见证大飞机的起飞,这对于一个从少年时代就怀有航空报国梦想的人来说,是一种值得欣慰的人生。1930年,程不时出生在湖南醴陵,日本战机的轰炸,让那一代人的童年蒙上了战争的恐惧。
程不时:我的中学小学的大部分时代,就是在逃难的中间,我亲眼看到日本飞机对我们中国的轰炸,本来我是对飞机,是一种很屈辱的感觉,挂着红膏药的日本飞机,在空中很低的盘旋,这样的威慑下面,对他们产生了很多的恐惧跟憎恨,但是我在初中的时候,到了桂林,桂林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美国的飞虎队,跟中国空军的联队,是驻扎在桂林,所以我在天空常常看到,画着鲨鱼牙齿的飞虎队的飞机,跟日本飞机进行空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从原来的一种很惧怕的感觉,形成了一个要起来奋斗的这样的精神。我当时在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13岁,我当时就下定了决心,我长大了要为中国设计飞机。
17岁那年,程不时如愿考入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航空工程系,在校期间他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程不时:开国大典的晚上,全城举行提灯游行,当时盛行这一点,各个单位扎了很多灯笼,我们当时就商量,我们航空系应该扎什么灯笼,后来想我们做一架飞机吧,造一架纸的灯笼飞机,做了很大。
记者:那怎么飞起来呢?
程不时:不是飞起来,是一个车子推着。
记者:花车一样的?
程不时:一个花车一样的,这是新中国设计的第一架飞机,是一架纸飞机,然后我们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天安门上面刚选出来的国家领导人,鼓掌,一片鼓掌,我想他们并不是对这个灯笼的一个赞扬,而是对前面一个条幅,清华大学航空系,后面有一架很大的飞机,像真的飞机,是对我们的志愿的一种鼓励,所以我们后来去游行,经过北京的各种大街小巷的时候,两边观看的群众,有的看到我们就喊,希望你们将来,为中国真的设计飞机出来。
1951年,程不时从清华大学毕业,从事了新中国第一批飞机工厂及航空发动机工厂的建厂设计工作。在新中国开创了飞机设计事业之后,他又成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歼教1的总体设计师,不仅如此,我国的“初教6”和“强5”等机种,也是在程不时担任总体设计师时完成研制与定型工作的。
记者:怎么从军用转到民用了?
程不时:后来就是周总理到欧洲,然后一离开中国,发现中国航空业已经离世界的进展,已经脱离很久时间了,甚至于向巴基斯坦,去租借它的客机,它的客机是美国飞机,租借它的客机给周总理出国,所以当时空中运输已经空前的发展。
记者:但是我们落后了?
程不时:我们完全落后了,我们用前苏联的螺旋桨飞机,还在勉强地飞,而且事故率很高。
记者:中央当时明确了我们的这样一个和世界航空的差距之后,决策是什么?
程不时:决策就是我们要为我们国家出去代表的我们的领导人员,要准备出差的专机,所以陈毅元帅当时是外交部长,他曾经讲我们出国去开会,如果坐上中国飞机,
这个是我们大大增加底气。
运十飞机的研制任务是1970年8月下达的,因此工程代号被称为“708”工程。“708”工程启动后,国家先后从各地调集了300多名航空技术人员,前往上海研制运十,当时只有41岁的程不时就是其中一员。
记者:您负责什么呢,参加这个项目?
程不时:我是总体设计,就是“708”工程总体设计组的副组长,我们的组长,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所以我们的组长是个工人。
记者:事实上您是负全责的?
程不时:对,我是副组长,那个组长他没有参加过任何讨论。
在运十之前,中国设计的只是10吨量级乘坐一两个人的小型飞机,而运十设定的技术指标是最大起飞重量110吨,载人100到120名。摆在程不时和研发团队面前的,不仅有技术难点,还有现代企业管理上的盲区。
记者:当时你们整个工作环境和条件如何呢?
程不时:一方面这个条件是很差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所以我们二十几年没有办公室。
记者:那在哪儿做设计?
程不时:我们借民航的候机楼,在一个废弃的候机楼,候机楼不用了,我们就借用它,租借在那里,做了二十年,我们的会议室讨论技术问题,是在食堂里头讨论,
快吃饭了,马上把图纸收集起来,全上来吃饭,吃完饭人家出去了,我们把图纸再摊开,是这样干。
记者:条件这么艰苦?
程不时:分很多组,因为有很多很多专业,有的专业组有五六个人在工作,房子实在没有了,在走廊上,在楼梯上,楼梯下来这里摆,还有就是干脆,这空的不是有包装箱吗,来把包装箱拖过来,开一个门,我们有的设计组,就在这个包装箱里面工作,有这样的情况。
解说:运十项目启动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增大了项目的难度。
记者:这么大的影响,动荡,对你们而言,还能静心地潜心设计吗?
程不时:大家是很认真,认真到什么程度我举个例子,第一次涉及到噪声问题,大家都没接触过,这怎么办,就跟民航联系了,从这个最基层的调查起,而且说噪声的来源是什么,最大的来源是这个发动机喷口,这个喷口后面喷出来的喷流,有一个三角锥,这个里面噪声是最大的,那么这个噪声到底有多大,我这个隔音要隔多少,把它隔掉,没有数据,那么他们进去测,我们搞噪声的那些人就去测,怎么测呢?往里拿着拾音器,一个杆子伸到前面,伸到噪声锥里面去,还不够近,还要往里走。
记者:危险吗?
程不时:那是怕危险,怕震昏,把人要震昏,震昏就倒在那里头出不来了,所以你用绳子绑住,这是最土的方法,简直是过泸定桥的办法。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程不时他们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技术革新。
程不时:比如说油量的移动的问题,我们这个飞机要装56吨油,要装到机翼里面,但是飞机在空中,它要倾斜的,它一倾斜,油箱就在里面晃荡了,油就流了,怎么保证继续供油呢,有个实验,要做一个真正的,机翼一样大的油箱,我们真的做了这么一个油箱,很大的,几十吨油装进去,然后让它在空中可以这样动,几个动作怎么做呢?我们工人工程师,他设计的时候,用三个点把它支起来,这三个点不同的移动,就可以造成几个角度的变化,你知道吧,后来航空部的副部长,搞技术的副部长,他一看这是开创性的,都没看见过的,他就是利用这个原理,利用创造性思维,他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我后来到了美国,美国有个造大飞机的公司,我去看,他们做了一个实验,我看他们做,他们怎么做,机翼上吊很多钢索,然后这边拉那边拉,可以让它在空中变成各种形状,那比我们土多了。
1980年9月26日,上海大场机场,经过十年的研制,运十开始了首次试飞。
记者:当时飞机飞上天那一刻,我想在您心里肯定不一样?
程不时:飞上天以后。
记者:是不是就意味着放下心了?
程不时:那当然了,不只是飞上天一刻,而且是整个一直到安全下来,心才放下来,试飞的王金大同志跟我讲。
记者:试飞员叫王金大。
程不时:叫王金大。
记者:您跟他交流了吗?
程不时:问他怎么样 你感觉怎么样,就像大个子打篮球一样,我说大个子打篮球什么意思,原来这个打篮球的都是大个子,但是打篮球的大个子,他生龙活虎, 对吧。穿插传递什么,生龙活虎,他说运十在空中那么大的东西,但是飞起来它得心应手。
数据记录,运十起飞重量110吨,最大速度超过0.8马赫,实用升限12000米,最大航程超过8000千米。在更高、更快、更远的飞行性能上,运十实现了我国20世纪内研制过的民用飞机从未有过的超越。程不时清楚地记得,从1980年9月的首次试飞,到1984年,运十一共飞行130多个起落、170多个飞行小时,先后到达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广州、昆明等国内主要城市,同时运十还是第一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并往返七次向拉萨运送救灾物资。虽然在飞行中,运十没有发生什么问题,但在七次飞抵拉萨这个短暂的辉煌之后,运十的试飞戛然而止。
记者: 因为什么原因?
程不时:搁置就是说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就是中国哪怕是简陋的条件,可以慢慢丰富起来,另外一条思路,是中国发展航空必须要有拐杖,拐杖就需要外国人来辅佐,没有拐杖不行,这就是他们的话。
记者:但是首飞成功了,而且国外行业也认可,这不都是最好的事实吗,在当时?
程不时:同时我们在试飞的时候,麦道在谈判,就是两条路摆在路上,一个是跟美国人走,一个就是在自己再发展下去,那么包括具体造飞机的人中间都有一部分认为,我要造就造美国飞机,我造中国飞机多不光彩,对吧,我造就造美国的,这说起来多响亮。
程不时回忆,也就是在那时候,运十飞机的研制经费出现了问题,最终,运十因为缺乏后续资金而终止研制。
记者:做什么呢?
程不时:还得补充一些试验,再继续飞行,再造几架出来飞,然后这六千万这个情况底下,上海是作为一个地方了,就表态了,因为你这个工程是在上海,我愿意出一半三千万,另外的三千万,本来规定你的资金是由航空部提供的,这是国家通过航空部下达指令,你向航空部提要,航空部说没有,没有这个钱。
记者:那你们这些设计人员,没有和他们进行解释?
程不时:设计人就291个,研究员跟高级工程师联名签名。
记者:争取什么呢?
程不时:争取不要引进外国的飞机,来打压中国的飞机,争取在中国来生产麦道飞机,是不合适的,这样把中国飞机熄火了,这个意见上去了。
记者:结论呢?
程不时:结论就是生产外国飞机,赶紧把厂房腾出来。
1985年3月31日,运十下马一个月后,上海航空公司的代表和美国麦道飞机制造公司的代表在合作生产MD-82大型喷气式客机的协议书上签字。从此,中国开始利用美国技术,建立自己的民用航空工业。
记者:那意味着你们多年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
程不时:没有,我觉得是中华民族必然要经过的一段过程,在历史上付出的代价。
记者:您为什么这么解释呢?
程不时:很多人一直把我往这方面诱导,你一定觉得很可惜,一定觉得什么,自己这个人生中碰到的挫折,又不是这一件事,多少了,是为民族惋惜,我最后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有三十年的时间,我就是在呼吁中国应该把民族工业搞起来,应该攻克像民用运输机,这样高端的占领住。
2007年3月,中国重启大飞机项目,并在第二年成立专门的商业飞机设计公司,程不时担任专家组成员,与大飞机之缘得以重续。从1970年运十飞机立项,到今天C919成功首飞,中国人的“大飞机梦”经历了几代人的不断努力和付出。47年,改变了程不时的容颜,但没改变他那份航空报国的情怀。
记者:现在C919已经首飞了,然后成就了这样一个航空梦的实现,未来您对中国民用航空,还有什么样的一种希望?
程不时:已经开了这个门就应该走进去,这是很大的历史转折,它不是一架飞机的试飞的问题,而是民族转了一个大弯以后,回到康庄大道上来,这个一走去的话将是一大片。
记者:一大片?
程不时:一大片新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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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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