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真的理解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吗？丨智库观察

　　我们无法较为准确地推测人工智能的影响，出台相应的政策框架也恐成奢望。但是，构建一个性的对话平台——其中包含所有会被人工智能影响的群体——是十分必要的。

　　无论是简单的机械动作还是复杂的任务，借助于虚拟学习技术，机器如今所展现出的实力都可圈可点。而且随着机器学习、大数据以及计算能力的发展，人工智能系统在处理任务时的效率及精准度也将得到提升。但由此引发的担忧也不无道理：有朝一日，若机器在处理任务时的表现优于人类，那么人类恐怕将无法保住自己的工作，就业率将大幅下降。此类观点也算老生常谈。上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曾提出过“技术所导致的失业”理论。

　　一般而言，机器自动化对就业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影响：消极影响——直接取代雇员，并占据他们之前从事的岗位；积极影响——会刺激其他行业（或工作岗位）对劳动力的需求。所以，问题的核心在于哪一种影响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占主导地位。《经济学人》之前刊登过几个有趣的案例，我们可以从中获取一些灵感。

　　19世纪，美国的工业催生了一大批半自动化的机器。以纺织业为例，在机器的协助下，一位纺织工每小时织造的粗布比过去增加了50倍，每码布所需的劳动力却下降98%。这使得布料越发廉价，对其需求上升。长期来看，这为纺织工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机会。另一个案列与汽车有关。随着汽车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马相关的工作受到了；但汽车行业对整体就业情况的影响完全是积极的。这主要是因为汽车行业自身发展迅速，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且，随着道上汽车数量的增加，对其衍生产品（如汽车旅馆、快餐）以及相应服务人员的需求也水涨船高。以上两个案例说明：短期内，机器自动化的消极影响占主导地位；但长期来看，当市场（社会）完全适应了自动化所带来的冲击，届时，自动化对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

　　除了自动织布机和汽车这两个较为久远的案列，《经济学人》在文中还提及了利用软件处理法律文件和自动取款机（ATMs）。过去会有专门的法律工作者（legal clerks）从事法律文件的检索工作。但自从引进能够分析检索海量法律文件的软件之后，时间成本大幅下降而需求量大增，因此法律工作者的就业情况不降反升（2000至2013年，该职位的就业人数每年增加1.1%）。ATM机的出现曾造成银行职员的大量——1988至2004年，美国每家银行的分支机构的职员数量平均从20降至13。但运营每家分支机构的成本降低，这反而让银行有足够的资金去开设更多的分支机构以满足顾客需求。因此，美国城市里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在1988至2004年期间上升了43%，银行职员的总体数量也随之增加。

　　上述案例均表明，我们在预测新技术对就业情况的影响时或多或少存在偏差。电子商务的兴起带来了精准化营销，刺激了人们的购买欲，并提振了整个零售业的就业形势。此外，随着入门门槛的降低，人们还可以通过共享经济平台（借助更高级的匹配算法）以提供服务、分享闲置资产的方式来创造财富。

　　但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仅限于此吗？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根据麦肯锡的调查，与18至19世纪的工业相比，人工智能对社会的程度会是过去的近3000倍（速度比过去快10倍，范围比过去大300倍）。然而，想要进一步对这个问题做出清晰且令人信服的回答是很困难的。回顾近期的研究，我们发现学界对人工智能及自动化的影响尚未达成一致的认识。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的数据，Daron Acemoglu 和Pascual Restrepo发现，1990年之后，欧洲国家向其劳动力市场引入了比美国更多的工业机器人（可以自动执行工作、接受重新编码、实现多种用途的机器装置）。上世纪90年代初，欧洲国家平均每1000个工人拥有近0.6个机器人；而到2000年，该数字攀升至2.6。美国工业机器人的发展情况也存在类似趋势。

　　通过研究，Daron Acemoglu 和Pascual Restrepo得出结论：每增加一个工业机器人（以一千个工人为单位），美国就业人口与总人口比值（employment-to-population ratio）会减少约0.18-0.34%；薪酬会减少约0.25-0.5%。受自动化技术影响最大的行业是制造业。但有趣的是，作者们发现工业机器人的增加与工作岗位的减少之间仅存在微弱联系。

　　Erik Brynjolfsson、Andrew McAfee，以及Martin Ford都在各自的书中预测，未来二十年工业机器人的普及程度，及其对就业的总体影响将超乎想象。作者们在书中发出预警，即白领阶层同样会受到与蓝领阶层相似的冲击。Carl Benedikt Frey和Michael A. Osborne 在两人合写的文章中预测，未来二十年，约47%的美国就业人员对自动化技术的“抵抗力”偏弱。Michael Chui、James Manyika,和Mehdi Miremadi预测，美国45%的工作活动可以依靠现有技术水平的机器来完成；而如果人工智能系统的表现可以达到人类中等水平，该数字将增至58%。三人还发现，即便是经济活动中相对高薪的职位，如财务经理、物理学家、CEO，他们的日常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也可以由自动化机器完成。

　　但也有研究表明，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并不如那些学者预测的那样巨大。Melanie Arntz, Terry Gregory,和Ulrich Zierahn预测，在21个OECD国家内，平均只有9%的工作会被机器取代。9%与47%之间的差距在于：当Carl Benedikt Frey和Michael A. Osborne估测自动化的影响时，他们更关注的是整体职业活动，而不是具体的工作任务。在评估自动化技术的影响时，最重要的一点是确定接下来几十年中可行性较高的技术是什么，以及这些技术替代人类工作的可能性究竟多大。James Manyika等人预测，美国只有不到5%的工作任务能够完全由自动化技术完成。

　　以上研究大多专注于自动化技术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而如何评估其积极影响则是一项更具挑战性的工作。这需要：首先推测尚未到来的新技术会如何催生新的行业（工作岗位），并在此基础上，推断未来的市场发展情况。此举简直难于登天——谁能在20年前预想到，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让我们完成多项不同任务，而且其衍生的新市场是如此广阔。

　　Aaron Smith和Janna Anderson在2014年调查了1900位专家，询问他们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48%的专家预测，机器人及数字助手将取代绝大多数的蓝领和白领阶层，并将导致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大量人群因失业而造成社会秩序失控。另外52%的专家则认为，新技术创造及衍生的工作岗位将远远超过它所取代的数目。

　　由于我们无法较为准确地推测人工智能的影响，那么出台相应的政策框架也恐成奢望。但是，构建一个性的对话平台——其中包含所有会被人工智能影响的群体——是十分必要的。这个过程大致需要以下几步：

　　2. 我们应该为机器及人工智能系统搭建运行规则的框架。阿西莫夫知名的“机器人三定律”还远远不够。欧洲议会所提出的“机器人技术的民事”（Civil Law Rules on Robotics）引发了大量关于安全、隐私、责任划分等问题的社会讨论。在较为充分地理解人工智能概念的基础上，我们再将这些讨论归纳总结后融入到现有的社会系统中。如此一来，我们可以缓和由人工智能导致的社会动荡，较为平稳地度过这段转型期。

　　3. 此外，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具体实施上述新加入的政策。例如，我们可以谨慎地重新设计教育培训项目，从而让雇员能够与机器进行更高效的互动。这或许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前文提到的忧虑。不过此举需要（有能力推行政策）与科技类社会机构（懂得技术本身）的紧密合作。另一方面，多元文化研究组织和教育培训机构的加入也可以促进上一步中提到的必要社会讨论。

　　我们目前对人工智能领域所带来的挑战还没有在层面上达成共识。美国财政部长努钦似乎对人工智能在就业方面的影响毫不担心。在3月份接受采访时，努钦表示，距离人工智能对就业造成严重影响至少还有50到100年。然而，IMF总裁拉加德在4月份参加布鲁盖尔研究所的活动时曾表示，自动化技术对就业的影响已经到了需要做出政策行动的程度。

　　但现实是：我们仍处于第一阶段，即需要充分理解人工智能的概念，以及它对经济的多方面影响。为了加深对人工智能的认识，我们需要让它所涉及的所有社会群体进行广泛讨论（如研究者、政策制定者、行业代表等）。尽管不急于得出结论，但我们仍要迅速做出反应，因为技术进步对市场造成的往往会令大多数人措手不及。（

　　人工智能领域无疑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大转折点。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看法也众说纷纭。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尽管人工智能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事件，但也有可能终结人类文明；而另一些专家“不能因噎废食”的态度，认为应该趁人工智能领域尚处于萌芽期，尽量构建一套符合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系统运行准则。与工业相比，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程度将更为深远。与其寄希望于事后弥补，不如主动出击，尽可能降低人工智能的潜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