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院训)

每位走进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副院长、肝胆外科主任医师蔡建强门诊室的患者，脚步都轻而急切，尤其初诊患者，往往人还没到，手中拎着的或厚或薄的CT片、病历资料已迫不及待先递过去，甚至手有些发抖，说话也有点乱，心中的紧张、惶恐、希望交织在一起，怎么也掩饰不住。

我国是肝癌高发国，始建于1958年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是国家标志性肿瘤专科医院，目前日均门诊量4000人，十分之一属于肝胆肿瘤。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很多把这里作为生命最后一丝希望。

蔡建强深知这一点，他总是先关照他们坐好，边轻声询问，边抽出CT片对着灯箱一张一张细细查看，不多言语间，病情大概知晓，患者情绪也稳定下来。他再对下一步检查、治疗如实给出初步意见。

他不拒绝任何一位患者，要求自己和团队竭尽全力留住他们，在提高生存质量前提下，延长患者生存期。竭尽全力在蔡建强的词典里不是程度副词，而是动词。

当住院医时，他每天守在病人身边18个小时，从清晨到深夜，积累丰富临床处置经验；在日本作访问学者一年间，他观摩600多台手术，最终破例以访问学者身份成为主刀医生；他守床22天抢救一名结肠癌手术后罕见过敏症患者成功，曾震惊世界同行。

这名被全世界专家判死刑的患者，至今健康地生活；他创建消化道肿瘤多学科会诊（MDT）体系，历时13年打造出一支让患者信赖的国家队，不仅帮助患者对抗疾病，而且让他们始终保有生命的尊严。

身为副院长，蔡建强在几任医院领导努力基础上，和现任班子一起想办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成立国家癌症中心、完善肿瘤登记制度，力争让更多人对肿瘤防治加深了解。

作为主任医师，蔡建强出门诊、做手术、搞科研、带团队、教学生、抓培训……要做的事实在太多。即便已经担任院领导，蔡建强每周还出半天门诊，主刀至少三台腹部肿瘤复杂手术，进行一次大查房。

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每周雷打不动地运动，也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只要对患者有益的事，蔡建强都去争取。他说：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品格、对医疗质量的把控和追求，是永恒的。

对医疗质量的把控和追求永恒

有一组数据概括我国肝胆恶性肿瘤发病状况：2015年，我国肝癌发病率为28.71/10万人，位居我国肿瘤发病率第四位，死亡率则排第二。患病人数占全世界肝癌发病总人数47%。此前，这个数字是55%。

蔡建强说，随着近年来我国肝癌发病人数整体下降，这个占比有望进一步下降，到2030年发病率降至40%左右，而五年生存率将提升12至15个百分点，五年生存率是肝癌治疗一个重要指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都要下很大功夫。

蔡建强已经为此奋斗35年。1985年自白求恩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蔡建强被分配到北京，同属协和系统三家医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整形外科医院和肿瘤医院，他选择最后者。

越来越多人患有肿瘤，而且肿瘤更难医治，我相信自己可以在这方面帮助更多人。彼时，位于北京龙潭湖畔的肿瘤医院外科只有胸部外科和腹部外科，蔡建强再次选择后者，因为腹部脏器比较多，能做的事更多。

工作后，蔡建强师从我国著名腹部肿瘤外科专家、肿瘤医院腹部外科主任医师余宏迢教授。

余宏迢从事肿瘤外科工作40余年，临床诊疗经验丰富，擅长诊治腹部及乳腺肿瘤，肝、胆、胰腺癌手术水平高。当时肿瘤医院技术力量就很雄厚，余宏迢教授那一辈创建了一整套外科治疗肿瘤的基础，至今，余派手术要领仍为蔡建强腹部肿瘤手术技术基础。

在临床中，青年医生蔡建强发现有很多东西要学习，要提升。那时，中国医疗也逐步和国际接轨。

在这一背景下，蔡建强1994年赴德国杜塞尔多夫海因里希·海涅大学血管外科中心参观学习。当时他已有10年临床经验，但按照海涅大学规定，他在学习期间不能接触病人，更不能动手做手术，只能观摩。

他还记得第一次看心脏移植手术，各种复杂管道系统井然有序地呈现在面前，整个过程就像看天书一样。蔡建强被惊到，真是天壤之别。每次观摩，他都拿着本子努力把自己看到的都记下来、弄明白，每一笔都带着使命感。

回国后，蔡建强在科室前辈支持下，与同事提升确保手术安全技能，使肿瘤医院腹部外科肿瘤治疗更专业化，技术逐渐成熟，手术死亡率降低，手术治疗腹部肿瘤技术逐渐成熟。蔡建强也逐渐确立自己对肝脏和消化道肿瘤方面的研究方向。

五年后，蔡建强又赴日本，在以医学和药学立足的熊本大学医学部作一年访问学者，与平冈武久教授等几位日本著名外科专家交流共事。

日本是胃癌与肝癌高发国家，病人比较多，医生手术技术也比较成熟，在亚洲治疗消化道和肝脏肿瘤方面比较领先。

那时，国内腹腔镜手术刚起步，日本则很普遍。蔡建强珍惜近距离观看手术的机会，每天早出晚归，泡在医院里，一年时间完整观摩600多台手术。9个月后，蔡建强破例以访问学者身份主刀手术。

访学归来，蔡建强立刻带领团队在肿瘤医院开展系统性肝切除研究等工作。

2003年，蔡建强团队提出的应用解剖分离方法进行肝段联合切除治疗肝脏肿瘤，通过卫生部成果鉴定。

他们对2001年9月至2003年12月收治的53例肝脏肿瘤患者采用解剖分离方法进行肝段联合切除，术后无1例发生严重并发症或死亡，并将原来40%左右的并发症发生率降到7.54%。后来，这一手术方法被多家医院采用。

通过分层解剖和去浆膜外组织行消化道吻合方式，大大降低胃肠手术后发生吻合口漏的情况，从而对消化道肿瘤手术建立起安全体系。

以往，全胃切除是死亡率很高的手术，截至2007年科室功能细化前，蔡建强团队所做的全胃切除有300例左右，无一例死亡。结直肠手术死亡率也是0。以追赶者的状态，蔡建强和同事们努力着，现在差距已经不大了。

2016年，12岁的小佳被当地医院诊断为肝癌（后经肿瘤医院诊断为巨大肝脏腺瘤）。父母带她辗转省内多家医院求医，结论都让人绝望。几经辗转，小佳来到肿瘤医院腹部外科，蔡建强记得第一次在门诊见到小姑娘的情形，很憔悴，脸色蜡黄，是典型黄疸表现，一看就知道病情不轻。

CT片显示，小佳的巨大腺瘤位于左肝，15厘米大小，几乎占据整个肝叶。由于肿瘤过大，压迫肝内胆道，已引起较重黄疸。蔡建强立即让小佳住院，进行保肝、营养等对症治疗的同时，决定是否进行手术切除。

腹部CT、核磁检查……一沓沓检查化验资料摆在面前，蔡建强表情凝重，丝毫不敢疏忽。手术意味着要切除掉病灶和病灶周围的正常肝组织，这对病人肝功能是一种巨大打击。许多巨大肿瘤的患者，尤其是儿童，很有可能因为术后肝功能衰竭而危及生命，因此术前评估对于肝脏肿瘤治疗至关重要。

多年临床外科经历，他深知，这么小的患者进行如此大的手术，充满风险和挑战。而且小佳的肿瘤贴近重要血管，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致命出血，这也可能是之前医院认为难以手术的原因。但，手术是患儿小佳唯一的生存机会。蔡建强下定决心：做！

入院第四天，小佳在全麻下接受左肝不规则切除术。按照当时医疗条件，手术中有一丝一毫差池，鲜活的小生命就会骤然逝去，蔡建强说：打着12分精神做手术。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整整六个小时，蔡建强用肝脏不规则切除术，采用解剖性分离方式，切除肝脏肿瘤病灶及病灶周围2厘米正常组织，最大限度保护肝脏，并将术中出血降为平常的1/10，暂时留住了孩子。

肝脏不规则切除术需要术者非常熟悉肝脏解剖，对肿瘤病灶有精确评估，才能够顺利地进行切除。又因为小佳是个孩子，每个动作、每次暴露病灶都更加精确和小心，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导致整个手术失败，现在想想都还有些后怕。蔡建强的学生、肿瘤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毕新宇当时任助手，对那次手术记忆犹新。

手术成功，包扎时，连小佳背后的腹带，蔡建强也逐一轻轻抚得平平整整。在腹部外科医护人员精心呵护下，小佳闯过肝脏肿瘤手术后正常的肝功能异常关，顺利康复。

14年过去，如今小佳健康美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和同龄女孩一样喜欢追剧。她时常问候蔡建强，还有那些守护过她的医护人员。

在一封信中，她曾写道：蔡主任，请允许我亲切地叫您一声‘爸爸’，是您用精湛的医术、慈爱的仁心挽救了我，挽救了我的家庭，是您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赫捷院长上任近10年来，我们医院医疗质量、水平，医护人员培养都不断提升，在第三方评价中，我们连续十年排名第一，一直在引领肿瘤治疗方向。

2012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国家癌症中心成立，引导全国肿瘤早诊早治、做好全国肿瘤登记工作的职责越发明确。三年后，我国第一次正式公布肿瘤发病率、死亡率及各地区发病数字，空白逐渐被填补。

蔡建强亲历变化：我国肿瘤防治工作到了最好时期，国际上也得到认可，肿瘤登记、城市肿瘤防治等方面文章，陆续在久负盛名的同行评审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和全球影响因子最高杂志《临床肿瘤杂志》上发表，这在以前没有过。

从医35年来，蔡建强记得自己收治的所有患者

为晚期腹部肿瘤治疗打开新路径

在人类与恶性肿瘤斗争史上，多学科会诊（Multi-DisciplinaryTreatment，简称MDT）诊疗模式建立是一个里程碑。MDT就是医院多学科骨干医生在固定时间、地点，对个体病例进行讨论，团队协作为患者设计最佳诊疗方案，并定期进行反馈评估，从而使患者获得最佳疗效。

2007年，在前辈倡导多学科合作治疗基础上，蔡建强创建肿瘤医院消化道肿瘤MDT。这一年，据世界卫生组织年度健康报告，全球每年有62万人死于肝癌。这一年，肝癌靶向药物问世，原发性肝癌临床治疗向前迈进一大步。但肝癌发现时中晚期比例还很高，能够接受手术的肝癌患者只有15%-20%，蔡建强和团队于是先将MDT救治重心放在中晚期肝癌上。同时，结直肠癌肝转移比例高，也是治疗失败主要原因，患者和家属往往容易失去信心。

为了让更多患者得到治疗机会，MDT团队向医院申请增设结直肠癌肝转移专病门诊。经过13年发展，复杂消化道肿瘤患者病历几乎都打破科室界限，纳入MDT系统，打开电脑，一目了然，无法隐瞒。

肿瘤医院素有使用综合手段进行肿瘤治疗、尤其恶性肿瘤治疗的传统。老院长吴桓兴一直倡导，但此前会诊只有外科、化疗科、放疗科，一个科室一个科室看，判断先做什么治疗，不同科的医生有时对治疗方式说法不一，容易引起医患矛盾。并且，手术是过去治疗第一选择，如果外科会诊认为已经无法手术，也就没有其他更多办法，蔡建强打破范式，把诊断科、病理科纳入进来，由五大学科组成MDT核心力量。

在蔡建强看来，MDT是一种理念。介入治疗科副主任医师韩玥说，蔡建强经常提醒大家，肿瘤治疗不是单打独斗，手术只在肿瘤治疗某个阶段是主要方式，肿瘤治疗需要多学科通力合作。

起步不易。蔡建强联合其他科六七位志同道合的医生，从联合查房开始，默默开启MDT模式。目标从开始就定得很高——每个人都一定要为打造一支值得患者信赖的、多学科诊治的国家队而不懈努力。蔡建强说，这是对MDT团队每个成员的要求。

庆幸的是，MDT从一开始就得到内科肿瘤学专家孙燕院士、腹部肿瘤放疗首席专家余子豪教授、胸部肿瘤放疗首席专家殷蔚伯教授等多位老专家支持，孙燕院士当时70多岁了，还来参加我们MDT会诊，前辈支持，蔡建强念念不忘。

在肿瘤医院，MDT治疗要求是规范化、微创化、个体化。蔡建强认为，规范就是多学科长时间高层次积累的经验，并无太多创新可言，更多是经验运用。面对中晚期恶性肿瘤，医生和患者往往面临同样艰难抉择。

两条甚至更多的方案摆在首诊病人面前，但没有一条路可回头，判断失误、治疗不规范……一旦走错也许就是深渊。多学科支持下，晚期消化道肿瘤治疗另一条路径逐渐清晰。

微创是如今肿瘤治疗高频词之一。

当下，腹腔镜、介入、消融等微创手术在肝癌治疗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过去什么都是开刀手术，现在有些病例用微创技术完全可以达到开刀手术效果，而且损伤小得多。

蔡建强说。他有些担忧业内外对微创的误读，微创并不是单指微创技术，也不是看手术伤口大小。微创治疗有很严格适应症，只适合一部分患者，而不是全部。微创是一种理念，贯穿治疗全过程，病人从疾病诊疗开始到结束，所有治疗手段都要达到最优，以最小损伤换取最佳治疗。多做一个检查、多吃一片药、多花一分钱，都不是微创，都是重创。

蔡建强（右）在手术中

MDT团队第一条理念是以病人为中心。2005年，某高校退休教师胡老师被诊断为直肠癌，几年间三次出现肝转移，总共住院21次，经历三次手术。

之前她去过很多医院，找很多专家咨询，意见差别很大。在肿瘤医院，胡老师成为纳入MDT系统的患者。她很快接受肝脏转移瘤切除手术，随后在MDT团队大密度随访中，踏上康复之路。

放疗科主任医师金晶说，肿瘤标记物升高会提示肿瘤复发的可能。根据不同情况，门诊会给胡老师开B超、CT或者核磁检查，确保检出病变可能性。

治疗前，诊断科通过读片判断转移瘤的部位、数目、大小，为团队专家治疗提供建议。经过系统治疗后，治疗效果也需要通过诊断科读片结果来进行判断。影像诊断科主任医师蒋力明说。

病理诊断是诊断肿瘤金标准，通过切片可以准确判断肿瘤性质，为后续治疗提供指南。这部分工作由病理科主任医师应建明完成。

内科主任医师周爱萍告诉记者，肝脏转移瘤如果过多或过大，可以用内科手段来减少或缩小，以达到外科手术要求。胡老师的转移瘤是单发的，而且不是太大，所以她比较幸运，能直接通过手术切除。毕新宇说。

病房门外，更多治疗同步进行着。胡老师这位一辈子要强的高级知识分子，性格倔强，很长时间不能接受自己患病的状态，跟家人、亲友、同事关系也颇为紧张，蔡建强反反复复给她做思想工作，包括如何处理与家人、同事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跟她一起想办法。花了很多功夫。

后来她心态越来越好，理解亲人苦心，慢慢懂得感恩，感受到他人关爱，反过来还能开导别人。这在治疗初期都不可能，但这对她身体恢复太重要了。

蔡建强说，个体化对MDT团队而言，强调针对病人因人施治，把病人想尽办法稳定在能够提升他免疫机能的范围内，达到MDT团队设定的治疗效果。治疗手段、方案、技术，以及病人心理要达到一定平衡，治疗结果才会好。

15年过去，胡老师如今已恢复正常生活，我和团队医生建立了深厚情谊。之前我没想到，蔡院长他们几十人一起讨论我的病，他们不仅对我有再生之恩，还是我心灵的老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年过七旬的胡老师几乎每月都到肿瘤医院作一次抗癌志愿者，以自己作为案例，劝导其他患者正视疾病、树立信心、乐观平和地生活。

2018年1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2018-2020），对MDT协作组描述为：以病人为中心，推广多学科诊疗模式。鼓励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将多学科专业技术人员纳入多学科诊疗团队。

蔡建强第一时间把消息发到工作群，毕新宇很快回复3个大拇指标识，我们坚持这么多年的MDT，终于有了国家层面的支持。

MDT模式对团队整体水平要求很高，要求各科彼此尊重、能够合作。从现实层面上，在一些医院推行也面临困境。蔡建强无需面对这些困扰。

肿瘤医院科室没有经济指标考量，赫捷院长对绩效要求一共四条：第一，科室核心竞争力，在国内业内所处位置；第二，团队建设，拥有怎样的师资力量，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成果；第三，为医院作多大贡献，看科室获奖率、医护人员学术造诣、学术文章影响等；第四，跟去年同期比，经济效益是否下滑，如果下滑太快，那一定治病效果不好。蔡建强说，这些都非一日之功，治疗水平高不高、患者多不多，平时就一目了然。

蔡建强说，MDT运行前10年，为了挽救更多患者，没有收过钱，甚至其他医院500元会诊费都没有，会诊都免费。而病人一旦进入MDT体系，就会被终身随诊，得到持续而最优的诊疗方案。13年了，病例库里还有十几例MDT成立之初的病人，在不断随诊。

半自动洗衣机不转了怎么维修，检查电源是否接通，电源不通，半自动洗衣机肯定不转，听一下有没有“嗡嗡”声，如果没有，就可能是插座没有电或按键开关有故障，检查一下电源插座是否没电，可以排除一下电源的问题。

13年间，MDT逐渐形成数十位多学科骨干协同作战的医疗团队，积累越来越多宝贵临床经验，年轻医生在实战中飞快成长，团队现已拥有15个国家级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称号、20余个副主任委员称号。

当年支持我们的前辈们，现在都年过九旬，有的已经不在。我们这些当时还年轻的教授、副教授，科室主任、副主任，十几年间迅速成长起来。MDT专家团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但理念从没改变过。

每周四，肿瘤医院病理科、影像科、内科、放疗科和外科医生都有一次会诊，通过讨论为患者决定最为适合的治疗方案。

大家经常会诊前就在微信群里开始讨论，由于工作原因实在不能到场的会请假，认认真真说明原因。

怎么做才能让患者得到最佳治疗效果、最低损伤和最小刺激？如何在最好的集体免疫机能下进行治疗？这一结论来自哪里？国际最新文献显示，这样的治疗会大大提高患者生存期。样本量是多少？病情是否和讨论中的病人一样？是否要考虑个体差异和肿瘤生物学行为？类似对话，几乎每次讨论都会发生。

蔡建强说，MDT团队没有职务高低之分，每个人都平等讨论，由秘书汇总意见后，大家总结、分工。秘书由团队成员轮流担任，平等得很。

MDT刚建立时，参加会诊的人很少。现在，消化道肿瘤MDT讨论不仅吸引许多本院医生自发参加，不少外院医生也习惯每周四下午到肿瘤医院旁听。

记得收治的所有患者，理解那些痛

少年时，蔡建强曾是一名求医者。

1962年生于吉林，蔡建强儿时随下放的父母在长白山农村生活。这里距离家乡吉林市并不算遥远，城乡生活却有天壤之别。虽然年纪很小，但已经能意识到周围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且因为政治上的因素，我们一家人生活比较困难。

没有随性玩耍的童年，甚至没有睡过一个懒觉，6岁的蔡建强学着擀饺子皮、劈柴，播种、收割、烧饭也慢慢不在话下。劳作在他胳膊上、手上留下道道伤疤，至今可见。

生活艰苦，农活繁重，蔡建强母亲又体弱，不久患上关节炎、肾炎和严重的偏头痛。以当时处境，我妈妈找大夫看病很不容易。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有一个决心：将来要做一名大夫，治好妈妈的病。

偏头痛犯起来，整个人都受不了，家里辗转找到一位会针灸的女大夫帮着治疗，可往来交通不便，蔡建强母亲又很要强，不愿意总麻烦人。

蔡建强又想自己学针灸，给母亲治病。15岁的少年一边学，一边在自己身上试验，大概一个多月后开始给母亲针灸。没想到效果还挺好，大约半年左右，她的偏头疼居然完全好了。

作为患者的痛苦和无助、逆境中父母的坚强隐忍、医者技艺和仁心对患者的帮助与抚慰……都成为蔡建强日后行医处世的厚重底色。他理解那些痛。

从医35年来，蔡建强做过5000多例腹部肿瘤手术，医院统计显示，没出现一例严重术后并发症。查房时，为了查体不让病人受凉，他习惯性地将双手放在两侧腋下保持温度。他记得自己收治的所有患者。

2004年，浙江温州肝癌患者叶女士在肿瘤医院接受手术，蔡建强主刀。现在叶女士已年过七旬，身体很好。今年，叶女士的爱人柯先生又在体检中查到肝脏肿瘤，儿子毫不犹豫带他来到北京，好不容易挂上了蔡建强的门诊号，见到蔡建强一边报喜一边报忧。看过患者CT片和之前医院写的病历，蔡建强对老先生说：这两天再做个核磁检查，全面评估一下身体状况，如果符合条件就做消融手术，很快就可以出院回家了。您和您爱人当年情况不一样，她必须开刀。

患者儿子忍不住惊叫：16年了，您还记得我妈妈的病情！

很多疑难患者是报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蔡建强的，他也总是不遗余力。当他成为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尤其担任肿瘤医院副院长，逐渐成为业界知名专家时，曾有人劝他为自己的声誉留一条退路，但蔡建强从不，我行医原则就是只要对患者有益的事，我都会做也愿意做。

电缆故障对于如今发展非常快速的社会来说，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人类对于电力和通信设备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不仅如此，有些病人想要放弃时，他还要尽量鼓励他们坚持一下，生命宝贵，人总有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在肿瘤医院工作35年间，除了医术精益求精、不断创新，蔡建强更强调医德传承。

1986年，进入肿瘤医院第二年的蔡建强，到同属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北京协和医院轮转一年，每天骑着自行车从东南二环龙潭湖跑到长安街北的协和医院。

在协和，他上过病理生理学家陆士新院士的课，跟着分子肿瘤学专家吴旻院士、我国医学放射物理学术带头人胡逸民查房，与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等名家会诊讨论……耳濡目染中，蔡建强感受到医者的荣誉感、责任感，还有治病救人的幸福感。

病人治疗成功、做一台完美的手术，幸福感自然而然由心而生。这些年来我在临床中不断用这样的思路要求自己、约束自己，培养自己的工作作风。

学术之外，老一辈协和人对待患者的温厚诚恳在他心中留下深刻烙印。患者在医院里问路，医护人员不但停下来认真倾听指路，有时还会直接护送到目的地，一路上耐心安抚，劝慰患者不要着急。在急匆匆的当下，这样的画面已不多见。

蔡建强任住院医时，导师余宏迢要求他每天守床18个小时。早上不到7点进病房，夜里十一二点回去，一边在患者旁边观察术后反应，写病历，一边等处理急诊的机会。

余教授说，处理急诊能力是对自己快速反应、判断推理能力的最好锻炼，处理急诊节奏之快，没时间让你出问题。急诊并非时时都有，患者病情也不会分分钟起变化，大多数时间守床显得枯燥漫长，但蔡建强不这么想，我整理病历和资料，写了很多手术记录，画了很多图，积累了大量经验，为以后做准备。

做了三十多年临床医生，蔡建强至今特别看重那张病床。临床还是离床，是他判断一名临床医生合格与否的重要标准之一。临床，不在患者病床边你怎么知道情况？如何增加跟病人之间的温度？

他经常把学生或科里年轻医生从电脑旁边叫起来，按到病人床前守着。曾有一位病人手术后，蔡建强要求一名医生守床9个昼夜，每隔一小时发短信汇报一次病情。

对病人关怀，不单纯是人文层面，还有很多技术参数、医疗指标，当然还有医疗道德。有些来自长期临床实践的绝活，蔡建强的学生们叹为观止。

结直肠肿瘤患者手术后，会出现肠粘连，有时肠管转弯处折得太紧，肠内容物在肠道中不能顺利通过和运行，就会发生粘连性肠梗阻，严重者要进行二次手术。

一次，一位患者术后肠梗阻，大家都解决不了，面临二次手术。蔡建强赶来，用听诊器听了肠鸣音后，让患者平躺在床上，用双手给患者揉肚子，揉一会儿，再用听诊器听听，换个手法继续揉，再听，再揉……如此反复，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患者肠梗阻完全缓解，蔡建强满头大汗。

一般医生都没蔡院长的手法和耐心，毕新宇坦言，有时医生揉十几分钟觉得枯燥，就把方法教给患者家属让他们继续，但蔡院长一定亲自揉，而且一边揉一边思考，不断变换手法和位置，最终患者免于二次开刀受苦。这样的病例在科里可不少。

有一名学生，因为患者病情需要而加班守床。几天后，这个学生到医院教育处咨询加班补助事宜。蔡建强得知后大发雷霆，把学生叫过来只问两句话：书还要不要继续读？一点奉献精神都没有，医德去哪了？把利益作为医者出发点，这是蔡建强绝不能容忍的，作为医生一点奉献精神没有，书还读得有什么意义？蔡建强眉头紧锁，不停地摇头。

他要求学生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对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精神概括的16字——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写出对其中每一个词的思想认识，作出书面检查。

从1999年读研究生算起，毕新宇已经跟蔡建强21年。纵然现在自己也已成为特需门诊专家，逢蔡建强每周大查房时，毕新宇还是紧张不已。他对治疗总是精益求精，在临床工作中总能发现我们没发现的细节，而这个出其不意的细节，又总击中要害。

比如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细节，一位术后病人发烧，其实是腹腔有一处感染，我们也做了检查，但查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后来蔡院长来查房，一下看到，说‘腹膜有问题，需要做个穿刺’。穿刺后果然解决了问题。

讲起蔡院长查房，毕新宇就忍不住紧张，手不停推眼镜。蔡院长每次查房，都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候。是真紧张。

平日，蔡建强对同事、学生好得全心全意，大家有事都先想到他。逢年过节，他会感谢每位医生家属对医院工作的支持。可如果有人在工作中出一点点对患者不利的问题，他就忍不住发怒。

毕新宇经历过，只因为一个对整台手术并无影响的不规范操作，他被蔡建强训斥：你有没有想过这对患者有多大损害？！这不允许！毕新宇回忆，那是发自内心的愤怒。

不该逝去的生命就必须留住

北京顺义结肠癌患者刘平夫妇，十几年间每隔一个多月就特意坐车进城，到肿瘤医院蔡建强办公室坐坐。直到几年前，老两口都年过七旬，蔡建强劝他们不论如何不要再辛苦奔波，这才勉强作罢。

2005年结肠癌手术以来，刘平的生命源于蔡建强22个昼夜的不间断抢救。

当时，罹患结肠癌的刘平，在肿瘤医院经多学科会诊确定没有其他部位转移后，由外科先行手术。手术很顺利，但术后第7天病人仍未排气排便，这不正常。再次会诊后，蔡建强为患者紧急实施造瘘手术。

术中，发现肠管牢牢黏在一起。历时8小时的造瘘手术依然没有让肠梗阻缓解，又经过一次手术，这才发现元凶竟是患者肠管对手术手套上的滑石粉过敏。这样的病例很罕见，全国只发现6例，死亡率很高。蔡建强说。

患者刘平有亲友在国外，影像学资料通过网络发过去，得到的回复是一片惋惜声。滑石粉过敏导致肠粘连，当时国际上也不超过10例，没有救治成功的记录。

蔡建强不信，带着几位医生守在病人旁边。抢救室的灯24小时亮着，生命体征监测仪不间断地滴滴响着，不管白天黑夜，蔡建强每隔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就进行一次操作，不断刺激肠道，灌肠、贴剂、穴位按摩……其间进行三次手术，用尽办法避免肠道麻痹，消化道功能衰竭。

第22天，刘平生命体征平稳。

随后放化疗取得预期效果。之后，外科又领衔完成两次手术，经多学科协作，刘平终于从死亡线上逃脱。

诗人约翰·多恩说：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减少。蔡建强有一个死命令：病人情况是否已经彻底无解？如果不是，那就绝对不能放弃。不管用什么方法、手段，一定要抢救。

医护人员要全面深入认知疾病，加强会诊、不懂就问、汇集多方意见，在统一思想指导下，把握各个环节，全面付出。

类似情况很多，有的不是我处理的，但我们科只要遇到这个问题，都拼到底。很多病人真是我们从死神手里抢回来的。

蔡建强极为看重医学人文精神，又反对空谈医者仁心。过去总说人文是我们自己能接受的善良，但我认为，所谓医者仁心，是涵盖整个医疗过程中的医疗准则，是一种实践；是要把医者该做的事做好，把责任、技术和温度结合在一起。在医疗执行过程中准确执行医疗思想，想尽办法帮助患者提升战胜疾病的能力和心态。

毕新宇牢牢记着蔡建强的一句话：都说医生是天使，你要记得天使是长着一对翅膀的，一只代表医德，一只代表医术，少一个都不是天使。

患者小健是19岁的大一新生。2015年，他患有母系传播的乙肝病毒导致的肝癌，且病情已到晚期，右肝巨大肿物13厘米。

当小健的病例出现在MDT系统里时，蔡建强知道，会诊室内外的人，从他身上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我们讨论的是当下和未来，是如何留住生命；屋外亲人想到的是过往，是孩子叫出第一声爸妈，他掉下第一颗乳牙……所有美好的回忆因为当下的痛苦而倍加沉重，也让拼命挽留这份美好的努力格外值得期待。

讨论后，MDT团队医生决定先为小健实施右半肝切除术。但他们也担心，毕竟是晚期，即使手术顺利，病人也会因可能的肿瘤复发转移到多脏器而生机渺茫。

历时4个多小时手术后，大家松一口气。毕新宇还记得，虽然有转移风险，但完整切除了肿瘤，同时清扫了区域淋巴结，加上预防转移复发的治疗手段，相信他会有较长时间的生存。

然而，小健术后三个月，他母亲也被查出患有肝癌，面对术后巨大的后续治疗费用缺口，一家陷入经济深渊。

治疗组减免了他们一些费用，仍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MDT全体成员发出为年轻的生命募捐倡议，不到一周募捐7万多元。

最后一次复查，小健给团队医生带来一张自己在校园拍的照片，白衬衫、淡蓝色牛仔裤，那么蓬勃。蔡建强记得，小健说他已无遗憾，只是无法回报。

与病人一起度过艰难时刻，甚至最后时刻，医生难免动情。但不论怎样，总有些事情医生、患者及家属必须直面。蔡建强从不回避病程，不论多沉重，他都会如实告知患者或家属。

蔡建强所在的肝胆外科，患者百分之七八十从外地来，他理解患者和家属的不容易。我们看到这些病人也很沉重，但再沉重，也要把病情程度讲清楚，绝不诱导，也不过度。

治疗有时是积极的，有时是放缓的，有时是放弃的……医疗尽头，我们要经常给缓和医疗患者指导和安抚，尽可能在提高生存质量前提下，让患者病情发展再慢一些，痛苦再小一些，精神状况再强一些，对生活感受再深一些，给生命以最后尊严。

安静时，蔡建强时常想起他送走的患者。他们有的平静离开，有的经过激烈抢救；有的走时安详，有的则带着诸多遗憾……奋力拉回他们的经过和他们最后时刻的样子，都一一清晰地印刻在他心里。

蔡建强把死亡分为三种——自然死亡、科学死亡和医疗死亡。自然死亡是生老病死，科学死亡是用尽医学技术和治疗手段仍旧无力回天。医疗死亡则往往出于医生认知或医术局限而导致，这是蔡建强无法接受的，也是极力要求医护人员提高技艺去避免的。

他不讲客观理由，只要求不该逝去的生命就必须留住，这总是督促着他奋力前行。每个外科医生心中一定有一座墓园，这座墓园是需要时常祭扫的，这样才能源源不断有加强责任心、精进医术、提升治疗水平的动力。

蔡建强（第二排右二）和MDT团队在一起

[本文刊于《中华儿女》杂志2020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