撑起环境遥感监测半边天——记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娘子军”

　　近些年，一些传统意义上由男性主导的工作逐渐出现了妇女的身影，高精尖的遥感监测领域也不例外。作为我国环境遥感监测的重要技术阵地，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就活跃着一支由56位女职工组成的环保“娘子军”，她们顶起了该中心环境遥感监测业务的半边天。在国际劳动妇女节即将到来之际，《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2月28日来到该中心，近距离领略了她们的飒爽英姿。她们在各自岗位上发光发亮，曾获生态环境部、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部门的多项表彰。在她们柔弱的身躯背后，是为环保事业奋斗不息的使命感。

　　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大气环境遥感部的9名职工中，有6名女性。厉青（左五）为该团队的负责人。

　　说起“大气遥感”，许多人会感觉陌生，这意味着它独特的专业性和复杂性。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下简称“卫星中心”）大气环境遥感部在这个领域奋斗了10多年。

　　卫星中心成立之前，环保业务应用遥感技术还比较少，从研究到业务应用难度大，中心成立后，厉青担起了大气环境遥感部负责人的重任。大气遥感部现有职工9人，其中女性6人。她们长期担负着大气环境遥感监测研究及应用工作，克服大气遥感技术诸多难题，荣获多项国家及省部级奖项，并将大气遥感技术开创性地应用于环境保护业务化工作，在重污染应对、重大活动空气质量保障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用成果多次被央视、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

　　这支以女性研究人员为主的队伍多年来牵头攻克了大气遥感领域灰霾、近地面颗粒物、污染气体监测、秸秆焚烧监测等多项研究及应用技术，提出了大气环境卫星遥感监测指标体系、产品体系、技术流程和业务方案，形成了“环境空气卫星遥感监测工程应用体系”，集“标准规范、模型方法、软硬件系统、产品服务”于一体。

　　2月28日，大气遥感部工作人员张玉环告诉《环境与生活》杂志，近年来，大气遥感部开展的全国秸秆焚烧监测、灰霾、沙尘等的日常及应急监测工作，为国家及时掌握区域污染物的分布，及应对区域灰霾大气重污染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持。例如，2013年1月、10月、12月以及2014年2月发生大范围灰霾情况时，其部门及时提供了灰霾发生的面积及影响程度等重要信息，为生态环境部应对灰霾污染争取了监测数据的主动权。秸秆焚烧卫星遥感监测能够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大大提高了环境执法的效率，为环境监察、防治大面积秸秆焚烧、控制大气污染提供了极大便利。“这两天东北地区的秸秆露天焚烧又频繁了，昨天的遥感监测结果就显示有200多个火点。”

　　这支队伍的相关成果获得两项国家级奖项、3项省部级奖项。该团队被评为2018年生态环境部直属机关“三八红旗集体”。

　　说起厉青这位部门负责人，张玉环的言语中流露出敬佩。在同事眼中，她是“拼命三娘”，她的拼劲带动了整个团队。由于长时间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厉青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她曾在某个周六加班后开车回家，路上碰到障碍物猛踩刹车后把腰扭伤。按照医嘱，她应卧床休息一周，但她却趴在床上认真修改监测方案，通过网络与部门同事交流。

　　在张玉环看来，厉青还是一个“学习劲头特别足的人”，有专家到卫星中心为大气环境遥感部的人做培训时，厉青“永远是提出问题最多的那一位”。

　　工作上对下属严格要求，但厉青在大家眼中还是平易近人的暖心大姐，对部门同事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张玉环提到了一个小细节，“在安排中央环保督察随行人员名单时，她为了尽量不影响同事们照顾家庭的需求，会不厌其烦地协商大家的出行时间。”

　　凭借突出的工作成绩，厉青入选了“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第一批国家环境监测一流专家”“第二批国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她还于2013年获得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颁发的“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用张玉环的话说，厉青橱子里的“获奖证书一摞一摞的”。

　　面对这些奖项，厉青却谦虚地说：“我只是千千万万环境保护工作者中的小小一员，尽力做好我的本职工作，近年来组织给我很多荣誉，让我心存很多的感激和感动，这些都离不开卫星中心及团队的齐心协力。”

　　卫星中心生态环境遥感部自然保护地工作组组长刘晓曼，2016年被破格评为研究员。第一眼看见她，留着一头干练的内扣短发，灰色毛衣外套衬得人素净、干练而沉稳。刘晓曼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毕业的博士，2004年从卫星筹备办公室入职，一直从事生态监测评价方面的工作，开拓创新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天地一体化监管机制与模式，形成了集技术方法、业务示范与标准体系在内的完整业务化体系，并带领团队持续10年在全国实现了业务化运行。在中心工作15载，刘晓曼的感受是“从事的工作从无到有、从点到面，从浅到深、从被动到主动、从应急到定期、从监测到评估。”

　　卫星中心生态环境遥感部自然保护地工作组组长刘晓曼，开创了自然保护区天地一体化监管机制与模式。

　　她解释，“我国自然保护区数量多、面积大、分布广、地理环境复杂、建设项目繁杂、监管人手少，加上很多保护区交通可达性差，依赖传统的地面调查手段，难以及时发现和监督保护区内各项违法违规活动。”刘晓曼强调，中心从2009年成立以来，工作中时刻以管理为导向、以应用为核心，创新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天地一体化协同监测的手段，利用遥感技术快速发现各项人类活动，并将线索及时提交给管理部门，管理部门组织核查和处理，真正实现了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反馈、第一时间处理。该业务从最初应用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逐步向自然保护区管理评估、建设项目准入等扩展，也在落实中央领导批示、群众举报、媒体曝光以及多次自然保护区专项执法和检查工作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可谓“监测手段的极大创新”。

　　目前，该工作凝练形成了面向全国使用的技术指南和管理办法，并形成了定期监测制度，工作成果于2014年获得了原环境保护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实现了每半年一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74个）、每年一次省级自然保护区（800多个）的人类活动全覆盖监测，累计发现56万多条的问题线索，先后给生态环境部上报各类报告136份，获得部领导批示53次，有效支撑了中央环保督察等重大任务的线索筛选和证据锁定。同时，刘晓曼的小组还连续两年组织编制31个省（区、市）的“绿盾”重点问题清单，整理各省问题台账5万余条，并参与现场巡查，支撑了“绿盾2017”、“绿盾2018”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专项行动。

　　“目前该工作是我们中心业务化程度最高、管理支撑力度最大、上报报告最多、获得部领导批示最多的业务，也是我们中心的拳头产品和品牌”，她自豪而又欣慰地说。

　　自然保护区遥感监管工作范围广、任务重、时间紧、环节多，可能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一张图或一份报告，但这个过程中的工作链条非常复杂，要经过大量的影像查找、下载、处理、人类活动信息提取和审核、专题图制作、报告编制等多个环节，经常还面临多项任务交叉叠加，工作中总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突发状况。

　　刘晓曼作为组长，为了保证每项工作都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实、做准、做细，除了和同事们一起参与遥感监测和报告编制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工作精力要花在组织协调、进度统筹和问题解决上，每到任务重的时候，她都和组里的同事们连轴加班。她“脑中时刻绷着根弦，我们的成果直接服务于管理和执法，我们的报告不仅仅是个人的成果，更代表了卫星中心的水平和态度，我作为组长，必须对每一个数据严格把关，确保不能出错”，有时同事们编制的报告甚至要被她修改4-5轮才能报给领导。

　　除了在办公室研究业务，刘晓曼还有一部分任务是在实地检查和核查，“一些检查如暗访等，都得自己提前规划路线，很多保护区交通不太便利，路也比较难走，有时走着走着就没路了，一天也看不了几个点，晚上回来就要加班整理材料。”

　　工作之余，刘晓曼还始终关注研究领域的国内外前沿，阅读外文文献，挖掘自然保护区成效评估等领域的思路，努力为管理决策提供深度支撑。

　　当被问到“业务工作这么忙，如何分配时间”时，她笑着说：“其实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碎片化的时间，比如上下班的地铁上，我就会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看一些文献和书，一天两天成效不明显，时间长了就能做到有效积累”。

　　目前她还建立了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开发建设活动影响评估、可持续发展评估和保护成效等领域的指标和技术方法，研究成果发表在SCI等刊物上，获得了第一批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技术骨干、第二批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青年拔尖人才、环境保护部优秀党员、环境保护部直属机关巾帼文明岗标兵等荣誉。

　　面对繁重的工作任务，刘晓曼虽然也感觉到累，但更多地是“有成就感”。她说：“持续的业务工作让我学会了一个‘韧’字，只要坚持、踏实、认真，即使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干出不平凡的工作！作为女同志，有家庭有孩子，可能会付出更多一点，但抗压能力或许也更强一些。我觉得卫星中心的女同志都挺坚强的。”刘晓曼笑着对记者说。

　　接受《环境与生活》采访前，卫星中心水遥感部的王雪蕾刚刚从一个工作会议脱身。2010年7月，她从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出站就来到卫星中心。9年间，王雪蕾从基础研究做起，逐步向业务化突破，自主研发出“遥感分布式（DPeRS）面源污染评估模型”，形成了国家尺度面源污染业务技术体系框架，并开展了一系列应用示范，为生态环境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管理的新职能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面源污染遥感监测评估技术体系也成为水遥感部的“拳头产品”之一。

　　生态环境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水遥感部的王雪蕾，自主研发出“遥感分布式（DPeRS）面源污染评估模型”。

　　面源污染是地表水体的重要污染源之一，对管理部门来说，存在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污染总量和空间分布特征是什么、主要污染类型是什么、面源污染对水质贡献有多大。

　　“从来的那天起，卫星中心的领导就要求我在面源污染的业务化方面要做点成果，因为面源污染本身是高校、科研院所的研究热点，由于机理太复杂，很难服务于管理需求，而中心此前无人负责面源污染业务化的事，所以我的任务就是要把复杂的东西进行科学的简化，研发流域面源污染业务化产品。”王雪蕾介绍，面源污染无法依靠监测技术直接获取结果，目前监测评估的思路是结合遥感技术，以模型估算为主，地面监测为辅。

　　2010年时，我国还没有成形的技术去摸清全国面源污染总量，虽然有很多优秀的模型和丰富的地面监测数据网，但是做到国家尺度的模拟仍然很难，主要原因是模型可推广性和参数的可获取性还不够强。“国内外开发的模型很多，纯机理模型在全国这么大的尺度上基本很难应用，而一般经验性的模型在科学性和精确性上又有硬伤。所以，当初在选择用什么模型作为业务化的基础着实费了一些脑筋。后来经过综合评估，还是觉得大尺度匡算模型可以满足管理应用的需求。这套模型是北京师范大学众位老师的研究成果。当前的DPeRS面源业务模型体系就是在大尺度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二次研发，用了3年左右的时间对原模型进行修正改进完成的，可以说，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做成这件事。中心领导也给予了很大支持，为了做全国高精度地形坡度数据库，专门配备了价值9万元的工作站，当时是全中心最好的。”王雪蕾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天道酬勤，在科研成果向业务化转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没有辜负国家培养和单位的信任和支持”。

　　“我们边用边改，到2018年模型本身的问题基本解决了，结合流域控制单元管理理念的落地，面源污染技术体系对生态环境部的业务支撑进一步加强。中心每年会向部机关上报全年面源污染评估报告，还会结合国家的重点战略区开展区域动态评估报告。尤其针对水形势分析工作，我们可以应用当前的技术对水质不达标断面的污染成因进行面源要素的分析。”针对生态环境部农业面源污染监督和指导新职能，她说：“8年的技术积累，希望我们的技术在‘十四五’环境监测顶层设计上能够有所贡献，如果能形成国家、区域、省市县等多层次的应用监测，就真的实现产学研用一体化，实现面源污染的业务化管理，充分支撑了农业面源污染新职能。”

　　王雪蕾坚信，业务的突破还要靠科技来支撑，技术达不到，业务肯定做不到顶尖，所以她还承担了一些科研课题，比如“十三五”水专项、重点研发项目和国家自然基金项目等，并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撰写专著2部，获得授权发明专利5项，省部级奖项3项。据了解，王雪蕾承担的“国家尺度面源污染业务化遥感监测技术体系与应用”项目获得了“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她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青年拔尖人才”。

　　王雪蕾从本科到博士，学习的专业从环境工程到地下水再到自然地理和环境遥感，跨度比较大，她说“看似比较大的差别，其实把学过的东西串成线，归纳总结，发现都与面源污染相关，所以也就有了我现在的研究方向。人还是要先了解自己，做你擅长的东西，认真去做，怎么样都能做好。

　　生活中，王雪蕾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为保证在有限时间内高效率地完成工作，她午休时间不休息。白天家里有老人帮忙带孩子，下班回家后，她总是先把孩子安顿好，“老人白天照顾孩子很辛苦了，晚上还要帮忙就说不过去。”孩子休息了，她还要再忙自己的科研。

　　对王雪蕾来说，当妈妈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比如她通过自己坚持一件事情来告诉孩子什么是坚持，她说“跟孩子讲100遍道理，不如自己默默地用行动告诉她们。”

　　最后她说：“借用一位经常激励我的朋友的话总结下吧，对于孩子，我们能留给他们的最宝贵的东西不是财产和金钱，而是我们自己的人生轨迹。”

　　初见卫星中心生态环境遥感部生物多样性组的万华伟研究员时，她笑意盈盈，乐呵呵的，给人一种亲切感。身为80后，万华伟33岁时便被评为正高级工程师。她200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博士学位后，就来到卫星中心，目前其业务和工作方向为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评估与预警研究和业务化运行。

　　“中心领导一直强调我们的工作一定要与生态环境部的管理需求结合，为管理工作服务。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生物多样性调查和观测就是环境管理中重要的一环。生物多样性通常包括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3个层次。”万华伟介绍，目前遥感技术对生态系统层次的生物多样性监测更为成熟，物种层次也有涉及。

　　她举例，像雪豹、大熊猫这些旗舰物种总要依存一定的生活环境，卫星中心可以根据地面数据、气象数据、卫星数据等，模拟出它们更适宜在哪些地方生存，“这些区域目前是否破碎？受到人类活动干扰是否更强了？或者说栖息地是不是丧失了或转移了？”

　　万华伟告诉《环境与生活》，传统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主要基于地面调查方法，重点关注物种水平或样地的监测结果，但野外测量耗时长、成本高，大多是离散的采样数据，而且很多地方难以到达，并无法及时反映出区域生态系统的变化。而遥感技术作为一种可重复对地表进行观测的手段，能提供长期一致的观测数据，可记录过去，人们通过查历史影像，再对比现在的影像，就能看出生态系统的变化。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占陆地国土面积的28.78%，卫星中心围绕管理需求，初步形成了生物多样性业务化监测技术方法体系，为优先区域的边界核定、规划编制和后续监管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为了及时掌握优先区域内生境的动态变化，万华伟与同事以自然生境质量、开发建设活动为主要遥感指标，对优先区域内2011年以来逐年的植被长势、水域面积、开发建设活动强度等要素变化进行监测。“从遥感监测结果看，优先区域内植被变好的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保护得更好了才能有这个效果。”

　　她指出，现在国际上有一些生物多样性的观测网络，但其遥感方面的指标体系还不成熟，有的指标与管理所需是脱节的。她强调，要成功应用就需要结合不同学科的东西，得挑管理上能用的指标。“没有现成的方法，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万华伟也让自己始终处于昂扬的学习状态，她说：“做这份工作，经常会与不同学科的科学家打交道，能学到新的东西。”

　　前不久，万华伟还在尝试新的遥感技术，探索地面生物多样性测量的遥感指标。她所在的部门联合中科院植物所在云南纳板河流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卫星遥感和搭载相机、激光雷达的无人机近地面遥感为手段，在热带雨林地区首次开展了“三维生境立体遥感观测探索”，快速获取了样地的高精度地形信息、植被结构等信息。

　　“生态遥感的有些指标，尤其是符合管理需求的高精度指标很难完全自动化获取，需要人工参与和地面验证，这就意味着耗时更长，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万华伟向《环境与生活》阐述了生态遥感的一些难点。对专业研究的痴迷，使得她睡觉前都在琢磨适合我国管理需求的生物多样性遥感监测指标体系。凭借出色的工作技能，她被评为生态环境部直属机关“巾帼建功标兵”及“三八红旗手”，4次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接受记者采访时，万华伟刚生完二胎、休完产假。那她是如何平衡自己的工作与生活的呢？万华伟感恩家里有长辈帮忙带孩子。“家庭氛围很和谐。要想业务和科研做得好，生活又很精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对生活的要求也不会过高。”

　　卫星中心56位女职工尽职尽责，对业务精益求精。她们写报告、采样、做实验、现场核查……十八般武艺，无不精通。这群环保萌妹子坚定自信、果敢聪慧，默默坚守着自己对环保的初心，在环保战线上绽放芬芳，撑起了卫星中心的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