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在职业语言上的难度完全不一样)

 

征稿

试论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

李宇明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语言产业研究院

李宇明教授

李宇明，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辞书学会会长，中国语言学会语言政策与规划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副理事长，国际中国语言学会（2016年-2017年）会长，《语言战略研究》主编。曾任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等。主要研究领域：理论语言学、语法学、心理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

摘 要：

语言能力是当今学术界与教育实践中都很重要的概念，但不同学派对其认识却有很大差异。以往人们关注的都是个体语言能力，直到1990年代才开始讨论群体语言能力，且主要讨论的是国家语言能力。本文依照语言行为理论，把个人语言能力看作个人用语言完成人生事务的能力，把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当今的社会成员，需要具备文化层主用层发展层等三语层语言能力，需要具备口语体、一般书面语体、典雅语体等三语体能力。从当今世界语言格局看，中国应具有20/200的语种能力，即熟练掌握世界最为重要的20来种语言参与世界治理，掌握200来种世界较为重要的语言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国家语言能力还表现为领域语言能力，特别是在行政、外事、军事安全、新闻舆论、科技教育、经济贸易等6大领域应有足够的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语言规划;个人;国家;语种;语体;领域;

文献来源：

李宇明.试论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J].语言文字应用,2021(3):2-16.

01

引言

语言能力是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重要概念，也是教育领域的基础性概念。但是不同的语言学派却对其有不同认识，给出了不同定义。有些将其视为天赋的习得语言、掌握普遍语法的能力，比如乔姆斯基;有些侧重于听说读写能力，比如语言教育学家、语言测量学家。语用学把语言看作行为，研究人类如何以言行事。本文赞同语用学的语言行为说，把语言能力看作以言行事的能力。

语言能力可分为个体与群体两大类属，以往的讨论都是关于个体的语言能力，直到1993年美国学者Brecht和Walton提出国家语言能力，学界才开始关注群体的语言能力问题。群体的概念较为宽泛，包括国际组织、国家及一国之内的各种机构和组织。本文讨论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其他不同层级、不同规模群体的语言能力暂且不论，但可将本文讨论作为参考。

02

关于语言能力的各家学说

只看重外语能力的思路走，而是从国家发展的全局出发，依照语言行为理论，把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并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表现的若干方面。李宇明(2011)指出:世界诸国的语言规划，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目标却大致相同:第一，按照国家意志管理语言生活;第二，满足国家处理事务的语言需求。在我国，第一个目标可以具体表述为‘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第二个目标可以表述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1)。国家语委颁发的相关文件和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将提升语言能力作为中国当代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之一，十分合适。

2014年6月5～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中国政府在苏州召开了世界语言大会，主题为语言能力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会后发表了《苏州共识》。《苏州共识》认为:

语言能力是激发文化活力，促进认知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繁荣的根本因素。

采取措施提升全体公民多种语言的能力，将有助于满足日益显现的全球社会需求。

语言能力的提升也有利于促进人民、机构、国家之间的交流和文明互鉴。

教师教育是提升语言能力的一项重要投入。

李宇明(2011)的论述和《苏州共识》表明，发展语言能力，既是当前中国语言规划的主要任务，也为当代国际社会所重视。因而需要加强对语言能力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落实到语言规划中，落实到教育实践中。然而，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在学界却存在不同认识。

(一)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

乔姆斯基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语言学家，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理论一直影响到今天，影响了语言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诸多学科的发展。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是与语言运用相对应的概念。语言能力是受遗传因素决定的、人类普遍拥有的、主要表现为句法递归的先天生物学机制，语言运用是每个语言使用者说出来的具体话语。乔姆斯基在他的《我们是何种生物》(What Kind of Creatures are We?)的系列讲座中坚持认为，语言的首要功能不是交际，而是思维(傅顺华，2019)。

这种语言及语言能力观，主要体现在乔姆斯基1965年发表的经典著作《句法理论要略》(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里，体现在他与Hauser、Fitch在2002年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语言能力:它是什么，谁拥有它，它是如何进化的?》一文中。随后，人们对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说进行过诸多讨论甚至是剧烈争论(戴曼纯，1997;张翼，2009)，论争中引用了语言学、心理学、认知科学、生物学等许多跨学科的数据与观点。但争论焦点在于语言能力是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是如何体现人类进化适应的特征等，这些争论多属于语言能力天赋论内部的争论。

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说，在理论语言学中无疑具有革命性意义，但这种语言能力是天赋的，具体语言在变化，但不会演化，演化的是语言能力，而认知的演化，尤其是语言能力的演化，是人类无法企及的‘奥秘’之一(傅顺华，2019)。这一学说认为，后天的语言学习和语言运用实践对语言能力影响不大，所以对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并没有多大意义。

(二)语言教育领域的语言能力

在语言教育实践及其评价中，人们认为语言能力应当包括语言运用的能力。1971年Hymes发表的长篇论文《论交际语言能力》就是如此。Hymes的交际语言能力由四个部分组成:语法知识(形式上是可能的)、心理语言知识(操作上是可行的)、社会文化知识(语境中是合适的)、实际存在的知识(实际上运用的)。这几乎把语言的一切运用情况都划归了交际能力(戴曼纯，1997)。

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者，把语言能力进一步具体化为听说读写的能力。在语言教学和语言测试中，对这些具体的语言能力进行分项的教学与评价，已经成为中外业界的共识。语言运用是综合的语言行为，听说读写是相互联系的，在语言学习中是相互促进的，在现实语言生活中是综合运用的。对听说读写能力的分项教育和考察，在实践中有一定具体作用，但不能全面反映真实的语言运用，不能体现真正的语言能力。

(三)语言行为理论视野中的语言能力

语言哲学被称为哲学的转向，是20世纪哲学、语言学的重要流派。语用学是语言哲学的一个分支。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 1955年在哈佛大学做了《论言有所为》(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的系列演讲，提出了语言行为理论(2)。此后，塞尔(J.R.Searle)、格莱斯(H.P.Grice)、利奇(G.Leech)等学者又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发展完善。

奥斯汀等把语言看作一种行为，说话都有言外之意，还要示言外之力，收言后之果。比如将军对着部队说出发，千军万马就会奔向前方。语言是思维的主要工具，但是说话还要用于人际交往。说话就是一种行为，就是在办理某种事务。就此而言，语言能力就是通过语言办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就是以言行事的能力。

(四)群体的语言能力

以上所谈，都是关于个体的语言能力。其实，群体也需要以言行事，也需有办理群体事务的语言能力。提出群体语言能力，是一个重大的学术飞跃。

据文秋芳、张天伟(2018)研究，最早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的是美国学者Brecht和Walton。他们在1993年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应对特定语言需求的能力，并主要论述了非通用语种的国家战略规划，之后逐渐发展为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Brecht等人的国家语言能力及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主要讲的是国家的外语能力，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

美国于2006年提出关键语言战略之后，中国学者也在思考中国的语言安全问题。2010年，《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组织语言与国家安全专栏，发表了戴庆厦《语言关系与国家安全》、王建勤《美国关键语言战略与我国国家安全语言战略》、赵蓉晖《国家安全视域的中国外语规划》、靳光瑾《语言文字信息化与国家安全》。2011年4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与国家语委联合举办扬州论坛，主题为语言与国家安全和发展，由语言与国家安全问题自然发展到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宏观思考。2010年11月23日，李宇明在首都师范大学燕京论坛做了《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的学术讲座(3)。之后这一内容又连续在多地演讲，最后定稿发表在《南开语言学刊》2011年第1期。此文没有按照美国学者

文秋芳是我国研究国家语言能力成果较多的学者。她在2011年前后就开始关注国家语言能力问题，主要是国家外语能力问题，有系列的论文发表，并出版了这一领域的首部专著《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建构研究》。在这部著作中，文秋芳把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政府处理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2019年，文秋芳在《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再解读》一文中，将国家语言能力第三次定义为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定义的三度演变，记录着文秋芳教授近10年来对这一问题的不停探索，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经过近10年的研究，已就国家语言能力问题基本达成共识。

2015年魏晖在《国家语言能力有关问题探讨》一文中，从语言资源观的角度，借用企业战略管理资源学的理论，把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国家分配和管理国家语言资源的效率，并认为国家之间语言能力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语言资源的种类、系统性、标准化、数字化等，也取决于国民掌握语种的数量、水平情况，还取决于不同语言资源的组合。……国家语言能力就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魏晖把国家语言资源分为语言本体资源、语言应用资源和人力资源。由于人力资源是最核心的资源，因此也是国家语言能力最为重要的部分。魏晖的这一观点很有新意，很值得重视。

2015年，赵世举在《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中，把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一个国家掌握利用语言资源、提供语言服务、处理语言问题、发展语言及相关事业等方面能力的总和，认为国家语言能力包括语言资源拥有能力、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国民语言能力、语言人才储备能力、语言管理及语言事业发展能力、语言影响力等7种。这是关于国家语言能力的较为全面的定义。

关于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外延，还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如陆俭明、周庆生、杨亦鸣、王辉、张日培等。总体上看，大家的意见逐渐接近，中国学者的研究在此领域也是最为深入的。

03

个人语言能力

(一)语言能力的人生价值

个人语言能力，是个人用语言完成人生事务的能力。本文的语言是个较为宽泛的概念，也包括文字及相关的符号，甚至也包括语言交际时的体态表情等。语言能力的人生价值无比重要，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看:

第一，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能力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的工业化社会、信息化社会，语言能力在劳动力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工业化社会，繁重的体力劳动为机器所代替，管理机器和组织工业生产需要比原始社会、农业社会更高的语言能力。特别是信息化社会，一切向着智能型的方向发展，语言是信息的重要载体，是智能的核心要素。因此，信息化社会，劳动者需要比工业化社会更高的语言能力。

中国语言扶贫的实践发现，多数贫困人都是语言能力较低者，不能够通过语言很好地发展自我、接受教育、获取信息、建立良好的社会互动关系。许多关于移民的研究也表明，语言能力与工作机会和劳动收入呈正相关。

第二，语言能力影响人的认知水平。语言在人生初年的发展，直接关系到脑的发育和认知水平的发展。英国教育学家伯恩斯坦(B.Bernstein)的研究表明，富裕家庭(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与贫穷家庭的孩子，语言能力有较大差异。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Betty Hart和Todd R.Risley在堪萨斯州进行了长期追踪研究，发现贫富家庭的孩子之间存在三千万词语鸿沟，这一鸿沟对孩子的人生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识字与否把人划分为文盲和文化人两大类属，而书面语的使用能力更是影响人的知识建构、信息获取与加工、思维的能力与品质等。对于老年人来说，语言能力的维持有利于减缓认知能力的衰退(王海兰，2019;方小兵，2019)。

第三，语言能力关乎人的全面发展。人不完全是经济动物，除了经济活动之外，人生还有其他丰富多彩的生活，需要全面发展。语言能力对于智力开发、文化修养、情商培护等都有重要作用。语言能力关系到生活情趣和生活品质。

正因如此，个人、家庭、社会都非常重视个人语言能力的培养。个人语言能力包含内容很多，这里主要谈语种能力和语体能力。

(二)三语层语种能力

过去，人的活动半径十分有限，一生主要生活在某一个地方。那时，我国多数人都是单语人，一生只会说一种语言。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交通的发达，人的活动半径加大，人口流动加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普通话教育和外语教育发展迅速，这些因素使多数人都发展为双语人或多语人。有学者认为语言学习会影响到人脑的变化，单语人的脑与双语人、多语人的脑有所不同。双语脑多语脑已属今人常态，单语脑倒成为了特例。

由单语人发展为双语人或多语人，是个人语言能力发展的世界潮流。2000年，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安南曾强调，21世纪的年轻人应该掌握三种语言，除母语外还要掌握两门外语，这样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陆俭明，2000)。欧盟也强调三语教育。三语教育的意义在于:掌握好母语以保持本族文化，掌握好本地区最重要的语言以满足语言生活需求，掌握一门国际上最为重要的语言以便国际交流。

中国的语言教育和语言生活，正在造就中国公民的三语能力或准三语能力。少数民族学生从小学习母语，汉族学生从小掌握汉语方言(可称为母言或母方言)。进入幼儿园或小学、中学，要学习普通话。中国的外语教育开始较早，有条件的小学三年级就可以开设外语课，目前进入基础教育的外语有英语、日语、俄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硕士研究生还要学习第二外语。

这样的语言教育模式，有利于培养中国公民的三语能力。对于汉族而言，因为汉语方言与普通话属于一种语言，准确讲应是双言双语能力。一些南方方言与普通话的语言距离较大，学习普通话的难度不算小，为简便起见，可称为准三语能力。如果考虑到第二外语，可认为，中国的部分高水平人才是在培养四语能力。

从社会功能上考察这些语种，可分为三个语言层次。第一层，文化语言层，简称文化层。主要指的是少数民族的母语和汉语方言，其作用是传承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的地域文化。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族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从国家和各省域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就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第二层，主要交际语言层，简称主用层。指的是国家通用语言，即普通话。李宇明(2019a)指出，经过100多年的语言统一，国家通用语言已经发展为中国最通用、拥有媒体形式最全最强、拥有最先进的语言技术的语言，同时也是海外许多华人社区推广的语言，是许多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或工作语言，是世界100多个国家教授的外语，正在成为世界语言生活中的重要语言。作为中国公民，普通话是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交际语言，同时，掌握普通话也有助于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有助于国家认同。

第三层，发展语言层，简称发展层。外语主要是用于人生发展的语言。外语虽产生于外国，但绝不是外我之物。掌握外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观察世界的新角度，有利于吸收人类文明成果，有利于在不同文化间穿行;在学习和使用外语的同时，可以更加理性地认识本土语言和文化，在比较中更加了解自我。虽然机器翻译水平已经有很大提高，机器翻译技术正在快速发展，但是外语能力作为人的素养仍然是不可缺失的。

三语能力，更为准确地说应该是三语层能力。理论上说，每一层都可以有多种语言，特别是第一层和第三层。第一层语言，一般靠家庭和社区习得，是幼年的主修功课;第二层和第三层语言主要靠学校(包括幼儿园)教育。在一个多语时代，如果一个人的语言能力缺层，就是缺陷。过去，许多人是普通话说不好，不懂外语，第二层、第三层语言能力有缺陷。现在，普通话普及率已经超过80%，会说外语的人群也急速扩大，且对这两层语言的重要性，社会都有较好的理性认识。今后，应对文化层给予更多关注。《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的数据表明，20世纪末已经有13.47%的人是从小先学会普通话的。从小先学会普通话，之后当然还可以再掌握民族母语和母方言，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些人很少再去学习文化层语言，或是不能很好掌握文化层语言。距离上次调查的时间又过了20年，从小先学会普通话而且只会讲普通话(不包括外语)的人数，相信会有大幅度攀升。一些研究数据也显示，现在一些城市的年轻父母，不愿意让孩子接触方言，这种家庭语言意识会加剧文化语言层的退化。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其中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就包括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但这种家庭语言意识发展下去，可能会影响到国家语言政策的全面实施，也会对个人语言能力产生不利影响。故而需要关注家庭语言规划问题(汪卫红、张晓兰，2019)。

第三层语言近些年发展较快，这归功于外语教育事业的发展。公民外语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对公民的个人发展所起作用十分明显，对国家40年的改革开放也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一层面易被忽视的问题是，第二外语学习具有非规划性，其作用也远未发挥出来，第二外语的资源浪费问题应引起重视。第二外语的选择，要考虑个体事业发展需要，也要考虑国家外语能力需求。如何指导公民的第二外语选择、学习和发挥作用，需要学界研究、政府规划。

(三)三语体能力

语体、文体、风格等概念不易区分清楚。本文中的语体主要关注口语语体、一般书面语体和典雅书面语体。理论上说，掌握一种语言，就是具有熟练使用口语、一般书面语和典雅书面语的三语体能力。

口语用于口头交际，一般书面语用于一般场合的书面交际。典雅书面语是具有典雅、庄重风格的正式书面语，使用在典礼、法庭判决、宗教活动等场合。比如法律、社论、贺信、悼词等文本，其用词和句式都是书面语，甚至是古语词和古代语法(冯胜利，2008、2012)，有时甚至用特定的文化语言，比如欧洲用拉丁语，佛教念经用梵语，伊斯兰经典诵读用中古阿拉伯语等。典雅书面语更加重视形式，通常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连听众听懂与否也不大关心，如诵经、悼词、祭坛颂文等。而口语交际和一般书面语交际，都是必须要求形式与内容统一的。

典雅语体(4)用在非常正式的交际场合，是语体中的高变体;口语体和一般书面语体用在日常交际场合，是常用的语体变体。当然，口语和一般书面语还可以根据交际的正式性再分为正式语体和随便语体，这里不作讨论。但需指出的是，早在清末民初现代汉语的形成时期，针对历史上文言文严重脱离口语的弊端，先辈们大力主张我手写我口，大力提倡言文一致。这些主张及其带来的一系列行动，在新文化、新文学和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但也留有遗憾(周光庆、刘玮，1996;刘进才，2007)，如典雅语体的丧失。随着传统文化在今日重获重视和当今社会的交际需要，现代汉语正在进行重建典雅语体的尝试。

04

国家语言能力

国家语言能力可以从语种和领域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 20/200的语种能力

语种能力是国家在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时所能利用的语种。本文根据世界语言的功能格局和近10年世界三大引文数据库的情况，综合确定国家的语种能力为20/200。亦即获取世界先进知识、参与世界治理需要20种左右的语种能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200种左右的语种能力。

1. 世界语言的功能格局

李宇明、王春辉(2019)曾经根据语言的工具功能和文化功能，提出了8+3的衡量语言功能的指标体系。衡量语言的工具功能，用了5个指标(A～E)和1个参考项(F):

A．母语人口

天气炎热，空调成了市民生活的“标配”，也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家用电器。但与此同时，空调所带来的感冒、面瘫、鼻塞等疾病接踵而来，影响市民身体健康，俗称“空调病”。

B．第二语言使用人口

C．官方语言(包括:地方的官方语言;国家的官方语言;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

D．文字类型的世界分布情况

E．网民及网络文本数量

F*(5)．国家的经济实力及整体实力

衡量语言的文化功能，用了3个指标(G～I)和2个参考项(J、K):

G．书面语情况

H．文献数量与文献声望

I．翻译量

J*．某时代某文化领域的突出地位

K*．名人、名物数量

根据A～K的指标体系，可以把世界7000来种语言划分为如图1所示的6大方阵:

随着消费不断升级，人们对家电产品要求更加智能化、舒适化，因而智能扫地机器人、智能冰箱等智能化的家电产品开始取代一些基础型产品，并广泛地进入居民家中。

甲方阵是全球通用语，目前只有英语一种语言。

乙方阵为国际通用语或国际上某一地区通用语，如汉语、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俄语、德语、波斯语、斯瓦希里语、马来—印度尼西亚语、印地—乌尔都语等，约20来种。

丙方阵是各个国家的国语或官方语言、工作语言等。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一方阵的语言(前两方阵的语言也都是国语或官方语言，计算时应减去)大约有100多种。

丁方阵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地方性强势语言或方言。比如英国的威尔士语，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语(又称巴伦西亚语)、巴斯克语、加利西亚语，印度的联邦官方语言，印度尼西亚的爪哇语、巽他语等，中国的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彝语、状语、傣语及汉语的粤方言、闽南方言、客家方言等。这一方阵的语言(方言)也有几十种。

戊方阵是真正的小语种方阵，约有6000余种，数量大，受到的语言竞争压力也大，容易进入濒危状态。

己方阵是文化语言方阵。比如古希腊语、拉丁语、梵语、古叙利亚语、古埃及文字、玛雅文字、甲骨文等。这是用特殊标准划分出的有特殊文化价值的语言或文字。

从语言的功能系统来看，甲乙两方阵是当今世界上功能强大的语言，大约有20来种，每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大约都在5000万及其以上。甲乙丙丁4个方阵加上己方阵，大约有200来种语言，除己方阵外，每种语言的使用人口大约都在400万及其以上。

2. 世界三大引文数据库的语言文本情况

饶高琦等(2020)对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和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rt&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2010～2019这10年的语言文本分布等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科学引文索引是规模最大的科研成果数据集，主要收录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领域的专业期刊和论文集，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地质、机械、机器人、计算机、材料等106个学术方向。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主要收录了社会科学领域的专业期刊和论文集，涉及语言、社会、心理、地理、政治、区域研究、传播等25个学术方向;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则涵盖了艺术、哲学、文学、建筑、历史、神学等14个学术方向的专业期刊和论文集。这三大引文数据库的语言文本分布情况如表1～3所示。

表1显示，在自然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英语文本数量约为98.1%;德语、西班牙语、汉语、法语和葡萄牙语，形成第二集团;从排名第7的波兰语到排名第16的克罗地亚语，形成第三集团。再往下的语言文本数量已经很少。

表2显示，在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英语文本数量占到96.2%;德语、西班牙语、法语、葡萄牙语和俄语形成第二集团;排名第7的捷克语到排名第20的日语构成第三集团;再往下的语言文本数量已经很少。(6)

表3显示，在艺术与人文学科引文索引数据库中，英语文本依然占据主要地位，为75.3%;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语5种语言占比均超过1%，形成第二集团;从排名第7的葡萄牙语到排名第16的立陶宛语，形成第三集团;再往下的语言文本数量已经很少。

在这三大数据库中，各语言文本的数量分布虽有差异，但都表现出如下特点:1)英语文本占绝对优势;2)前三集团的语言文本几乎涵盖了整个数据库，余下数量可忽略不计。3)第三集团的最后入围者，文本名次都在第20位及其之前。4)第二、第三集团具体是哪些语言，各数据库稍有出入，但前三集团的语言加起来，总数也就20来种。由此可以说，当今世界表达现代科技(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语言主要有20来种。

语言可以帮助人类发现新世界，可以为人类描写世界图景，可以帮助人类适应世界，这是从三世界来看语言的功能。当今，只有前沿科学家(包括人文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才能发现新的世界，这些科学家研究科学时所使用的语言，研究成果发表时所使用的语言，就是帮助人类发现新世界的语言。现在看来，帮助人类发现新世界的语言，也就是上面三大数据库最常用的那20来种语言。人类的每种语言都在描绘着世界图景，但是只有帮助人类发现新世界的语言，才有资格首先描绘新的世界图景，其他语言要么是保存旧日世界的老图景，要么是通过翻译获得世界新图景;但是这种图景译绘，时间上会延迟，图景也可能失真。每种语言都能够帮助人适应世界，但是只有那些帮助人类发现新世界、为人类首绘世界图景的语言，才能帮助更多的人更好地适应世界。从上述三世界的角度看，这三大引文数据库中的文本数量最多的20来种语言，也是最为重要的。

3. 何谓掌握一个语种?

国家掌握一种语言，亦即具有某种语言能力，与个人掌握一种语言、具有某种语言能力的标准是不等同的。就国家语言能力而言，掌握了一种语言，需要达到以下5个要求:

(1)了解该语言及其所负载的文化以及使用它的人民;

(2)该语言的经典文献，有中译本;

(3)有够用的翻译人员，以满足汉语与该语言的翻译需求;

(4)有研究该语言及该文化的研究专家，并形成学科，且可以开办教学专业或课程;

(5)能够掌握该语言的现代信息技术。

(二)六大领域的语言能力

国家语言能力是整体的、综合的，但不是抽象的，主要表现为在各个领域以言行事的能力。就已有文献研究和中国国情来看，以下六个领域的语言能力最为重要:

1. 行政领域的语言能力

行政是国家治理的主体系统，包括三个主要方面:1)政策法律的制定与实施;2)从国家到乡村的行政管理;3)各行各业的语言服务。

中国是多民族、多语言、多方言、多文种的大国，复杂的行政事务需要较强的语言能力。首要的是国家通用语言能力。但是在处理南方方言区、港澳特别行政区或两岸事务时，还需要粤方言、客家方言、闽南方言等一些南方方言的能力;在处理民族地区的事务时，需要少数民族语言的能力。总体上看，行政领域的语言能力，主要是本土语言能力，但在处理一些涉外事务时，也需要一些外语能力。

法律是支撑国家的柱石。法律的建立和实施是法律行为，也是语言行为。立法、司法领域的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作为立法技术，在立法中起着重要作用。司法中的法律文书，也需要较好的语言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处理国内外的法律事务，中国人走入国际法律组织，需要多语言多方言的能力，需要专业的法律语言能力。

语言政策是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符合基本国情、语情和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语言政策，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关系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关系到国家语言能力和公民语言能力的提升。1986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之前，国家的语言政策主要是推广普通话、整理和简化汉字、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同时在民族识别中进行了民族语言的调查，为一些民族制定或改革文字，保障了新中国早期30余年的事业发展。1986年之后，在前期语言文字工作的基础上，加强了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并制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保障了国家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信息化事业的进程。2005年以来，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处理好汉民族共同语与汉语方言的关系、国家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的关系、本土语言与外语的关系，形成以普通话为主体的多元语言格局，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的同时，也努力保护、开发国家语言资源，并将语言资源用于文化保护、语言智能的开发、语言教育和文学发展以及语言产业的发展，全方位提高公民的语言能力和国家的语言能力。

管理就是服务。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社会提供服务，其中包括语言服务。狭义的语言服务主要指语言翻译业，广义的语言服务是指向社会提供一切语言产品的服务。语言产品至少包括7类:1)语言文字及相关符号;2)语言知识产品;3)语言文字艺术产品;4)语言技术产品;5)语言医疗康复产品;6)语言咨询培训服务;7)语言人才。提供语言服务，不仅要有强大的队伍，要有生产语言产品的语言产业，而且还必须有语言服务的智能化技术方案。

2. 外事领域的语言能力

国家外事领域主要是国家的外交事务，需要有与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沟通的语言能力，需要有在国际组织中工作的语言能力。全世界用作国语(包括官方语言、工作语言)的语言、国际组织的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都应当是外事语言，外交使节和国际组织的职员，应当具有相应的语种能力。

我国的外语教育，早年主要是为国家的外事培养人才，保证了国家的基本外交需求。但很显然，语种人才仍然不足。例如领导人出访，在个别国家竟然需要接力翻译，缺乏直接翻译人才;在一些国家，我国的驻外使节不懂或不能熟练使用该国语言。而且，外事并不仅仅是外交官之专责，在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几乎任何行业都有可能接触到外事活动。培养三百六十行人员的外事意识、外事能力，包括语言能力，都是必须的。比如，现在愈来愈多的外国人来华学习或工作，需要为他们提供生活、工作等方面的服务，部分城市中形成了外国人聚集的社区，这就需要社区工作者要有国内外事的能力，其中包括语言能力。

3. 军事安全领域的语言能力

军事安全是国家的支柱性领域，也是常常需要特殊语言能力的领域。周边的语言、重点国家的语言、维和地区的语言等，都是军事安全领域所需要掌握的语言。而这些语言，有许多都是本国罕用罕教的语言，是本国语言教育的薄弱区甚至是盲区。学校教育一般都是教授某种语言的标准语，而本领域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往往是懂得某语言的变体，或是经过特殊改造的带有秘密语性质的语言。军事安全领域的语言能力，往往超出前述200种语言的范围，这类语言人才常常需要进行特殊培养。

从非传统安全的视角看，语言已经属于一国的军力范畴，进入硬实力领域。语言战备等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国防术语(吴承义，2014))。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就是为提升国家安全领域的语言能力服务的。如今，已经进入语言智能时代，掌握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也是军事安全领域的重要能力。利用互联网维护国家安全、利用机器人增加军事力量、利用大数据进行情报分析，都离不开现代语言技术，或者说都需要语言智能。

4. 新闻舆论领域的语言能力

当今人类的世界观受到新闻舆论的极大影响。新闻舆论为人类描绘世界图景，并传达对待世界的态度。新闻舆论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能力是新闻舆论的关键能力。

新闻舆论的语言能力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设置舆论话题;2)说话令人信服。话题设置本质上是需要有独到见解，能够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了解物理世界的运行规律，凝练出社会所关心的、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引领社会进步的前沿话题。说话令人信服，则需要话语艺术，更需要对所谈话题的深入理解。而要对话题有深入理解，就需要新闻舆论从业者和语言学家，对有关话题进行长期的内涵研究和表达研究。比如全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环境保护、反恐、人权与主权、战争与和平、消除贫困等话题，比如生命、死亡、老龄化、人口、二孩、教育、科研评价、三农等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入研究，才能争取到话语权，才能产生有价值有影响的舆论，才能科学地为人类描绘世界，才能传达出科学的对待世界的态度。语言学以研究语言结构见长，其实研究领域语言、研究人类社会的各种话题及其表达，也是语言学的学术本分。语言学应实现从结构研究向话语研究的转向(李宇明，2019b)。

当今社会，自媒体获得了较大发展，融媒体的概念已经提出。新闻舆论领域要注意利用自媒体，注意使用融媒体。传播学非常重视个人和机构的传播作用，包括微信公众号、抖音在内的自媒体，常常能够发挥意想不到的舆论力。我国拥有7亿网民，移动网络、智能手机已经普及，这是一个大的舆论市场，也是国内外舆论的生力军。如何拥有这一舆论市场，如何发挥这一支舆论生力军的作用，是一个时代话题。融媒体不仅具有多媒体、全媒体的优势，能够利用多模态生动传递信息，更为重要的是其跨界融合的理念、即时互动的信息传播方式、数据库相互关联所产生的巨大知识力量。在当下讨论国家新闻舆论领域的语言能力，不能不关注自媒体和融媒体。

5. 科技教育领域的语言能力

科学是探讨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是发现的工作;技术是研究产品制造的系统知识(包括所采用的工艺或提供的服务)，是发明的工作。教育是将已有的科技知识传授于人、并培养科技探索人才的社会活动，是传承的工作。

科学技术及一般教育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在语种上主要是那些能够帮助人类发现新世界的20来种语言。但是与语言文化相关的研究和教育，需要语种要更多一些。对一个国家而言，理论上应具有研究世界上所有语言的能力，起码应具有研究200种语言的能力。我国的语言学家，主要研究中国的语言和方言，外语学家主要从事面向国内的外语教育与研究，总体上缺乏对中国以外的语言的研究，以后重要的发展方向是在研究中国语言的同时，努力研究国外语言，获取语言的普遍规律。(7)

6. 经济贸易领域的语言能力

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外资和外国的先进技术，中国的产业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各地，经贸活动域迅速扩大。经贸活动离不开语言支持，从经贸谈判、签约到产品的生产、营销、售后服务等，都需与语言结伴同行。

国家经贸领域的语言能力，不仅要满足引进来的需求，更要满足走出去的需求。中国的经贸活动早已蔓延到了中国外语教育的薄弱区，甚至是外语教育的盲区，如中东欧、中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等地区。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使得经贸领域的语言能力显得更加薄弱。随着一带一路的实践，人们真切感受到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如何根据我国经贸活动域来提供语言支撑，是个时代大课题。我国以往的外语教育，主要支撑的是外事和科教领域，要很好服务经贸领域还需要一些时日的积累。一个奏效的举措，就是建立语言人才市场，或是组织语言志愿者服务团，把语言人才充分利用起来，随时为需要的企业提供语言服务。

05

结束语

本文讨论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个人语言能力是以言行事的能力，是用语言完成人生事务的能力，主要体现为三语层能力和三语体能力。当前要做的是科学引导家庭语言规划，重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学习，且让下一代学好汉语方言和民族母语，避免文化语言层的衰落。同时要注意对第二外语的选择、学习和利用的指导，使二外对个人更有价值，也帮助提升国家的语种能力。

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语种能力应为20/200，即能够熟练掌握世界上最为重要的20来种语言以获取最新知识，更好地参与全球治理;能够使用200来种语言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国家语言能力具体表现为领域语言能力，其中行政、外事、军事安全、新闻舆论、科技教育、经济贸易等6大领域的语言能力最为重要。这些领域的语言能力有时会超过200种语言，涉及到我国外语教育的薄弱区甚至是盲区，需要采取特殊举措去及时满足。

为提升国家的领域语言能力，获取国内外各领域的话语权，需要深入开展国际国内的一些重要话题的研究。这也要求语言学不仅要研究语言的结构，还要研究话语这一语言的真实存在方式，实现由结构研究向话语研究的转变。从语言学观念上，不仅要把语言看作一个符号系统，更要把语言看作是知识库和信息流。

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等语言信息处理技术突飞猛进。但并不会因此影响对个人和国家的语种要求。就个人而言，外语学习仍具有不可代替的价值，因为外语不完全是工具，外语学习更是为了增强文化素养，且由此可以认识不同的语言世界和文化世界，可以树立科学的语言观和文化观，可以更好地汲取不同文化的营养。而对于国家而言，目前语言智能还不可能代替人来完成国家的语言使命，特别是一些特殊领域的语言使命。同时，作为语言智能时代的个人和国家，倒是必须掌握现代语言技术，具有使用和发展现代语言技术的能力。

公民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基础，公民语言能力的发展有利于国家语言的提升;但两者的发展并不完全具有等比例关系。40年来，中国公民的语言能力获得了较大发展，多数人都发展为多言多语人;国家的语言能力也有了一定程度提高，但是差距还相当明显。目前只能开设100来种外语课程，其中多为近年开设，许多语种还未形成现实语言能力，在许多领域，国家的语言能力仍有欠缺。这是因为两种语言能力的发展受制于不同的规律:个人语言能力发展主要受制于语言市场，哪种语言使用者多，人们都去学习哪种语言;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不能完全靠语言市场，还要靠计划经济，需要用政策调整。这就要求国家必须制定适合的语言政策，做好语言规划，确实保障公民的个人语言能力不断提升，同时保障国家具有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的语言能力。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第3期纸质原文。

转自：语言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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