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出版发展的初心、路径和愿景

中国出版领域的重要方面军——大学出版在出版改革过程中走过40个年头了。笔者从20年前发表第一篇关于大学出版改革的文字开始，在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又连续发表了十多篇文字，涉及了中国大学出版发展的各个方面，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活动的今天，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已经走过的路。

一、大学出版发展的“初心”

中国的出版社，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基本上都完成了转企改制的工作，除了人民出版社和民族、盲文等比较特殊的出版单位外，几乎都转制成为了文化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大学出版社也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转企改制，成为与后勤产业、校办工厂同样身份并同样需要向学校上缴利润的企业。本来在学校是除了科研、教学之外作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种势力”、与图书馆、实验中心一样承担学校教学科研支撑功能的单位就这样摇身一变，变成了企业，成了游离于学校教学科研主要功能并必须向学校上缴利润的文化企业。

复旦大学出版社原社长贺圣遂教授的“大学出版”应当走向“出版大学”的办社理念实际上就阐明了大学设立出版社的初心。他认为，世界著名大学的出版社注重自身的品牌经营，所以他们可以继学校的科研、教学之外成为代表大学学术成就、弘扬学术风范的“第三种势力”，所以它同时又成了出版大学，这是对外层面上的含义。同时，大学出版社以大学为母体依托，最有条件在第一时间内得到有关思潮嬗变以及学术创新的信息，而且还拥有一批了解科研和教学规律、熟悉课程设置的编辑人才，不仅使其承担起理论攻坚的“深度出版”的使命，也使其成为先进出版理念的策源地和高素质出版人才的培养基地，这是出版大学在对内层面上的又一种含义。由此，大学出版社就成了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出观念、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的出版大学，这也是其他社会出版社无法比肩的。

显而易见，大学出版社姓“大学”，她植根于大学的母体，与所依托的大学乃至整个大学系统有着得天独厚的特殊联系。这种特殊联系决定了大学出版应当而且必须为大学实现其培养人才、创造新知、服务社会的功能服务，相应地，应当而且必须将培养人才所需的教材、创造新知所出现的学术论著等作为自己出版的主导产品，从而确定自己在出版市场上的差别地位。100多个大学出版社，无论大小、无论先后，在它们成立之初的批复中都有对它的功能地位和出版范围明确的规定。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他为《大学出版发展战略研究》作的序言中明确指出：“大学出版自从诞生之日起，几乎是天然地与大学之间紧密联系。因此，离开大学谈论大学出版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笔者作为一个长期关注大学出版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出版人，在出版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同样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认为，“大学出版社在这场改革中，绝不可以把目光仅仅定格在是否转企、改企的问题上，关键在于明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明晰自己的立身之本，在此基础上，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模式，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规划，确定自己的战略定位，努力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自己应有的份额。”（《正确的发展模式的立足点是提升核心竞争力》《中国新闻出版报》2004年11月3日）。 实践证明，大学出版社就是要为高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就是要以传播先进文化为目的，把高校创造的文化成果推向社会，用社会的文化成果推动高校教育的发展，这就是大学设立出版社的初衷，我们今天说“不忘初心”，这就是我们大学出版社的“初心”。离开了“初心”，也就是放弃了大学出版社的使命与义务，有悖于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宗旨。

二、大学出版发展的路径

大学出版社依托的母体是人才、知识、信息密集的地方，高技术和高文化是大学出版物的主要支撑点，这一先天的优势决定了大学出版社在特色品牌的竞争阶段，将首先从高校教材建设、知识传播到文化传承、文化积累、知识创新的转变上开始，大学出版社的精品意识与品牌意识也因此在更高的层面上得到展现。

在发展的模式上，在国际大学出版界存在着“大而全”“百花齐放”的“牛津模式”与“少而精”“一枝独秀”的“剑桥模式”以及走专业出版道路的“哈佛模式”三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这值得我们中国的大学出版人认真加以思考。可以预计的是，我们的大学出版社除了其中小部分的出版社有可能走上“牛津模式”的发展道路，更多的社正在走的是“剑桥模式”与“哈佛模式”的道路，也就是说正在走专业化的道路，它们成不了“航空母舰”，那就只能在特色化、专业化上做文章。

我一直以为，在大学出版改革深入进展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进行改革的目的和要义是为了发展，改革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志也就是要看我们的大学出版是否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在讨论改革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大学出版社所担负的职责与使命，不能忘记我们大学出版人自己的根；同时，我们也应该牢记大学出版社“只有高起点，才能大发展”。（《大学出版人不能忘记自己的根》（《大学出版》2008年1期）

综观全国100多家大学出版社，但凡发展比较好的无一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忘掉自己的根，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以自己那学校教学科研之外“第三种势力”的身份，在出版领域努力探索、耕耘、积累而逐步创出了自己的品牌特色。尽管在转企造成的十分尴尬的处境中，北大社、清华社、人大社、外研社、上教社、华东师大社、北师大社等一批大学出版社已经在中国的出版业中占有了稳固的席位。可以发现，有远见的大学出版人，在中国出版业改革转型的过程中，他们关注的首先不是一时的政绩和业绩，他们不为眼前的短暂效益和效应所打动，而是在发展的潜力与后劲上下工夫，这是我们应该感到欣慰的。

大学出版社由于它的出身，决定了它将走一条与其他社会出版社不同的发展道路。大学出版社由其依托高等学校的特点决定了她的发展之路必须走特色化专业化的发展之路，以其无可替代的品牌产品在中国出版业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由于其依托的母体各自不同的特色，树立自己的特色和品牌就成为了大学出版社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而专业化、特色化到品牌的确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关系链，只有在专业化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稳固而有前景的特色，由此决定了出版的专业化将是以后中国大学出版社中绝大部分社的发展之路。因为惟有在“专”字上做文章，别人才无法轻易替代你，也惟有“专”，你才可能做到“精”，才可能做到“深”，你的出版资源才可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我在多个场合说过，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路径必须要做到“三定”：定向、定位、定心。这实际上就是我们提倡确立专业化理念的行动表现。定向就是确定方向，方向就是目标追求，职业理想，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编辑，都有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定位，就是确定你发展的规划，发展的规模，达到的高度，社有社的发展定位，编辑有编辑的发展定位；定心，就是要用心去做，潜心去做，耐得住寂寞，不断积累，不断耕耘，做出特色来。只有做到这样的“三定”，在自己所熟悉的领域里，不懈探索、精耕细作，才有可能创出自己的品牌，打造出你自己所独有的产品群，从而稳操在某个领域里的话语权。

在上个世纪，我们出版业也强调专业化，那是政府管理部门在审批出版社时给你画的圆圈，名为专业分工，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出版的秩序，避免重复出版，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希望大家能在某些领域里做深做透，直至做大做强的期望。但由于政策的不配套，资源的垄断造成了市场竞争的不公平，但功过自有历史评说，它毕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而我们今天重提专业化，却不是简单地对历史的重复，那是基于在新技术条件下传统出版业求生存求发展，寻找自己的发展机遇，出于自身的需求，发挥自身优势、彰显自身特色的需要，是我们大学出版不忘初衷，回归本位，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作为大学出版社，我们一方面要明确发展的思路，正确处理好速度与质量、规模与品位、做大与做强的关系；另一方面，要认准自己的定位，选准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抓住当前的改革机遇，努力发展自己，走出一条真正适合大学出版发展的自己的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