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金牛收音机
我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物资匮乏,农村文化生活单调,而收音机是当时最时尚的高档电器了,它让人接受新生事物,了解外面的世界。
记得当初我们家买不起收音机。为了面子,大人在桌子上摆个收音机的木头空壳。外公是个工人,退休后住在我家。他用三个月的退休金买了台上海产的“春雷牌” 的收音机。看我们这帮小家伙喜欢听孙敬修爷爷主播的少儿节目“小喇叭” ,就招呼我们到他房间里听。一直到今天,我脑海里还会时常闪现当年的一幕:夏天的傍晚,我家院子里一张小木桌上放着收音机,一圈男女安静地坐在旁边;冬天的晚上,堂屋里烤着火盆,孩子大人们围坐在放收音机的桌子跟前,都是那么聚精会神地听着“话匣子(过去人们把收音机叫做话匣子)” 里播讲的故事。当时,播讲的评书有《刘胡兰》、《草原小姐妹》、《创业》等,至于刘兰芳讲的《岳飞传》、《杨家将》,袁阔成讲的《海啸》、《三国演义》,以及讲的《夜幕下的》,都是以后的事情了。
由于我经常听收音机,上初中时写的作文常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夸。现在回想,作文里的许多词句,都是从“话匣子” 里听来的。
十五岁那年,父亲总算买了台收音机,差不多是半头肥猪的价钱。一家人那个爱惜呀,特意找了块稠布盖上。平时不听,等到中午、晚上,一家人都回来了,这才打开,一家人边吃饭边听节目。那时候节目比较少,收听频道也就是中央台和省、市台,外省偶尔也有,可信号弱,杂音大,但不管什么节目我都爱收听,终益无穷。初中毕业后,我就开始学写各类新闻槁件投给报刊。为此还认识了四川的编辑李世华,成都记者郑光福、胡名扬等人。在这些前辈的指导、帮助下,我的新闻上稿率大提高。
三十年来,我已在全国各级刊用各类新闻、文学作品一万余件,其中的就占一半左右。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听坏的收音机不下15台,收音机已成为我的至爱,并伴我同行,不论在家还是出差、旅游,我都怀揣小收音机,每天再忙,也要抽时间听收音机。
曾在乡机关搞宣传,后进四川科技报。爬格子三年,作品见报刊上千篇,现为成都市及金牛区作协会员。
1924年10月,苏祖国等7人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民族资本的无线电工厂——亚美无线型矿石收音机和国内第一台自行设计、制造的亚美牌1651型五灯中波超外差式收音机。此后,中雍无线电机厂等单位相继生产一至五灯的电子管收音机。
收音机刚输入中国时,是昂贵的奢侈品。1926年,一台多管收音机的售价在500—800大洋之间。随着技术的进步,产量的激增,收音机的售价逐渐下降。至3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拥有一台收音机不再是奢望。人们称之为神奇的话匣子、家庭剧场、书场。在20世纪30年代,拥有一台收音机,是上海市民享受摩登生活的标志,是许多人的追求。
中国人自办的除之外,在20年代后期还出现了民办,1927年3月,上海新新公司为推销自造的矿石收音机,开办了一座设备相当简陋的,发射功率仅为50瓦,主要播放唱片,并转播游艺场的南方戏曲。这是我国第一家私营。
中国领导下的事业始于延安,1940年春,中央决定会,由出任主任,负责的筹建工作。1940年12月30日,设在延安西北的王皮湾村窑洞里的播音室开始试验,发射机房是两座石窑洞,利用苏联辗转运至延安的发声机进行播音。这是中国领导下的第一座人民——延安新华,呼号XNCR,发射功率300瓦。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陕北新华于1948年5月23日随着大部队迁往平山县继续播音。1949年3月,它随解放军进入北平,更名为北平新华。同年12月5日,北平新华第一台正式定名为中央人民,第二台改名为市人民。
1949-1956年是事业的大发展时期。首先是完成了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34座私营的社会主义大,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一部分省辖市继续建设,并集中力量建设中央人民。1952年7月,第一家国营无线电整机企业——华东人民器材厂建立,翌年改名为上海人民器材厂,重点发展电子管收音机、扩音机、电视机等产品。
“三转一响”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词,其中的“一响”指的便是收音机或半导体(“三转”指的是自行车、缝纫机及手表),又称“四大件”。
1956年4月30日,南京无线电厂试制成功全国产化“熊猫牌601”型六灯三波段收音机。1957年,首批40000多台“熊猫牌601—1”型收音机率先进入港澳、东南亚和南美国际市场。随后“熊猫牌601—2”、“熊猫牌601—3G”、”熊猫牌601—4A”等型号相继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