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教会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中世纪教会对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媚骨天成(h)一抹奶茶 对人类心理学的研究大多以西方社会为重点，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又可以溯源至中世纪时期的家庭结构变化。 假设你正在和一群受试者一起参加一个心理学实验，任务内容是将一条线段与三条长度不同

对人类心理学的研究大多以西方社会为重点，而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又可以溯源至中世纪时期的家庭结构变化。

假设你正在和一群受试者一起参加一个心理学实验，任务内容是将一条线段与三条长度不同的线段作比较、找出其中与之长度相同的线段。有时，别人的答案可能与你相同；但有时，所有人可能都异口同声地给出了同一个答案，唯有你的答案与众人不同。

那么，等轮到你报出答案时，你是会顺应大流、给出与别人相同的答案，还是会坚持自己的判断呢？

事实上，你的选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来自何处。

在有些文化中，特立独行意味着“有创造性”；而有些文化则认为这是行为不当的象征。

刚才提到的这项实验，自上世纪中叶以来，便一直令心理学家和学生们深深着迷。这项实验显示，相当一部分人会“人云亦云”、顺应他人的错误反馈。即使要做的判断十分简单，单独回答问题时准确率可达98%以上，也会发生这种现象。

这些发现抛出了两个问题。首先，几乎所有针对该现象的实验都是在美国学生中进行的。而亚力克西•托克维尔等社会评论家早已指出，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独立性都格外突出。那么，美国人真的能很好地代表智人的心理特征吗？其次，为何研究人员和他们的学生都会对这些发现深感震惊呢？

为解决第一个问题，上世纪90年代，研究人员对17个国家运用了上述实验（统称为“阿希从众实验”）的研究开展了分析。结果发现，美国受试者的从众程度在全球范围内是最低的。法国和北美学生随大流的概率约为20%，加纳和斐济约为50%，日本、香港和黎巴嫩等地则介于两者中间。

人们的从众倾向在全球各地不尽相同。既然如此，为何90%的心理学研究都是以西方人群为基础开展的呢？

在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认知科学家的带领下，研究人员进一步考察了这些规律，或许能解释从众现象为何会令心理学家感到如此惊奇。该研究团队让来自美国和瓦努阿图的成年受试者观看了两段儿童制作项链的视频。在这两段视频中，均由一人先向儿童展示做项链的过程，再由儿童自行制作。但在其中一段视频里，儿童组合的串珠颜色及排列顺序与展示者制作的完全相同，另一段视频里的串珠颜色顺序则全然不同。

看完视频后，受试者要回答“哪名儿童更‘聪明’”。在来自瓦努阿图的受试者中，有88%都认为，遵守示范的儿童更聪明；而美国受试者中只有19%这样认为，并解释道，因为另一名儿童“更有创造性”。

接下来，他们还要回答“哪名儿童的表现更好”。78%的瓦努阿图受试者认为，遵守示范的儿童表现更好；而美国受试者中只有44%持这种观点，大多数都认为，两名儿童的表现一样好。

这说明，虽然很多地方认为“循规蹈矩”是个赞美之词，但在美国则不然。

不过，从众现象并不是文化差异方面的特例，而是心理学的“冰山”一角，背后潜藏着一个重大问题：人类心理学的数据库有95%都来自西方人，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习惯工业化社会、钱财充裕、追求民主，在许多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人群。

与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以及从古至今的大多数人不同，这类人的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个人主义、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容易有负罪感、还喜欢对事物展开分析。他们往往以自己为重点，与自己的人际关系和扮演的社会角色相比，更关注自己的特征、成就和志向。在推理论证时，他们倾向于用抽象的分类进行归纳，将复杂的现象分解为若干个离散要素、为它们设定不同属性，从而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粒子、病原体和人类性格的分类都是这样的例子。

尽管看似“自恋”，但这类人往往会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对陌生人持信任和合作的态度。情绪方面，他们相对而言比较“厚脸皮”、不太受他人的看法约束，但如果没能达到为自己设定的标准，又会饱受负罪感折磨。

这些心理上的差异究竟从何而来？欧洲人（以及北美人等欧洲人的文化后裔）在这些方面又为何如此独树一帜？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这些心理差异归结于家庭结构，即人类学家所说的“亲族体系”。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思维会根据成长过程中经历的社会环境做出调整和适应。直到不久之前，大多数社会还都靠复杂的亲族体系支撑巩固，许多大家族都枝繁叶茂，除却宗族、表亲联姻、一夫多妻外，还有多种关系准则，对人们的社交生活起到了调节、紧固的作用。这种情况以农村地区尤甚。

而相比之下，至少自中世纪末期以来，许多欧洲民族都以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即以婚姻为基础、父母与未婚子女共同生活居住的家庭）为主，历史学家索性称之为“欧洲婚姻模式”。

欧洲婚姻模式和家庭模式使欧洲人拥了有区别于其他种族的推理论证方式。

为验证该理论，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发现，来自亲族体系更加紧密的社会的人往往从众程度更高、个人主义程度较低、整体性思维较强、较少有负罪感、且对陌生人的信任度较低。无论比较的对象是各个国家、国内各地区、还是居住在同一地点、但来自不同背景的第二代移民，都能发现上述规律。作为来到人世后接触到的第一个、往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组织，我们的家族网络结构对于全球人类的心理多样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为何在不同社会中、家庭的组织方式会如此迥异呢？欧洲家庭又为何从中世纪末开始、便显得这般特立独行呢？

虽然亲族体系在全世界的多样性是受到了多种因素影响，但究其根源，欧洲婚姻模式主要与宗教有关。从西方古典时代晚期起，演变为罗马天主教会的基督教派逐渐发布了一系列与婚姻和家庭相关的规章制度。例如，教会禁止了表亲联姻、包办婚姻、以及一夫多妻制婚姻。不同于其它基督教派，到了11世纪时，罗马教会已将“乱伦”关系的范围扩大到了第六代表亲。

尽管屡遭抵制，但这套制度仍然逐渐瓦解了欧洲复杂的亲族体系，使独立的核心家庭成为了一种在文化上较为理想、且普遍存在的模式。

为验证中世纪教会是否真的造就了当代人在心理上的差异，我们可以通过追踪欧洲各地教区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间的扩散过程、分析这一历史事件的地区差异。分析显示，在历史上受教会影响时间更久的欧洲地区，当代人的从众倾向往往更低、个人主义更强、对陌生人的信任度也更高。

从全球来看，在那些历史上受教会影响较久的国家，不仅亲族体系较为薄弱，人们的心理也更贴近前文所说的西方人群。

大多数人也许都认为自己的思想独立而理性。但事实上，我们的思考、感知和推理方式、包括我们的从众倾向和分析习惯，其实都是由千百年前的历史事件、文化遗产、乱伦禁忌等等塑造而成的。

说到底，理解历史对我们思想的塑造过程，也是探索和接受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