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性与科学性问题

　　内容提要：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大的学科分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毋庸置疑的存在。不过，一段时间以来关键词：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化与组合/多重本质/科学方法作者简介：蒋重跃(1958- )，男，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

　　内容提要：人文社会科学作为一个大的学科分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是毋庸置疑的存在。不过，一段时间以来，在某些分支领域中，彰显个性受到了片面追捧，坚守共性遭遇了被割弃的厄运。由此而来的，是学术功底和科学方法的忽视和削弱，学术创新能力受到一定损伤。从本质上说，所有学术研究都是既有个性又有共性，两者是统一的。我们所谓的个性，只不过是本领域内的共性相对其他领域和范围的共性而言具有自己的特点而已，而所有学术研究都有个性这本身就是共性的一种表现。既然有共性，那就一定有共同的规则。这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很多，以下三点是本文要讨论的：其一，分化与组合相统一是学科发展的基本规则之一。研究者可据以选定适合发挥才能的领域交叉地带，施展抱负、开拓创新。其二，打破单一学科限制，尽可能学习相关的多领域知识，这有利于以问题为导向，发现多重本质，形成全面认识。其三，科学程序和方法应该得到尊重。搜集材料、编织结构、分析数据，是通向真理的必经通道，循此，才可能把握研究对象的根本特征和发展趋势，作出创造性的贡献。

　　作者简介：蒋重跃(1958- )，男，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从事中外古史比较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通常也叫“文科”，是我国目前通行的一种说法，指与自然科学相对的，以人的现实存在、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发展规律为对象的学问。之所以使用这样的称呼，是有原因的。

　　19世纪的西方，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得到大发展，今天被纳入人文社会科学范畴的经济学、学、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统计学、法学等等，取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也出现了“社会科学”的说法。1910年孙毓修在《图书馆》撰文介绍杜威十进制分类法，1925年出版的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1929年出版的刘国均《中国图书分类法》，均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并列，作为大类的类目列类，而将艺术、教育、语言、文学、历史、地理等单独列类。1933年4月，大东书局出版了杨幼炯的《社会科学发凡》，以社会科学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专门研究。1949年新一届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第四十四条明确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①

　　不过，1930年创刊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从所谓“文哲季刊”中似乎可以感到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野。1955年《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创刊，1956年武汉大学学报复刊，命名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这在中国恐怕是比较早地使用“人文科学”概念的例证。作为学科领域的分类概念，“人文学科”(或“人文科学”)在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香港、为核心的汉语文化圈中使用逐渐增多。姜亮夫先生的文章《我是怎样摸索进入人文科学这一行道的》[1]、池金良《一门重要的人文科学——民俗学家谈民俗学》[2]等文章，已经把人文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分类领域的术语使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人文科学”在学界成为通行术语[3]。

　　在学科划分上标明“人文与社会科学”(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以与理工农医诸学科相区别，这已经是欧美许多大学多年来一贯的做法。目前，我国的高等院校的教学机构设置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划分，有的高校把哲学、中国语言文学、史学、外文、艺术等专业划归一类，设立人文学院或文学院；大多数学校并未在机构设置上严格按照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来划分，但说起来都知道有理工农医和人文社科之分的。

　　所谓“人文科学”，是用来翻译西语liberal arts和humanities的。与中国古代的教育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六科)相似，西欧中世纪有所谓“自由七艺”(la liberalajartoj)，指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七个科目。所谓Liberal Education，我们今天翻译为“博雅教育”，literal来自拉丁文litterālis，意思是“与文字相关的”，目的是培养阅读和写作基本能力。前三艺(trivium)语法、修辞、逻辑，恰恰是教人如何理解文字、运用语言以能够通晓明畅地阐释思想的。在此基础上，又更进一步，要求学习后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中国古代“六艺”中，书、数、乐也是教授读书识字和音乐的，可见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在他的《理想国》中指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以及文法、修辞、辩证法，是能将灵魂引向终极的学问。文法、修辞、辩证法是教人说话、写作的；音乐属于艺术；而算术、几何、天文今天则属于基础理科专业。

　　人文学科今天英文中常用的词是humanities，它来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文studiahumanitatis，或study of humanitas，15世纪初期指古代希腊和拉丁经典的研习课程，包括文法、诗学、修辞、历史和道德哲学。在西方，人文知识的学习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是广义的公民教育的基础。罗马时代，所谓“自由七艺”发展起来，这七个科目构成了中世纪教育的内容。15世纪出现转折，这时人文学科成为学习的主题而非仅仅是实践。到了20世纪上半叶成为学科名称，进入欧美教育体系，一般指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法律和学、文学、哲学、宗教学、表演艺术、音乐、戏剧学、舞蹈学、绘画学等。《牛津词典》认为是指那些发展学生一般知识和思考能力，而非专门技能的专业，在高校中，是科学、法学、医学、商学之外的历史学、文学等的课程。《柯林斯词典》则认为是指以提供一般知识和知识技能，而非提供职业和专业技能为目的的学问。

　　《易经·贲卦》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与“天文”相对，“文”即“纹”，“纹理”，“理”。所谓“人文”即“人理”，与“天文”即“天理”“天道”相对，也就是“人道”。所谓“天道”就是自然的道理，而“人道”就是人的道理。那么“人文”就是“人的道理”。晋王弼注云：“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之文也。”唐代孔颖达云：“用此文明之道裁止于人，是人之文德之教。”[4]根据汉唐人的注疏，“人文”一词就可理解为与“威武”相反的“文德”。如此看来，近代人用“人文”这个词来翻译liberal和humanities，就表明“人文学科”既是研究人的道理的学科，也是与“威武”相对的文雅的知识。

　　按照某些学者的理解，人文学科具有根源性、历史性、差异性、综合性、贯通性、经典性、悟性、非实用性等特征，这些都是与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不同的特点。人文学科的价值在于培养人文素养、提供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导向。它们在旨趣上具有强烈的价值观色彩，在致思方向上具有与科学方法的“抽象化”或“普遍化”不同的“具体化”或“个别化”倾向，在思维方式上是非实证的，这点也与科学的实证方法不同。这派人士认为：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很不相同，将它们笼而统之地称为人文社会科学、甚至将人文学科完全并入社会科学是很不恰当的。

　　在我看来，人文学科的确在根源性、历史性、差异性、综合性、贯通性、经典性、悟性、非实用性等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但不能说这些是它所独有的特点，其他科学门类也会有这些因素贯穿其间的。至于说人文学科以价值观、具体化、个别化和非实证为特点，从而否定其科学属性，把它看成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门类，这既不符合人文学科的实际，也不符合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实际。价值观不能没有事实判断做基础，如果连事实都不顾，那价值观是无法取信于人的，不能取信于人的价值观还有谁会采用呢？一个学科门类只讲具体化、个别化，不讲普遍性，不讲理论抽象，就没有说服力，你的价值观只适合于你，不适合于别人，人家还会相信吗？同理，一项研究只能用非实证方法，连证据都无法提供，还怎么证明自己的真实性呢？人文学科要讲究人文素养，要重视个性，要根据具体情形采用具体的研究策略，但不能一概地贬低甚至否定科学方法的作用和价值，没有科学求真的保障，致用和价值就不能立稳。

　　表面看来，人文科学以人为研究对象，可是人的思想，人的能力，人的情感，人的行为，也都是有道理的呀。研究这些现象，目的就是研究人的道理，也就是研究人的多重本质。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马克思还说过：“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生产社会。”[6]人文学科看起来以研究人为侧重，但人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人，可见，人文科学离不开社会发展的条件和规律。

　　什么是“社会科学”？维基百科这样描述：“在西方，社会科学也被认为是学科的一个大类，它关心的是社会以及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总的说来，它有许多分支，例如人类学、考古学、传播学、经济学、历史学、人文地理学、法学、语言学、学、心理学、公共健康学、社会学。狭义上，也专指诞生于19世纪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家主张用与自然科学相似的方法作为工具来理解社会，于是他们把科学按照严格的当代含义加以界定。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家(Interpretivist social scientists)则相反，他们可能用社会批评和符号解释而非建构经验上可错的理论(falsifiable theories)，于是，他们对待科学则采取了较为宽泛的含义。在当代学术实践中，研究者经常采用折中的办法，使用多种方，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就是典型的例证。随着多个领域从业人员共享它的目标和方法，‘社会研究’这个术语已经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这里所列的人类学、人文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同时又可划归人文学科。这说明，社会科学研究的所谓社会现象，其实就是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说白了，它也是研究人的。

　　由此可见，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虽看似各有侧重，其实都是以人及其社会本质为对象的学问。不论是人文学科还是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的，这里的人不是自然科学视域中的人，不是生物学、生理学、医学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存在物，是有思想，能做社会活动的存在者。两者有如此深刻的共同性，把它们放在一起，用来作为人和社会领域的学问，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

　　不过，虽然总体上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划归一类，称为“人文社会科学”，但在实际工作中，两者还是有所不同的。社会科学的一些领域，例如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一般来说对人类的一般社会现象和问题更感兴趣，方法上也更重视调查研究，统计数据的应用也比较多，模型的设计和使用也比较广泛；而人文学科，像文学、历史、艺术等学科，则对人类的地域特点、群体特点、文化特点更感兴趣，方法上虽然也有使用调查和数据，但更多的是采用传统的文本分析进行研究。不是不想采用实证方法，而是许多情况下条件不具备，数据采集有困难，绝不是学科本身不需要。事实上，在高等学校的学科设置和管理上，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相对于理工农医学科来，可以相提并论，但在自己内部，却往往是分开来说的。

　　从知识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来说，人类的知识究竟是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先创造出不同类型的知识，然后才是各个类型的知识各有其发展的阶段以及在各个阶段中不同类型的知识相互影响呢？还是全人类的知识都是相同的，然后按照相同的阶段发展的呢？

　　如果按照后者来理解，那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如果不论东方西方，说古代知识都是一样的，都是对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思考，都是处于未分化状态，都统摄于哲学和神学之中，这个阶段的研究方法的主流都是直觉思辨，都带有明显的经验性，这恐怕不符合历史实际。德国哲学家亚斯贝斯认为：在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在希腊、印度和中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相似的现象，即都涌现出一批杰出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因而他把这个时代称作“轴心时代”。这个观点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因为它突破了西欧中心论，在希腊之外，给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以同样高的开创者的地位。但是“轴心期”的理论还是有其自身的问题的，三地诚然都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创造了影响后世的思想体系，可它们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各自的文化类型上，而不在阶段上。它们的异同不在于时代属性，而在于类型。这三种知识体系不是时代划分的三个阶段的知识，而是三种类型的知识。三地虽然都出现了杰出的思想家，这的确是表现了某种本质的现象，但却不足以表明它们具有相同的学科属性和知识属性。有学者根据三地学者思想特点，称希腊人是“城邦动物”，中国人是“伦理动物”，印度人是“宗教动物”，它们大体上处于同一时代，但无论如何不能划归同一个知识系统，如果我们承认阶段划分和类型划分都是有意义的划分方法的话。

　　越到后来，问题越大。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人文学科出现，归纳法受到推崇，社会科学产生并发展起来，这说的是西方，中国是缺席的，如果只说社会科学，这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了。真正的世界历史应该是各个地区的人群创造了各种类型的知识系统，它们之间有同有异，各自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着变化，它们之间在不同阶段发生着相互之间的交往和影响。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历史。

　　比如，古代的中国学术与西方学术就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不同系统。这种情况对今天的中西学术仍有深刻影响。例如医学，如今的西医诊疗讲究声光化电，把的情况转化为各种化验单、心电图、核磁共振报告等等，而中医则只需望、闻、问、切。西医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是由血液、骨骼、筋肉、水分构成的，所以，人可以分解为诸多化学元素，现在又发现了基因组，可以把这些元素按一定基因组形成一定结构描绘出来，各个构成要素都有一定的量化指标，多了少了超过限度就会出现问题。中国人不这样想。中国人以为：人是活生生的生命体，生命有阴阳五行的属性，是功能性的。阴阳失衡，就会出现温病或寒证；五行失调，心、肝、脾、肺、肾这五气就会阻塞，人就会生病。生病的表现就是经络不通。可是要想在内找到阴阳、找到五行、找到经络，却是无法做到的。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感兴趣世界是由什么元素构成的，只认准了世界是由阴阳促成的，世界精神是五行之气，而阴阳是最根本的，两者的互动才是生命的原动力。所谓瞧病，就是把握阴阳平衡，哪用什么透视和化验啊？可见，对人的生理属性、病理属性，中国和西方的理解极为不同。

　　从总体上说，中西学术是两种不同的类型，从古以来，就各有各的发展路径和样式。但发展的走向和趋势却有着鲜明的一致性：整体上都是从浑蒙到开化②、从混沌到清晰，而且这个共同的走向和趋势其实就是分析和综合相统一的发展过程。

　　《庄子·天下篇》的作者把上古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发展描述为“道术将为天下裂”。认为“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7]。在他心目中，远古时代的学术是整体性的，人们的认识是全面的；可是到了战国时代，天下大乱，道就为术，学者也变得越来越片面和狭隘，这是关于学术发展的道家观点，显然是悲观的。钱宾四先生把这个过程说成是古代中国学术从王官学到百家言的分化发展。从汉始，古代中国学术继续分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体形成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经指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文献；史指史家著作；子指思想家的作品；集指各类个人文集，主要集中在文学方面。古代中国学术这样分类是有原因的，西汉司马谈说：“《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8]就是说，当时的学派和学术分化虽然有的说得明白，有的说得不明白，但都以治理国家为鹄的则是相同的。

　　在作为“轴心文明”另一个代表的古代希腊，也出现了学术传统的分化趋势，有学者认为“柏拉图的学问可称为综合性的；亚里士多德的学问则可称为分科性的。”[9]其实，柏拉图就曾把“学科”“称……为一门一门的知识”[9](300)，可见当时学术分化的情势。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分为逻辑学、物理学(自然哲学)、心理学、生物学、形而上学、伦理学、学、修辞学、诗学这九种。此外，希腊还有地理学、历史学、几何学、音乐学等等的学术分类。古希腊的“哲学”意思是“爱知”；而所谓“科学”意思是知识。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学科的划分显然不是按照需要设计的，而表现了“为知识而知识”的特点，这是与中国古代的学术传统大相异趣的地方。

　　中世纪，教教会神学占据了文化和思想的制高点，一切都以是否符合教会所认可的上帝的意志为准，学术也不例外。不过，当时的“自由七艺”中，天文学、数学、逻辑学、音乐仍然是原来的学术分类，包含了今人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某些学科。因此，有学者不同意把中世纪说成是“黑暗时代”，因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科学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恰恰是因为中世纪保留了与古代学术传统的这一丝联系。

　　中西双方都是沿着自己的路径发展、前进的。我们承认一种文化形成了自己的系统，沿着自己的路径行进，并不是说它不受别的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一种文化在发展过程中，总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哪怕那种文化是不同类型的。类型不同，不妨碍某些要素具有同一属性，可以相互吸收。汉代以后，中国的文献目录分类法不断地细化，例如史部当中就有正史、编年、纪事本末、方志、地理等等，可见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围绕自己的中心向前进步发展着。但汉唐间佛教传入，一千年里，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印度的佛学、因明、音韵等不同类型的知识对中国古代的相关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甚至与本土的儒、道两家鼎足而三。此外，唐代有叙利亚一代的教聂斯托利派(唐人称为“景教”)、伊朗的索罗亚斯德教(中国人称作祆教)传入中国。元代西域各族进入中国，伊斯兰教也随之东传到中国。明末清初，欧洲耶稣会士来华，带来了格里高利历法、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以及西方的数学、绘画等等。十八十九世纪教各派纷纷来华建堂传教，各国教育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来华，传授科学文化知识。今天中国的学术和学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形势下，学科发展就更加地分化和综合。西方的学科知识与中国固有传统的结合成为当代学术发展的一条途径。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的压轴之作，这部巨著在广泛采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阶级斗争这些由西方传入的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又把中国传统史学的列传、世家、本纪等体例吸纳进来，在史书编撰体例上把西方近代史学的基本概念和中国传统史学的撰写体例结合起来，作出了表现时代精神的创新。

　　今天，我国的教育事业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学科体系，这个体系的各个部分仍在快速地发展着，所谓发展，就是分化和综合。我们都是在学科内学习知识的。那么，学科为什么会分化、会综合呢？

　　学科的分化和综合其实说的是一回事。所谓学科发展，在感官上我们看到的景象是：一科变多科，多科容纳于一科，而且好像某个时间段内总是在分化，而另一个时间段内则总是在综合，这就是历史。可是如果超越经验层次，抽掉时间因素，再深入一层，就会发现，学科的分化和综合不是了不相干的两个东西，它们说的是一回事，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或同一性，只有分化才会有综合；只要分化立刻就是综合。

　　道理很明白：面对眼前的囫囵世界，当我们指着其中某一个东西说“这一个”时，就已经是在做分化的工作了，因为原来的囫囵世界只是一个抽象的一，现在指出其中的一个具体的一，至少就把这囫囵世界分成了两个具体的一：我们指出的这个一和剩余的那个一。一个变成两个，这不是分化是什么呢？可是这同时又是综合啊!原来的囫囵世界只是一个，现在，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却是从囫囵整体变成两部分组成了，由原来没有差别的一变成了包含着二的一了，这不是综合是什么呢？

　　从理论上说，分析就是综合，分析越复杂，综合也就越发达。同一个东西，你发现它内部的构成要素越多，它的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和关系就越复杂，而内部结构和关系越复杂，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就越加丰富，就是说，它们的综合性也就越强。分和合是一体的，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下行是分化，上行就是综合。学科发展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学科在分化，其实它也在综合。从理论上说是越分化就越综合，从实际生活上看学科分化和学科综合有时并不同步，那是各种内外因条件所限，一时还做不到，但这并不能否定分化和综合在理论上的同一性。这个道理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某一学科分化成更多的分支学科，这并不是学科发展的目标，更不是学科发展的终结；我们要做的是避免在学科分化的成绩面前骄傲自满，更不能在学科分化过程中迷失自我，下一步任务更艰巨。我们要根据分析就是综合的原理，继续努力，充分利用分支学科增多、学科结构复杂化的有利机遇，在新出现的学科交叉地带大显身手，获得新发现和发明。这才是面对学科分化应该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