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科学离不开“新潮词”

　　2016年1月12日，距离人类首次登月近半个世纪之后，一名总统和一名亿万富翁各宣布了一项新“登月计划”。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描述了建立由政府带领的“癌症登月”计划以加速肿瘤研究。而在该国另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亿万富翁企业家黄馨祥（又名陈颂雄）宣布了由产业界和学术界合作开展的“癌症登月2020”。

　　如果这些名字听起来有些熟悉，那是因为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安德逊癌症中心已经在2012年9月启动了该机构的“登月计划”。

　　结果表明，比喻性的“登月计划”在科学计划圈子里是一件非常流行的事。“我已经在华盛顿待了很长时间，我觉得似乎每次我一转身，就会有人说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登月计划。”马里兰州贝斯达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学、外联和政策副主任Kathy Hudson说。

　　“登月计划”“路线图”“倡议”和其他科学计划潮词都有其自身的含义，然而即便是选择这些词汇的人要精确定义它们也很困难。这些词之间似乎可以互相替换，但仔细分析会揭示其意图和目标的细微层级差异。

　　拥有这些时髦名字的战略性计划往往挂着极高昂的价格标签，且是鼓励合作性的任务。然而，这些项目的价值却一直处于讨论之中。为了了解这些科学计划的生态，近日《自然》撰文分析了其中一些潮词。

　　这是牛津英语词典中最基础的字面定义，“登月”常常与美国宇航局（NASA）的阿波罗计划联系在一起，该计划于1969年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然而，也有证据显示它被比喻性地代指“高大上”而又不是不可能的目标。1981年，明尼苏达州一家报纸专栏提到将房屋需求控制在“登月”范围以内。还有一些人将登月概念追溯到儒勒凡尔纳1865年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球》。

　　然而，很明显的是“登月”已经成为美国科学中最鼓舞人心的事情。今天，科学家用这个词汇描述雄心勃勃的工程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就像NASA的登月计划，因为它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测量基因组，而且当计划启动之时，开展它的技术并不存在。”帕萨迪纳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家Barbara Wold说，他是该项目的顾问之一。

　　研究第一批核武器的曼哈顿计划也被用于和NASA的登月计划相比。但Wold表示，这种描述并不适用于“将现有技术应用于分散或不受限制的目标的大规模项目”。

　　挪威奥斯陆大学癌症和科学传播研究学者Jarle Breivik也表示，将这个词用于描述“癌症登月”计划可能会带来误解，并可能误导公众。“我对这种观点存在担忧，那就是如果我们将足够的资金投入癌症研究和化疗，那么我们将会清除这个问题。”

　　公众很可能会认为，“癌症登月”计划中的“月”是一种治愈疗法。在去年1月份的讲话中，奥巴马曾说：“让我们使美国成为彻底治愈癌症的国家。”实际上，政府的目标是将10年的进展压缩在5年内完成，而不是治愈这种疾病。“回头想想，登月可能并非最好的名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西德尼基梅尔综合癌症中心Elizabeth Jaffe坦言，一个或许不那么诱人但却更恰当的名字是“癌症路线图”。

　　欧洲人喜欢“路线年出版的《欧洲天体物理学路线次；有《欧洲天体生物路线图》、欧洲血液学会的《欧洲血液研究路线多人历时两年多编纂的一系列文件，分为9个部分，囊括60种疾病群）。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自2015年以来，已经针对各种政府计划出版了384份路线图。

　　路线图是提出短期或长期重要事件的战略计划或日程。路线图一词经过美国能源部和NASA广泛使用之后，从21世纪初开始在欧洲成为时髦的词汇，匈牙利布达佩斯欧洲创新与技术研究所的Stefano Fontana说。

　　路线图特别适合欧洲，因为它可以在欧盟28个成员国之间组织合作，避免重复。它们代表着“我们如何处理复杂性”，Fontana说。在其分析中，他揭示了成功战略计划的4个方面：它们是长期的，包括资助方面，建立了质量评估机制，包括竞赛，如任何人都能参与的一个市场。

　　Fontana总结说，可以有意义地推行的规模最小的路线图是国家资助机构开展的，比如NASA或美国能源部。然而，在更普遍的情况下，路线图通常是在国家层面设立的。在更大的层面，路线图可能跨越若干国家，这正是欧洲的情况。它们中很多被编写成一份文件，为一项倡议提供实用性指导。

　　倡议现在在美国是一个时髦名字，目前有两个大型计划的名字中含有这一潮词：奥巴马2013年的大脑倡议，和2015年的精准医学倡议（PMI）。

　　大脑倡议是一项提议45亿美元为期12年的涉及几乎所有政府研究机构的计划，目前在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已拨款1.5亿美元。PMI启动时投入了2.15亿美元，其中有1.3亿美元计划用于核心项目，即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登记和收集100万名美国人的健康数据。

　　但收集数据和资料并不足以让一项科学倡议成功，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政策分析专家Daniel Sarewitz说。去年，在为《新大西洋》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Sarewitz批评大脑倡议和PMI是“数据收纳”的一部分，即设法用大规模数据集处理复杂问题的大数据项目，建立无限多的可能假设，并在该系统中进行验证。为此，那些数据集会形成看上去有意义，但实际在医学上并没有真正用途的结果，Sarewitz说。在类似大脑一样复杂的系统中，“科学可能会看上去像是在做出巨大进展，但实际上它只是在增添噪音。”

　　今天，当人们在考虑大项目时，这些顾虑依然存在。“在提及如此大规模的资源的时候，要有真正的责任感。”田纳西州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任Thom Mason说，“你需要向社会回报足以配得上那些投入的利益。”

　　框架为一个领域或区域提供一项计划。它们还可以帮助一家组织或一个国家为未来做计划，它们是向公众协调和沟通政策与科学思想的一种方式，阿德莱德健康技术评估（澳大利亚卫生部评估健康干预的一个研究机构）管理主任Tracy Merlin说。

　　澳大利亚对框架极具热情。2009年，该国政府宣布了《气候变化科学国家框架》，以分辨“未来10年国家气候变化科学优先项目”。该国支持4年间使该计划资金增加3120万澳元（约合2350万美元）的提议。此外，该国还有针对安全和卫生保健质量、慢性病、精神健康服务、美容医学过程、产后抑郁以及更多领域的政府框架。

　　“如果针对一系列活动有一个名字，那么解决这些事情将会变得更加容易，所以你可以将它称之为框架，使它得到凸显。”Merlin说，2013年她曾共同撰写评估个性化医学的国家框架。

　　如果得到正确使用，框架或大纲不仅会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公众，还会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和解释他们的研究如何适应于更大的背景，Mason说。“我们会认为，如果我能解决这个让我今晚熬夜的问题，那么它在更大的背景下也有贡献，比如为那些需要它的人形成疾病治愈方法、消除贫困或是产生能源等。”

　　无论是“框架”“登月计划”，还是其他高端的设计，这种大背景思维模式有助于聚焦注意力。Mason说，通常好想法比资金更充沛，所以作为一个一起工作的群体，决定优先选择对于一个领域的成功将会非常关键。“科学在一部分上通过意外发现的好运向前发展，但它也会通过尝试开展大项目、解决棘手问题的技术实力向前推进。”他说，“如果没有你尝试去解决这些大问题，推动可能发生的前沿，你将会失去许许多多的科学机遇。”（晋楠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