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与科学家精神如何利用科学事件宣传弘扬科学精神

　　本文通过论述对科学精神认识的不一和定义的多元，阐释了科学精神宣传普及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及实际科普工作中对于科学精神宣传弘扬的不足。本文通过梳理当代中国学者对科学精神的定义，整理出关于科学精神内涵的共识性要素，置于科学内涵的框架下进行整体性分析，提出在科普宣传中应该将科学精神具体化为这些要素，并且应该利用热点和焦点科学事件，将这些要素再具体化为科学事件中所呈现出的具体内容，以使科学精神更易理解，使相应的宣传普及获得好的效果。

　　对于旨在提升公众科学素质的科普工作来说，宣传弘扬科学精神，帮助人们形成崇尚科学精神的理念，促使大家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观察事物、处理问题，积极参与国家的创新发展，正在成为党和国家所关注的重要任务。但是科学精神的宣传弘扬比科学知识的传播普及要更复杂、更困难，因为科学精神相对科学知识更抽象，对科学精神的认识有明显多元性，所以科学精神较难准确而完整地理解和把握。因此，在没有统一的定义的情况下，从对科学精神内涵的认识中提炼出一些共识要素，使科学精神一定程度上具体化，有助于宣传普及工作的开展。而抓住适当的社会热点和焦点案例进行解剖，将科学精神内涵要素再具体化为事件中的人与事的表现，就更能使科学精神通俗可见，为公众所易于理解、接受。

　　科学精神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学者们对于科学精神的观察有不同的角度，因此认识不同，给出的定义也各具特点。

　　历史性地考察科学精神，一般认为其源于古希腊。古希腊文明时期，所谓科学精神，就是强调对知识的单纯追求，不以任何实用为目的，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1]，并以理性保障知识的确定性。此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自然哲学家重视形式逻辑的研究，讲究演绎。近代科学开端时，伽利略（Galileo）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观点，把一千多年来被信奉为真理的物理学信条放到实践中，用实验的方法去检验，借助客观的观察总结出合乎实际现象的物理学规律。李醒民认为伽利略新的方就是近代科学的新的科学精神[2]。这一时期，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等强调科学知识来源的客观性，提出归纳的重要作用，强调实证，实证精神成为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其所延伸出的技术、产业的进步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科学事业成为世界各国所重视的公共事业甚至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逐渐建制化发展，要求更稳定、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利用。于是像英国等提出公众理解科学，中国党则推动科学大众化运动等，这又将科学精神塑造于社会文化中，强调理解和相信科学，对于科学的信赖和坚持、鼓励探索和创新等则成为科学精神新的内涵构成。

　　因此，科学精神的内涵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科学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不断被建构，逐渐丰富、多元。参与建构的不只是科学家、哲学家，也包括整个社会的文化氛围——人们认为科学精神很难清晰定义，部分原因在于其建构的多元性和发展性。今天，科学家、家和公众都谈论科学精神，但所指并不相同，这并不涉及对错，而是大家在共同建构，从不同角度赋予科学精神的多元内涵——当然，这一定程度上会造成科学精神概念的模糊性。

　　各方面参与建构的科学精神概念极为复杂，目前学者们对于科学精神的定义尚未达成一致。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孙小礼曾就科学精神的定义进行过调查[3]，西南科技大学蒋道平也曾对科学精神的各种概念进行过汇总[4]，他们所了解到的中外学者关于科学精神的定义不下几十种。当代中国学者对于科学精神也非常重视，有过很多思考和讨论，曾形成文集，也有的以学术文章形式在学术期刊发表，这其中有一些文章对科学精神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通过对其中的定义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大致了解关于科学精神内涵的获得较多认可的共同点。这里将所搜集到的比较明确为定义的内容汇总至表1。

　　表1可以看出，学者们所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对于科学精神有多种观察角度和不同关注重点。不过，学者们在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理性、实证、创新、探索、客观等内涵方面，达成了较多的共识。这些共识即便无法涵盖所有角度的观察结果，也可以认为是关于科学精神内涵比较重要的构成要素。但是，对于科普宣传，只是分散地提出这些方面还不够，还应该将这些方面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有结构的整体，让公众理解这些方面的内容与整体结构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知其然，再知其所以然。所以，在科普工作中，应该为科学精神构建一个比较清晰的结构（框架），将学者们从各个角度进行的理解简化、综合到这个框架之下，形成关于科学精神的一个较为通俗的解释，并使这个解释能涵盖科学精神内涵的上述重要构成方面。在这个结构中各个重要构成方面相互支撑，构成一个较为立体和完整的总体。有了这样的解释，再结合具体问题，就比较容易开展有效的普及性宣传。

　　本质上说，科学精神定义的复杂和多元，源于现代“科学”内涵的复杂结构。科学精神由“科学”阐发而来，在本质上决定于“科学”的内涵，而在方向上要求符合“精神”的指向。现代“科学”的内涵可以认为包括三个方面：认识世界的理论化知识体系、追求真理的认识活动、一种社会建制[11]；而“精神”是人们经过价值判断所提炼的关于科学“好的”“严谨的”“积极的”“进取的”等“正向”气质特点，表现于保障科学在其三个内涵方向上尽量符合人们在总体上对科学的要求、期望。

　　因此，科学精神以特定的指向性表现于科学三方面内涵上：作为知识体系，要求逻辑严谨、自洽，且尽可能准确、完整地反映世界，包括反映世界的现象和现象背后的规律，实事求是、理性、客观、实证，就是这个维度上必然的、基本的要求；作为认识活动，要求遵从规范、可靠的认识方法，积极探索，越来越深入、广泛地认识世界，所以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理性、实证、探索则是这个维度的必然要求；作为社会建制，要求科学事业积极呼应经济社会需求，为推动发展、为世界提供福利起积极作用，创新、探索则满足了这一维度所要求的必然内涵。

　　所以，科学的知识体系、认识活动、社会建制三个维度的结构，决定了科学精神在这三个维度上的内涵，这些内涵中包括实证、理性、追求真理、实事求是、客观、探索、创新等要素。

　　科学精神使古希腊学者透过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思考其背后的本质，为人类智慧迎来“理性”这个重要的科学思想基石；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使欧洲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迎来文艺复兴和近代科学技术的大发展；科学精神和精神，使20世纪的中国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科学精神之所以能推动社会进步，在于“具有科学精神”的人可以借助科学精神“严谨”“积极”“进取”等“正向”引导和刺激，为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具有科学精神的人”相信科学（在通常情况下信赖科学的可靠性），坚持科学之原则（在认识与行动中自觉采用科学的认识和思考方法），这能够保障他们行动的有效性；“具有科学精神的人”敢于质疑，有批判精神，不迷信（常指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这能减少他们行动的盲目性，利于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科学精神的人”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这有助于他们总结规律，不断提升工作效能。

　　中国未来的发展，科学精神将越来越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社会成员更加广泛地、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发展过程中去。而这种参与，需要人们坚持科学的理性和实证等原则去客观地认识事物和处理事物；需要人们坚持质疑精神，减少迷信和盲从，更多地发挥自身的创造性；需要人们坚持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创新，为整个国家的创新性发展形成足够广泛的支撑。

　　从个人来说，拥有科学精神，坚持理性、实证、实事求是等原则，才能更独立、更客观地进行观察，更自觉、更主动地应用科学的原则、方法和思想处理问题，才能踏踏实实从实际出发，不为打着真理幌子的假象遮住眼睛，从而积极、主动地从实践出发，做出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才能真正有效参与社会事务和社会决策。从整个社会来说，只有更多的社会成员拥有科学精神，才能让社会事务、社会决策的公众参与产生意义。我们国家要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需要更多的人具备科学精神，探索、创新，发挥能动作用。

　　当前，无论中外，在人才培养上都很注重科学精神的塑造。2018年，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在本科生开学典礼上所作演讲就鼓励清华学生“用一生去追寻科学精神”，求真求实，说真话、做真人，敢于质疑、勇于批判。而曾任哈佛艺术与科学学院院长的杰里米·诺尔斯（Jeremy Knowles）就认为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目标，是让学生能够看穿“有人在胡说八道”。哈佛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Drew Gilpin Faust）2017年又特别将这句线]。这也是要求学生要质疑、敢质疑、会质疑，而质疑正是科学精神所要求的，是科学精神实证原则在实践层面的重要表征。

　　强调科学精神，在整个社会打造具有科学精神的文化氛围，让公众自觉地按照科学精神所要求的原则和方式、方法行事，当然需要让公众了解和理解科学精神的要求，尤其是重要性、关键性要求。由于科学精神抽象、复杂、多元，所以其宣传普及应该坚持科普工作的思路，尽量简单化、具体化、明晰化。尤其是尚无统一定义下，应突出对于时代发展有重要意义的科学精神内涵具体方面，有重点地具体化。

　　就重要性来说，理性和实证这两个方面当然是科学精神的重要方面，因为理性和实证是科学本性的“自然流露和延伸”[24]，从而成为科学精神的两个基础性支柱，也成为科学精神其他重要内涵方面的基础。理性和实证决定了科学认识两个方面的基本性质：一是“可靠性”，二是“可靠性的有限性”。科学精神可以说在根本上也就是对科学认识的“可靠性”和“可靠性的有限性”的承认——承认科学认识的“可靠性”，则表现为人们相信科学、自觉地依靠科学（而不是认识中其他与科学形成竞争关系的非科学的东西，如伪科学）；承认科学认识“可靠性的有限性”，则让人们“不惟书（指过去总结的‘真理’是相对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不惟上（权威所掌握的‘真理’也只是相对真理，是有条件的真理，是永远处于发展中的真理，是存在错误可能性的真理）”，而是要重视实践的重要性，因为“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科学的理性和实证基础，决定了真理的客观性、追求真理的可能性以及不断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决定了追求真理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也决定了追求真理所必需的积极探索和不断创新的态度。

　　不过，理性和实证虽然是基础，是支柱，但是相对较为抽象，难以为一般科普对象所直接接受和理解。因此，在实际宣传普及过程中应该着重宣传其他相对较为具体的方面，间接地将理性和实证的理念逐渐内化于公众的意识和行为中。

　　比如，在实际科普工作中应该加强科学精神之“质疑”内涵要素的宣传。“质疑”的必要性来自于科学的实证基础所决定的“科学可靠性的有限性”。“科学可靠性的有限性”要求人们必须对“真理”和“持有真理的人”保持“质疑”和“怀疑”的态度，警惕人们由于忽略“科学可靠性的有限性”，认为存在“绝对真理”以及“绝对权威”，而犯盲从的错误。探讨科学精神的学者们对于科学精神的这一方面特别重视，李醒民的“怀疑批判”、韩东屏的“拒斥万能”、孙小礼的“争鸣”、蔡德诚的“平权”、李惠国的“”都隐含这种态度，而、刘华杰、胡亚东、李申等则直接提出“怀疑”“质疑”属于科学精神内涵最重要组成要素的一部分。除了对科学精神特别关注的哲学家、思想家之外，从事具体科学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对“质疑”和“怀疑”的重要性也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们从实践出发，强调“质疑”和“怀疑”的重要意义。潘建伟院士说“科学是演进的，没有永远不变的权威，所以非常需要质疑”[25]。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对于（别人）所讲的事情，不见得（要）相信，只要眼见为实，实践为实。相信自己的实践，比相信权威更加重要”[26]。

　　再如，“创新”主要决定于科学精神的实证内涵这根支柱，实证内涵指明创新的基础在于实际、在于实践。“创新”离不开“理性”的引导，“创新”需要认识过程在“实证”的实践基础与“理性”的思想引导之间不断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才能逐步达成能够反映客观并指导实践的“创新”成果。“理性”和“实证”基础上的“创新”内涵表明，对于真理的追求是无穷尽的，因此，必须永远坚持创新，坚持积极探索，才能逐渐扩展已知世界的边界，不断从未知中探索、挖掘为人类发展服务的潜力。学者们非常重视科学精神的“创新”要素，周光召、孙小礼、金吾伦、李申、位梦华、刘华杰、袁江洋等学者都直接把“创新”“创造”列入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内涵。

　　相对于“科学精神”一词，相对于“实证”“理性”这两个词，追求真理、实事求是、探索、创新、客观等虽然更为具体，但仍然有一定的抽象性，仍然不易让公众透彻地理解和掌握，更难以让大家自觉地转化到自己的意识和行为中。因此，应该在科普的方向上继续加工，将仍有一定抽象性的概念继续通俗化，继续化抽象为具体。具体方法是，将科学精神置于场景之中进行描绘，将场景中呈现为思想、行为的科学精神内涵进行阐释，使抽象的科学精神还原于具体的人、事、想法、看法、做法等，就比较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这样，可以通过事件的分析，阐明科学精神与非科学精神的具体表现，指明具体表现背后的科学精神含义。当然，还可以结合实践中的结果论证科学精神的实际作用，或者将不具科学精神的反面表现及其反面作用进行揭示和分析，从而让人们在实际事例中慢慢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及其重要影响，并逐渐接受科学精神，将其内化于心。知名学者王大珩说，用实践论的方法宣传科学精神可能比较有效[8]，就是让大家首先认识科学精神所呈现的相关现象，从这种现象的感性认识慢慢变成理性的认识。而董光壁认为科学精神是科学家群体行为规范所体现的一种理想的精神气质，不能依靠学术定义来理解，而只能从科学规范而间接了解，因此，他认为科学精神就体现于科学家的具体行为之中[9]，当然相应的宣传就更需描述具体行为，在这样的基础上再抽象阐释。

　　科学精神经常典型性地蕴含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焦点科学事件的认识、应对和处理过程中。在这样的事件中，会有多种符合与不符合科学精神原则的认识、实践，它们之间也会产生思想、行为交锋，并且会生动地将不同的认识和实践之下产生的不同结果呈现于大家面前，最终形成具有教育意义的科学精神案例。当然，这样的案例需要科普工作者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加以阐明。如果不加以阐明的话，公众所能看到的只是不同的思考方法和工作方法，并不清楚其科学精神含义。因此，当这样的事件发生时，需要科普工作者及时进行深入解剖和分析，阐明其科学精神内涵。当然，由于社会热点、焦点科学事件会引起广泛社会关注，将其作为案例，科普宣传效果会比较显著。韩启德院士任中国科协主席时，为中国科普研究所的题词“结合社会热点与焦点问题开展科普教育是一有效途径”，就指明了社会热点和焦点问题的科普工作价值。

　　就新冠疫情的发展和处理这一焦点事件，从将疫情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而认识，拟对这种现象进行应对而获得特定的结果来说，这种认识和应对过程中的逻辑，受科学规律的制约。因此，关于新冠疫情的认识及应对所采用的方式方法，可反映出对于科学的态度、思想、方法，也反映事件中的个体、组织乃至一个国家在相关的认识和实践中对科学精神的坚持情况。本次疫情应对过程中，各国政府的防疫和抗疫措施各不相同，且存在自我解释和相互争辩。同时，这些不同的认识方向上又各有参与者、支持者、追随者，他们也随着疫情的发展在不断检视和思考自己的认识和应对是否合理（合乎客观规律）。当然，最后在不同的认识之下还产生了极为不同的应对结果，这些应对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认识方法、科学精神有较明确的因果关系，以实际呈现的方式表述不同的认识方法和对科学精神的不同坚持情况与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真理”的符合程度。

　　中国在应对中的认识有自己的特点，相应之下的举措与其他一些国家也不同。在最初，中国的认识和举措是受到其他一些国家质疑的（当然，这样的质疑也一定会存在于国内的部分公众意识中）。随着疫情和抗疫过程的发展，应对结果的差异能够比较直观地反映应对认识和举措是否与抗疫实际（客观规律）要求相符合。而对于这样一件与科技有关的重大社会热点焦点事件，如果从科学精神的角度进行观察，也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事件的主要结果与科学精神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里的科学精神要素，涉及“实事求是”“客观”等，当然更深层次的要素一定会包含“理性”和“实证”。

　　本次疫情防治过程中，党和政府的相关工作，非常强调科学的关键作用，相应工作部署中，很关键的一点是相信科学，相信科技工作者的专业能力——习总多次强调“科学防控”，指出“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并强调“要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在本次疫情重大措施的制定和出台过程中，决策机构注重倾听和采纳科技工作者依据科学判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在疫情发展的全过程，让科技工作者参与重要决策。中国的相关工作非常强调实事求是，重要的工作举措基于对实际情况的认真了解，并在事实的基础上利用科学的判断制定工作方案。如在疫情初起时期的武汉封城，这样重大的决策果断而迅速。这就是对当时武汉市病毒传播实际状况进行了认真研究，掌握了充分的实际情况，再结合病毒防控的规律，而做出的“实事求是”的重大决策。在两年多的疫情应对中，我们也看到各个地方随疫情发展变化不断做出的放松、收紧、局部封控、动态清零等不同的区域性措施变化，而非全国一个政策，这也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呈现。而为了做到实事求是，各个地方党委政府所付出的努力也表现了对科学精神的坚持。

　　科学精神必然要求理性与实证原则，疫情源头的追溯，也需要从科学、严谨的客观观察所得证据出发，沿着科学的逻辑进行分析判别。而如果在这样的过程中加入因素，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猜测，而在猜测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这就是对理性和实证原则的忽视，也是缺少科学精神的表现。

　　热点、焦点科学事件将会不断出现，科普工作者应该时刻注意观察，敏锐地从事件中捕捉有关科学精神内涵的现象，用心加工宣传内容，促进科学精神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