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我国国防科技情报事业的“导师”

　　钱学森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他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物理力学和系统工程领域的科技成果，在火箭、航天、“两弹一星”领域的卓越贡献举世瞩目。他为我国科技情报事业也作出过重要贡献，被誉为“我国国防科技情报事业的导师”。我的父亲江涛和他的战友们对此深有感悟，在《钱学森科技情报工作及相关学术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等文献中有详细记载。

　　我的父亲江涛一直从事解放军的军事情报工作，历任八路军太行军区情报处处长、军委情报部二处副处长、志愿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等职，1960年任国防科委情报研究所（以下简称“情报所”）所长，是国防科技情报事业的创始者和奠基人之一。情报所创建于1959年3月，担负着向、国防科委领导提供国防宏观决策的情报，进行国防科技情报研究和咨询，信息资源建设与服务，网络建设与管理，国防科技情报人员培训等任务。

　　最初，国防科技情报对于江涛和在由50人组成的编译室基础上初建的情报所来说，是一个尚未接触过的新课题。有幸的是，情报所隶属国防部五院和国防科委领导，作为直接上级的钱学森一直指导着我国国防科技情报事业的发展。从1956年起，钱学森先后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等职。他对科技情报工作非常重视，多次来到情报所主持会议、听取汇报、作出指示，指导情报研究工作，审查并亲自修改情报稿件，倡导促进计算机情报检索系统的建立。

　　钱学森说：“情报就是为了解决一个特定的问题所需要的知识，这里头包括两个概念，一个就是它是知识……再有一个呢，它是为特定的要求，也就是为了特定的问题，所以及时性和针对性是非常重要的。”钱学森对情报的定义明确了情报的科学属性——属于知识的范畴，又明确了情报的功能定位——为解决特定问题服务的知识。

　　钱学森强调科技情报工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研究国防科技情报“不能仅仅看作一项工作，必须把它考虑为一门科学技术……要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门科学技术”。1956年3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集600余名各门类科技专家、所有学部委员和在华苏联专家讨论制定了《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学规划”）。由钱学森任组长、钱三强任副组长的编制工作综合组，将大家提出的意见筛选、协调、综合。钱学森在确定科技项目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初列出56项科技项目，钱学森又提出了第57项——科技情报，得到大家一致赞成。“十二年科学规划”确定了57项科技任务、616个科研课题、12个重点项目，随后成立了国家科委情报所和国防科委情报所。

　　钱学森一生注重资料的积累、宣传、研究与应用，直到晚年一直保持着看文件、看书、看报的习惯。他家的书柜里摆满了阅读过的图书和资料，凡是他认为有用的东西都剪下来，分门别类用档案袋装起来，一共装了600多个档案袋。钱学森去世三年后，《钱学森文集》（第1—6卷)出版，收录了1933年至2005年间他的377篇文稿，共计2408页，涵盖了他在诸多科学领域的贡献。

　　科技资料的搜集是科技情报的第一步。钱学森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可压缩流体边界层问题》仅用了6页纸，可他为这篇论文查阅大量文献的笔记就写了450余页。他在第二篇博士论文《可压缩流体的二维亚声速流动》中，提出了著名的“卡门-钱近似方程”，使他一跃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专家。

　　国防科技情报的重点是国防尖端技术，要求搜集的范围很广。钱学森说：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什么叫情报资料？第一是国外的图书、期刊、报纸、技术报告，如美国政府所编辑的AD、PB；第二是国内的图书、期刊、报纸、技术报告、设计文书、资料；第三是国内外的电影、图片以及录像、录音、广告；第四是我们工作中的文件档案。

　　钱学森所指的“AD”“PB”是解密后美国武装部队技术情报局出版的美国国防部成套科技报告。1961年7月，情报所所长江涛得知外文书店联系到大批解密的“AD”“PB”报告，便果断地全部买了下来。随即，他组织人员到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搜集此类资料，突击几个月靠人力手工全部抄下来。接着，他们又大量、成套地搜集了美国国家宇航局、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美国政府出版局、美国专利局的国防科技报告，以及法国、德国、瑞典等国国防系统的文献资料。情报所共搜集、筛选、分类、排列、整理成有价值的“九大文献”，这批资料对20世纪60年代我国国防科技工作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1962年3月，“东风二号”地地导弹第一次试验受挫后，情报所迅速翻译、整理资料提供给有关单位，为查找故障、分析原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情报所的任务不仅给领导提供方向性、战略性、动态性的情报资料，还要配合重点国防科研和工程项目开展情报工作。这项工作从开始搜集到最后使用，中间有多道工序，环环相扣，不容梗塞。钱学森说：“僵死的资料不是情报，情报是激活的、活化的知识或者精神财富，或者说利用资料提取出来的活东西。”

　　情报所成立初期，计算机尚未普及，一些科研单位不懂得怎样查找情报，不善于利用情报，大量的资料沉睡在资料库里未发挥作用。因各部门分隔、消息不通，相同的资料存在着重复翻译与印发的问题，因而浪费国家宝贵的有限外汇。激活情报就要信息灵通，使死资料变成有用情报，使它发挥作用、产生能量，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钱学森说：“这就使得科技情报人员辛苦地发扬背篓商店精神，送‘货’上门。”

　　贯彻“背篓商店精神”，情报所所长江涛提出“为资料找人，为人找资料”。他说：“我们要宣传，把外国的东西拿过来，就等于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往上攀登，这省去很多的时间和力气。我们要主动出击，不能等着人家上门来，把对口的、有用的资料给相关部门送去，在那里办展览，他用后觉得好就会再用。”情报所送资料上门，到科研单位讲课，为科研人员办“借阅证”，在上海、沈阳、石家庄等工业城市和西北、西南偏远“三线次资料展览，参观者万余人，反馈的评价很好。

　　工作局面打开后，江涛对提供资料的部门说：“你们提供的资料发挥了很大作用。你们的资料来得越多，我们推荐得越快，发挥的作用就越大。”这样，在资料来源单位、情报资料单位、科研机构之间建立了畅通的渠道。

　　情报检索是核心问题，钱学森介绍了切身体会：我读研究生的课题是高速气动力学，去几次图书馆就看完了所有的相关文章，是“单干户”形式，不需要情报人员的帮助。现在不行了，资料信息爆炸性增长，“一辆火车也装不下，一所大楼也容不下”。如果某专家每周用40小时浏览最近一年内发表的化学文献，全部浏览就需48年，这样怎么搞研究创作呢？老办法行不通，要开发科学的检索方法，充分发挥计算机、激光等现代化技术的作用，这样查看文献就不需要48年了，只要1分钟就行了。

　　钱学森说：“情报资料工作，要把我国已有的大量科技情报资料单位，通过高密度信息储存、电子计算机检索、通信线路和终端显示设备等组成一个全国性的情报资料网，使研究人员在任何地方都能通过情报网查看全国的科技文献，并在短时间内查到所要的情报资料。”

　　20世纪60年代的检索方法是用分类法，靠人工查卡片，检索技术的改革创新十分紧迫。1960年，图书馆与情报界开展了检索使用分类法还是主题法的学术讨论。情报所干部曾民族发现了美国武装部队技术情报局的《ASTIA叙词表》，迅速组织翻译了该叙词表。用这项英语叙词组织馆藏目录，便于计算机检索，受到了钱学森、江涛和科研人员的认同和欢迎。情报所在此基础上，于1972年编制了中英双语兼用的《国防科学技术主题词典》，1985年编制了《国防科学技术叙词表》，成为全国图书馆中第一个采取叙词表组织目录体系处理馆藏文献资料的单位，得到了情报业界的认同。

　　钱学森说：“情报资料经过分析整理，最后写成综合总结文件，这样才便于研究和研制人员利用……它所需用的人力比建立检索系统还要大好几倍，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工作。”“它是有时间性的，今天最有用的情报资料，过一个时期就不一定还有用。”

　　1960年，主管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要求情报所办一个刊物，介绍国外在国防尖端技术方面的发展动向，主要给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看。情报所创办了半月刊《新技术快报》，钱学森每期必看、必指导，提出：“要求快”“及时出”“文字生动”“得有真凭实据，不能乱讲，要严肃负责，这是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把一个必须向领导汇报的技术问题说得使不懂专业的同志能看懂”。

　　1963年7月19日，钱学森针对《新技术快报》中《科学情报的任务及其发展》一文对江涛说：“应把错误的地方去掉，文章可以砍掉一半……你们所应把《新技术快报》作为重点工作看待，因为领导上很器重它，领导不可能看大量文献……以后要经党委讨论修改，一个字一个字地抠，篇幅不一定长，一千字应顶十万字地用。文章的思路要很清楚，要有观点。”

　　为提高撰写情报“一千字应顶十万字”的能力，有一次江涛召集情报干部将一份1万字的国外论文改写成1000字的简报。开始，大家有抵触情绪：“江所长要考我们作文吧？”江涛说：“康熙、乾隆要求上奏折在500字内说清楚。我们给领导上报情报，动辄数千字不行。简报要准确、精练，要掌握要领，在文字上下功夫。”大家领会了所长用心，都按要求交稿了。

　　情报所按照要求，每一篇上报资料都经所长审阅，经所党委集体通过，报钱学森审批。按照这个模式，在《新技术快报》停刊之后，情报所又创办了《国防科学技术动态》和《国防科学技术》两种专供领导参阅的不定期刊物，前者报道国外动态情况，后者反映国内最新科研成果，每期稿件仍经所党委讨论后，上报钱学森审定。钱学森曾评价说：“我看了很高兴，情报资料工作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有了苗头。听说你们这次写材料有的准备了两三年，从搜集、整理到研究，工作有进展，从建档向情报研究转了一步，超出了我的估计。”

　　情报分析是对数量众多、真伪混杂的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转化为准确、可信的情报。钱学森认为：情报要进行加工，要抓住重点和要害，要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运用系统科学和系统工程进行综合研究的一门科学技术。美国情报人员中有13%专门进行情报理论研究，而我们几乎没有，这是个问题。

　　为此，钱学森举例说明：1935年，德国记者雅各布公开发布小册子，内含最新的德军组织结构、各军区情况、参谋部人员和指挥官简历等。希特勒震怒，命令将其捉拿审讯。雅各布解释：这些资料分别是某年某月某日在德国某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的，并非秘密，我只是综合整理了信息。雅各布无错，此事只好不了了之。普法战争时，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预见两天后将发生一场战争，以及战争的过程与结果。他立刻写成文章，以快件发给在伦敦的马克思。马克思坐马车赶快送至《派尔-麦尔新闻》编辑部，第二天公开发表了。随后，这次战争与恩格斯的预见完全相同。这并非恩格斯获得了内部消息，而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分析当时时局得出的结论。

　　情报所按照钱学森的思路开展工作，在国防尖端技术的战略情报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导弹事业起步后，钱学森两次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导弹的科研管理，并撰写《科学技术的组织管理工作》一文发表在1963年第22期《红旗》杂志上。情报所的研究人员根据钱学森提出的思路，搜集到美国“北极星”导弹的一套新管理办法比“宇宙神”“大力神”导弹管理办法先进的信息，便翻译整理成资料送上去，受到钱学森的高度重视。

　　1964年苏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大规模阅兵，新华社发回检阅队列中导弹的照片。情报所干部秦忠民依据导弹及其运输车的外观尺寸，推测出导弹的战术技术性能，并将苏联导弹和美国导弹进行对比，撰写了《对苏联一种导弹性能的推测》。江涛阅后很满意，上报钱学森并国防科委，刊登在《新技术快报》第28期上。

　　国防科技情报研究人员要求具有较高的素养、实事求是的态度、坚持真理的精神，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作出判断、提出见解，还要有“甘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奉献精神。他们应该是复合型人才，不仅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基础知识，还要有熟练的外语阅读、翻译能力和中文表达能力，要会使用计算机并利用网络进行信息搜集、处理和传输，要有一定的组织和驾驭人际关系的能力。

　　国防科技门类很广很细，科技文献多如牛毛，专职科技人员难以直接使用外文资料，专职翻译人员对专业术语又比较欠缺，这就要求情报人员既要知识面广，又要懂外语。钱学森说：“做情报资料工作，知识不一定很深，但一定要宽些。”“搞信息的不懂英语不行，不出国的也应当会看，出去的当然必须会说才行，不能等着人家翻译出来才看。”

　　情报所采取以在职学习为主、脱产学习为辅的方针，按照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既在干中学，又在学中干的原则，积极培养情报干部。情报所设立了情报学、计算机应用技术、军事装备学3个硕士点，与北京大学、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等单位开展联合培养博士生工作，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逐步培养了一支具有较高水平的国防科技情报队伍，为保证各项任务的完成和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钱学森的原秘书因公调动，需要物色一位新秘书。钱学森说：“我需要的秘书知识面要宽一些，就在情报所找。情报所的人知识面宽，又会英文。”这样就选中了情报所的干部涂元季，他果然不负众望。

　　钱学森不仅关心、指导科技情报的工作实践，而且不断地探索情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对我国国防科技情报的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