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管理是面照妖镜（管理与投资系列之一）

　　自从资产负债表被发明以来，关于企业的财务分析逐步演变成一门严肃、精确的学问，而基于企业财务分析的投资也逐渐量化，但是时至今日，单纯基于财务判断的投资依然无法取得很好的结果，有些新兴行业，例如互联网，投资企业甚至可以完全忽略财务指标。一个普遍的共识还是认为投资是科学和艺术的结合，是定量和定性的结合。其中艺术和定性的部分，除开经济社会技术等环境的高度不确定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在于企业管理的好与坏极难用一套固定的标准去衡量，需要投资人靠经验去判断。再好的行业，再有先天优势的企业，也会因为糟糕的管理而倒闭；再贫瘠的行业，也会存在一些因为优秀的管理而活得不错的企业。因此投资人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企业管理原理，由于管理学不像医学、法律有天然的壁垒，如同国际一般，人人皆可谈论，各类花哨时髦词汇满天飞，管理学大师、养生大师和传武大师三分天下，让人莫衷一是。我们尝试从管理学最基础的一些理论和概念入手，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对于投资有帮助的管理学框架，逐渐形成对于所投企业的质感有所判断的能力。

　　美国管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所著的《科学管理》一书，是管理学领域的开山之作。其核心内容其实非常简单，即用科学调研的方法，找到一件工作的最佳实践，并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理念：一个企业的管理层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到自己所管理的工作的最佳实践，并按照这套最佳实践去挑选、培训和管理工人。只有站在工业的大背景之下，我们才能透彻地理解这套管理理念的历史意义。而我们当用科学管理的基本理念来观察现在中国的企业，会发现绝大部分企业的管理者是不合格的，他们只不过承担了一份监工的角色，企业的管理水平还停留前泰勒时期。科学管理就像是一面照妖镜，能帮助我们在喧闹纷繁的表象之下，迅速看清一家企业的真实管理水平。

　　管理之事，从人类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但称之为一门学问，就必须在一般经验之上提炼出基本的概念和框架，这主要归功于管理学的三大鼻祖：法约尔、马克思韦伯和泰勒，这三个人的代表作分别为《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和《科学管理》。有趣的是，这三个人几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法约尔是法国一家矿产公司的总经理，韦伯是德国大名鼎鼎的思想家，泰勒是美国的工程师，三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建立起了管理学这门学科的基础。这三个人当中，泰勒应该说是处于企业管理最前线的人，他的学说也最具体最具备可操作性，我们今天就从他的代表作《科学管理》说起。

　　如果单纯从技术角度来讲，科学管理的内容其实极为简单：对于某项作业而言，先找到这项作业效率比较高的工人，然后观察他们的具体操作过程，用秒表记录每个动作的时间，剔除掉冗余的、无效的动作，形成一套完整的新流程，然后通过对工人系统的培训，将新流程贯彻到日常作业当中去，并且在此基础上重新划分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职责与权限，管理者应该承担制定工作计划和标准的责任，而工人主要负责执行相关要求。

　　单看这种简单的总结，很难理解科学管理所具备的划时代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在科学管理诞生的历史背景之下去理解。

　　工业之后，市场逐渐形成，随之而来的便是企业之间的竞争、无节制的自由竞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每一位企业主脑子里想的都是如何扩大规模、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这样才能在残酷的竞争当中存活下来。那一个很自然很简单粗暴的办法就是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降低工人的工资，想办法在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价值。那个时候企业主的想法很简单，工人只不过是他们雇来的一双手而已，遵照西方契约精神的传统，企业主跟工人谈好条件，工人爱来不来，不满意可以走，留下来的，都是你情我愿，因此企业主的任何条件都是合理的。但是企业主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工业之后，社会的基本结构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往的社会中，家庭成员分享着共同的生活，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自然地延伸到经济、、宗教、伦理、教育甚至军事等一切领域。但是大工业借助企业的组织形态，以更高的运行效率不断瓦解家庭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开始背井离乡、单身赴任、聚集在新兴城市。家庭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人情感的载体而保留下来，工人作为一个阶层而言已经不可能再靠家庭生活下去，除了进企业工作，他们已经无处可去，工作的权利已经成了工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企业主所谓的基于自由契约提供的工作及报酬条件，已经失去了合理性的基础。当工作条件越来越恶劣的时候，工人开始以暴力形式反抗，反抗的结果是法律开始介入调和阶级之间的矛盾。1884年，美国和加拿大联邦贸易组织不得不做出决定，同意从1885年5月1日起，实行8小时工作制，这就是“五一劳动节”的来由。1886年美国总工会依法成立，标注着工业社会两大主体的对立与统一机制已经确立，标注着工业社会从混沌走向有序。

　　但企业之间的竞争还在继续，而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既然通过延长工作时间、粗暴压榨工人价值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企业主就开始思考用其他的办法来提升效率。在泰勒之前，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所谓的“最佳激励法”。那个时候美国的工厂结构是相对比较简单的，一方就是资方，一方就是劳工，当时的资方并未像现在这样远离管理专注于投资，而是亲自上阵，连同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担任管理层。管理层对于如何管理工人，也是一头雾水。对于一个正常的劳动力在某段时间内能完成的工作量毫无概念。这种情况下，只能用逐步试探的方式。先定一个关于工作量的目标，并且设定好对应的报酬，例如，规定一人一天完成十个零件的打磨。工人为了挣到更多的钱，就会不断提供产量，管理者一旦感受到成本上的压力，立刻下调单位报酬，并设定新的工作目标。一来二去，双方就已经失去了信任，劳工阶层会自发地、不约而同地降低工作效率，将工作节奏维持在一个比较舒服的范围之类。于是，在泰勒出现之前，美国工厂管理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这种系统性的“磨洋工”。其中的本质原因可以归为两条：其一，工人阶层对利益分配无话语权，报酬怎么定，完全是管理方或者资方单方面决定。其二，资方对于工人阶层具体的工作并不了解，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在双方的多次博弈过程中，劳动方选择了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来对抗资方在利益分配过程中的话语权。

　　在泰勒之前，管理层最好的管理办法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拍脑袋设定一个目标，并对应相应的报酬激励劳工去完成，完不成又有对应的惩罚措施。简而言之，就是古今中外最常见的“胡萝卜加大棒”。最终的结果就是劳工系统性地磨洋工。

　　泰勒的科学管理横空出世，一下子打破了工人阶层赖以生存的信息不对称优势。泰勒通过系统性的观测和研究，彻底弄清楚了某项工作的最高效率。尤其是当时工厂中最主要的操作类工作，泰勒为搞清楚这些工作的最佳操作方法提供的有力的方武器。更为重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泰勒指明了一个企业管理层最基本的职责：即通过科学的方法，搞清楚自己管理的那些事情最高效率的实现方式，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实现对于员工的选留育用出的管理。管理者从此作为一个企业阶层诞生了，而且有了实实在在极具价值的工作内容，泰勒之前，这些人充其量只是个监工的角色。

　　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经济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各个领域都诞生了非常了不起的企业，但总体而言，在系统地学习和总结企业管理经验、思想方面十分欠缺。企业管理的好坏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创始人的天赋和经验，因此中国一级市场的投资人都十分看重创始人自身，想办法近距离观察其品行、见识和能力，再决定是否投资。其实，二级的投资也一样的思路，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详细收集创始人的基本信息，由此来判断一个企业的成色。举个简单的例子，PPT之王贾跃亭，其实稍微花点时间研究一下他的发家史，早年只要挣钱几乎什么行业都做，八爪鱼式的人物，这种人会沉下心来做好一件事情吗，我看基本不可能，你买乐视股票的时候就得留个心眼随时跑路了。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从科学管理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企业，可以看到，绝大部分中国的企业，其实都处于前泰勒时期。这些企业所谓的管理者不过是一群监工而已，每天看着忙忙碌碌，其实关于自己所管理的工作，如果用最高的效率去实现，这点上他们是毫无概念的。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拍脑袋设定一个目标，再认真分解到每个部门，每个员工头上，设定奖惩标准，然后天天晨会夕会督促员工完成业绩，美其名曰严格绩效管理、数字说话、压实责任，本质上就是用勤奋掩盖无能而已，把本来应该自己承担的全部责任推给一线员工，这个管理者群体只不过是前泰勒时代的监工而已。而真正优秀的企业，管理者能扛起真正的责任，高层管理者能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中层管理者能战略分解，并且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佳实践，以工作的最佳实践来挑选、培养和淘汰员工，如果中高层能做到这些，基础员工的执行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由此，可以将科学管理的基本原理看做一面照妖镜，如果你投资的企业，管理者每天将绩效考核、压实责任、狼性执行这些口号喊得震天响，三天两头检查督促，大会小会抓落实，关于如何完成自己所管理的那些工作却毫无概念，那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一群平庸之辈，这家企业也多半是家平庸的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