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利群院士：教你科研上手“3步法”

　　15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30岁成为斯坦福大学博导，之后又陆续当选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和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

　　近日，斯坦福大学教授骆利群作为2021未来科学大奖周Program Committee联席主席在大奖周期间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分享了疫情之下高校师生的科研新常态：去不了实验室的研究生、拿到奖学金却拿不到出国签证的博士后、遭遇就业寒冬的毕业生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中国科学报》：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留学生或期望出国留学的研究生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请您从自己的切身经历出发，讲讲现在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我感觉受到最大影响的群体还是研究生和博士后，他们在科学领域还处于成长期，做实验出成果只是一部分，还需要跟其他科学家面对面的交流，学到很多新的东西。但是受疫情影响，很多线下会议都取消了，这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损失。

　　就业也是一个问题。我有两名非常优秀的博士后，因为遇到了疫情，去年在求职中花费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当然他们现在都找到了很好的工作，但我总是觉得如果没有疫情，他们还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此外，还有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去年，我们实验室本来应该迎来一位非常优秀的中国博士后，他已经申请到了斯坦福的荣誉奖学金，但因为疫情，签证迟迟签不下来。就这样，我们实验室失去了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博士后，而他失去了来斯坦福深造的机会。

　　《中国科学报》：您刚才提到这位博士后的情况，在当下也是比较典型的。对这部分人群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像这位博士后，即使他不来斯坦福，我也可以远程指导他去做哪些工作，但问题在于，我们可能失去了一些偶然讨论中迸发的灵感，可能就会少发现一些创新的机遇。

　　但我知道现在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已经发展得很好了，我的一些中国学生在毕业后也优先选择了回国工作。所以我相信这些优秀的年轻人，即便不来斯坦福也能遇到很好的机会。

　　所以就是在现有的环境里，尽可能最大化利用一切能利用的资源，be original，be creative。

　　《中国科学报》：我们也看到，不管多么艰难的环境，各国科研人员依然在努力地继续前行。能不能讲讲您和您身边的科研人员是如何应对这些新出现的挑战呢？

　　我们实验室近期有3篇论文，都是因为学校实验室关闭，实验中断，大家来不了实验室，在家没事干，说：ok，那我们就写文章吧。总结一下之前实验已经取得的结果，看看能够写一篇什么文章。

　　我去年开了两门课，疫情期间都转到线上，大课的效果就非常不好，但一门12个人的小课，主要是一起读文献并讨论的，就让我感到比课堂上的效果好多了。大家可以把文献放在屏幕上，可以划可以点，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非常好用。

　　是的。尽管后来实验室开放了，但中间大约一年的时间，每天只能来做半天实验。怎么办呢？在实验室的半天要提高效率，在家的那半天可以好好读文献、想问题、分析数据。

　　《中国科学报》：疫情给科研人员带来了空间上的“隔离”，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科学共同体的交流合作，对此你们怎么应对呢？

　　很多合作，是科学家面对面谈，特别是一些非正式谈话中聊出来的。这个现在就比较难。从今年8月开始，我又恢复了一些面谈会议。

　　《中国科学报》：感谢您关于疫情期间科研工作的分享。接下来请您跟年轻的科研人员分享一下，怎么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科研竞争？怎么跳出低质竞争的圈子，把科学的蛋糕做大？

　　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要做创新的工作，要做别人想不到的工作。你如果整天跟着别人去做，100个人都做一个事情，你就得跟另外99个人竞争；但如果你做的是开创性的东西，你看到的就不是竞争的压力了。

　　其次你要知道在一切未知的部分里，哪些问题最有可能在近期获得解答。比如说100个“unknown”中，有10个你或许能在未来5到10年中找到答案。

　　然后你就要思考，这10个“unknown”中，有哪一个问题被解决后，不仅对这个问题本身有意义，并且可以拓宽我们对更多科学问题的认识。

　　这里面有个权衡：容易解决的问题通常影响小一点，难解决的问题可能影响大一点。所以你就需要找那个“sweet spot（甜区，球拍或球棒的最佳击球点）”，在可解决性和影响力中取最大公约数。这就需要你的洞察力。

　　《中国科学报》：如果请您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说几句话，您会说什么？您期待他们成为怎样的“未来科学家”？

　　在刚刚走上科研道路这个阶段，年轻人会遇到很多琐碎的事情，但我建议你们把主要的精力用来思考什么样的科学问题值得被解决，然后全力以赴。你这样做了，得到成果了，后续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