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阻碍了科学的步伐

　　“尽管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呢？”9月15日，在北京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举行的第七届中德科技哲学研讨会上，奥地利的Alice Schmatzberger回顾与对比了古代中国和欧洲的哲学思想与科技发展历程。

　　多位与会学者表示，这个问题在本质上涉及思想、社会、文化、地理特征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的差异。

　　“中国的儒家、道家等90%以上的哲学思想更关注内在自我、修身养性、照料家人以及维持各类关系，而非探索外部世界。同时，中国的教育更倾向于让人记住经典内容，而非思考、批评或者解释它们，因此没有激起人们的好奇心。”曾在奥地利联邦劳动、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工作过的Schmatzberger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些思想和做法数千年来一直延续着，即使王朝更迭也几乎没有改变。”

　　而另一方面，欧洲尽管经历了宗教统治的黑暗时期，但哲学思想却从聚焦“天文”转变到了聚焦“地球”，转向对这个世界的探索和认识。同时，Schmatzberger表示，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所说，西方国家从15世纪之后开始主导世界，是因为欧洲各国相互竞争、彼此征服，从而大力发展武器、建造船只大炮以及进行各种发明，让自己的国家变得强大。而中国虽然经历王朝变换，但实际上更加统一。

　　对此，天津大学哲学教授郭元林认为，实用主义也阻碍了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他表示，中国古代独立创建并发展了农业、医学和天文学等应用科学以及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但却忽视了纯科学。到了近代，中国学习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作为一种让国家富强的实用工具。当前，尽管中国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对科学实用性的观点一直没有变。

　　“在中国，科学实用性的观点根植于之中。自秦朝以来，科学就是的服侍者，是在主导科学并决定它的地位和作用。科学需要服务，满足其即时需求。”郭元林说，“这阻碍了科学，特别是纯科学的发展。如果没有纯科学，中国将不能成为科技强国。因此，我们应该改变科学实用主义的思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实际上，德国在历史上的发展也曾落后于英国与法国，但它在“一战”前却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国家变得强大。而且经过“一战”的破坏之后仍能快速崛起。对于这背后的原因，比勒费尔德大学教授Martin Carrier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德国到19世纪后半叶竞争力依然在增强，尽管德国化学工业和电力工程的兴起对此作出了贡献，但这更多是因为研究、教育和技术发展的共同作用。

　　“德国著名教育改革者威廉冯洪堡提出了通过研究开展教育的思想，并强调科学研究的自由性。这意味着给学生上课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教学大纲；与此相对，学生和教授应该相互平等地一起作研究。”Carrier说。同时，科学研究的自由刺激了新思想的出现，而新思想要花费很长时间才会进入正式的教学大纲，因此调整部分内容更有利于创新。

　　“科学技术既有历史背景，还有文化背景。世界上的科学概念总是根植于特殊的文化、哲学和社会经济背景中。同样，技术发明和方法的形成也受到精神信仰以及社会价值观或框架的影响。”此次会议组织者、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方在庆说，跨文化交流有助于促进对彼此系统的了解，为卓有成效的合作铺平道路。

　　方在庆举例说，17世纪的德国博学者和哲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就对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有着浓厚兴趣。他在1697年出版的《中国近事》中概述了知识文化交流的概念。

　　“根据莱布尼兹的说法，人们应该期待彼此之间真正的新事物，即自己的科学或文化中所缺乏的东西。两国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发现新事物的可能性就越大。”方在庆表示，莱布尼兹观点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跨文化相遇是平等伙伴之间的交流。

　　在此次跨文化学术交流中，研讨会邀请了来自中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20余位学者参会，除了回顾中欧科学史之外，与会专家还就人工智能的价值映射与伦理问题、核安全争议的背后以及研究和创新的社会责任本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作为中德科技合作成果之一，研讨会上还举行了《科学家传记系列》新书发布会，发布了方在庆、何钧等人的两本德国科学家传记译作《阿诺尔德索末菲传》和《维尔纳海森伯传》。发布会上，中德科学家还围绕“从索末菲到海森伯看德国科学家文化自觉和科技崛起”的主题作讨论。

　　方在庆说，莱布尼兹在17世纪末追求的目标在今天仍然有效。“因为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去理解和翻译各种不同起源的文化，从而实现一个特定的目标，即珍视各自文化的多样性和智慧的丰富性。我们的共同创造和创新将有助于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共同应对这个时代的科技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