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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疹经空气传播，曾是一种极其凶险的多发性病毒传染病。在世界首支减毒麻疹活疫苗诞生三年后，1965年，中国也成功研制出减毒麻疹活疫苗，并于次年4月开始逐步推广应用。但在当时的国内，保障疫苗运输中活性的“冷链”还不存在。该论文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从疫苗诞生到1982年“冷链”项目试点实行，我国是如何实现麻疹“发病率逐年稳步下降”的？

　　作者考察了这段麻疹防治史。研究发现，在技术基础设施外，以黄祯祥、诸福棠等为代表的国际一流病毒科学家，担当“及时报告”和“切断传播”大任的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基层卫生人员（包括配合其工作的家长），以及总结经验教训并适时推广预防接种卡制度的受过良好医学和公共卫生训练的技术官僚和专家，共同构成了决定麻疹防治成败的关键因素。

　　作者认为，今天一谈到防疫，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疫苗和围绕它建立起来的“硬件”，即技术医疗基础设施。似乎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过程本身就应该是技术化、科层化和专业化即去人化的。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麻疹防治史给我们讲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在疫苗生产技术不过关、使用技术不规范的情况下，若不是依靠赤脚医生和家长一同构筑起来的“人民战线”，以及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基层防疫站的工作人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建立起的“记录、检测和问责”体系，麻疹大规模传染所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不可能被有效地控制。

　　在作者看来，人作为一种医疗基础设施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今天似乎已经被遗忘了。以至于面对疫情，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大型医疗设备、个人防护装备、基因检测工具和电子跟踪手段。这些技术基础设施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若是离开了人，它们还能否发挥预期的作用？身处其中的我们若想回答这些问题恐怕为时尚早。但别忘了社会对传染病作出回应的同时，也同时反映出社会自身的结构特性。

　　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麻疹防治的历史，恰恰能够帮我们映照出这个结构这正是我们“不小心”丢掉的东西。

　　1942年，英国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在《科学的自治》中提出了“科学共同体”的概念，并在此后的科学社会研究中被普遍接受和使用。波兰尼主张“今天的科学家不能孤立地实践他的诉求。他必须在一个机构的框架内占据一个明确的席位”，强调了“共同职业”的特点。

　　此后，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和科学哲学家库恩也提出了各自的“科学共同体”的模式，但都主张科学家是唯一的构群。

　　该论文作者提出，科学共同体并不一定是“科学家共同体”，公众科学的出现使得科学共同体出现了模式转向，成为由公众与科学家共同构成且基于“共同研究”而非“共同职业”或“共同学科”的科学共同体。

　　作者认为，虽然公众与科学家不是“共同职业”，也未必是“共同学科”，如参与野外观鸟的公众，但这并不妨碍公众和科学家“共同承担”科学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公众科学体现了不同于波兰尼与默顿的“共同职业”或库恩的“共同学科”的人群特点，它具有“共同研究”的人群特点。

　　事实上，将“共同研究”的共同体群体范围向科学家以外的群体扩展并非没有先例，工程共同体研究中就提出了工人也是共同体成员的观点。据此，科学共同体模式发生了新的转向，成为“共同研究”的公众科学模式。

　　作者认为，如今，尤其在这个数据密集型研究大行其道的大数据时代，没有公众科学的参与，科学研究会面临发展的掣肘。“出于善的目的，由共同承担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与公众构成的社会建制和活动”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与完善，使公众与科学家结合成一个群体，这是目前科学共同体更为普遍的存在方式。（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