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居然可以这样拍

　　“登山已经成了一种时尚，我又能说什么。”距离珠穆朗玛峰约20公里处，地球上海拔最高的寺庙绒布寺的唯一僧人阿古桑吉继续念着他的经。

　　由于商业攀登珠峰的兴起，这项运动已经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登山客户成了藏文化的闯入者，而如今，本土年轻的专业服务者伸开双臂主动迎接起了这群闯入者。登山运动，成了一个民族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与异文化冲撞与融合的缩影。

　　今天，这群人的故事通过一部名为《喜玛拉雅天梯》的极限纪录片，呈现到了大众面前，它是否一定程度上可以唤起人们对于这个时代的思考？

　　距离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已经过去了整整55年，很长时间内这个运动都是作为由国家主导的竞技项目而存在的。而后，中国科学院、国家测绘局等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出现在了那里，则是为了精确测量珠峰高度、绘制珠峰地形图。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地区的山峰逐渐对外开放，发达国家的登山者开始聚集于此。然而，在1999年之前，中国都没有职业的高山向导和高山协作。

　　直到综合登山培训学校成立，拥有了一批高海拔。那些大多来自最偏远地区的年轻人，有的负责整个登山活动建营、运输、接应、救援，有的负责打通雪山险路、铺路绳、安装保护点，当然，最重要的是提供安全保障、技术指导并最终带领客户登顶。

　　从此，国内登山行业的格局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登山服务越来越专业，自掏腰包去实现攀登珠峰梦想的人也越来越多。

　　只是，这份需要在“8000米死亡地带”坚守的职业，极少受到外界的关注，即使是在他们帮助2008年奥运火炬接力登顶珠峰之后。自然，也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群少年与前来登山的成功人士之间建立起的那种微妙的关系，前者“掌管”着生命，后者“供养”了生活。

　　2009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因一部纪录片拍摄去了珠峰大本营。意外的是，登山学校的一名年轻队员得知这个消息后，把一沓印刷质量一般的藏传佛教交给他，托付他把那些带给自己的父亲。这名队员的父亲正是绒布寺的阿古桑吉。

　　雷建军把这个故事带回了北京，反复说给自己的朋友听，其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梁君健和浙江工业大学副教授萧寒后来成为了这部纪录片的导演。

　　当他们听到这个故事的第一时间，就已经隐隐地捕捉到了什么：这对父子的关系之间，少年与登山客户之间，蕴涵着这个民族的传统与未来。

　　这部历时四年筹备和拍摄的纪录片，最初被定义为国内首部极限纪实电影，根据制片人雷建军的介绍，拍摄过程实现了多个纪录片拍摄的第一次：第一次将三脚架带上珠峰峰顶（海拔8848米）；第一次在珠峰海拔7000米以上高度进行特殊摄影（延时摄影）；第一次将飞行器带上海拔6500米的前进营地完成航拍摄影；为了在海拔6800米以上完成普通人无法完成的高海拔摄影，团队甚至花三个月时间把两名藏族向导培养成了摄影师。得益于这些高科技的支持，珠峰攀登的全过程才被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但是，如果寄希望于看到人类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画面，抑或是向导与客户之间生死相连的感人故事，人们可能要失望。作为对一项极限运动的记录，创作者对这些情节、镜头的“吝啬”是显而易见的。

　　梁君健的回应很浪漫。“需要英雄的国家才不幸。”这是让他至今仍记忆深刻的一句戏剧台词，“从那之后，我在拍纪录片的时候一直刻意地避开英雄叙事，即便在雪域高原拍摄登顶珠峰也是如此。”

　　在正式拍摄的一年中，梁君健对登山运动最深刻的认识在于，百分之九十的时间都是被用来等待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完成冲击。

　　“生活既不像我们所期盼的那样辉煌烂漫，也不会如我们所担忧的暗淡无光。生活就在那里，但它自有值得我们感动和珍贵之处。这样的东西有时候是有强烈戏剧性、叙事性的，有时候则是更有生活质感的各种细节。”

　　因此，这部纪录片没有一句画外音，主要依靠生活中人物的动作和对话。“尊重生活本身的逻辑，而不是创作者头脑里预设的叙事逻辑。当然，我们同样关注情节、人物的连贯趣味性，但原则是，生活要给我这些我才去拍，不能把不同的场景、故事捏到一块儿硬加上去。”梁君健说。

　　这种纪录片的创作观念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出现的“直接电影”理念尽量完整地真实地表现人物与事件的本来面目。首先从技术的角度就尽力避免表露作者的感彩和道德取向。它比较排斥一切观众在接受过程可能受到干扰的因素，比如说旁白、解说或者自白，甚至排斥大多数纪录片中使用的访谈技巧。

　　独立纪录片导演段景川曾经解释过这种“原生态生活”的表现方式。在他看来，生活当中是不会缺乏富有戏剧性场面出现的可能的，能否捕捉到要看拍摄时候的运气，但这一点事实上并不重要。戏剧性不意味着就是强烈的冲突，他所理解的戏剧性是结构问题影片的结构是否合理，情节发展的动机是否合理，转折、冲突是否必要，人物关系、事件安排是否正确等等才是构成戏剧性最根本的东西。“那么在拍摄的时候重要的是作者对事件的选取和判断，这时候，事件的完整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了。”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朱靖江认为，从这个角度，作为一部商业纪录片电影，《喜玛拉雅天梯》在影片形式上的尝试是出自于知识分子的一种坚持。

　　然而，在这部纪录片中，创作者究竟是如何对登山事件的呈现作选取的？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成为了创作者所参照的依据。

　　如果说实验科学是为了寻找定律，那么人类学则是一门为了寻找意义的解释学。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了一种叫作“深描”（厚叙述）的研究方法。

　　深描关注的是如何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解释行动的意义。更为通俗的理解就是，一个独立事件的发生，其意义的解读必须放到更为广泛的脉络来思考。而这种思考的前提是，必须站在他人文化的位置上。

　　影片的摄影指导、著名藏族摄影师扎西旺加说，在纪录片拍摄的7名摄影师中，有4名来自藏族，其中两名是高山摄影师。不同于其他影片，摄影师在纪录片中的角色更接近于创作的激发者。朱靖江评价，正是因为这些本土摄影师的存在，纪录片真正突出了人的主位视角。

　　在2014年的登山季拍摄中，摄影团队把镜头对准了珠峰绒布寺的僧人阿古桑吉，他正是雷建军第一次来珠峰的时候带给经书的人，而他的孩子次培，那位请雷建军带回经书的孩子，是那一年第一个成功登顶的向导。

　　在电影中，阿古桑吉一方面感受到珠峰顶部越来越变化多端的气候，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儿子和汉族客户们祈福。在登顶的那天上午，他在大本营，通过高倍望远镜关注自己儿子的安危。

　　“一个守护一方净土的僧侣，和他的依靠登山谋生的儿子，选择呈现这样一对迷人的人物关系，是我们认为故事与文化的一个精彩的交点。”在梁君健看来，这个故事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家庭关系、个人的命运，它所呈现的是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经济活动之间共处的状态。

　　近年来，去往的旅行者越来越感受到，以拉萨为代表的城市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市场元素、国际化元素。梁君健一个明显的体会是，拉萨居然也开始堵车了。

　　有意思的是，在喜玛拉雅北麓登顶路线中，为了降低登山者的风险，专业登山机构在第二台阶架设了适合通过的金属梯，藏族登山家次落表示，这里也常常是发生“堵车”现象的地方。他的解释是，一方面依赖于气象科学的发展，各个登山者对于气象信息的准确掌握，导致他们选择登顶的时间变得更为集中，另一方面，前来登山的人的确多了。

　　无论是在山路还是道路上的外来者，都不可否认地扮演了文化闯入者的角色。影片对此所表达的态度是相对含蓄、克制的。

　　梁君健认为，无论你是否愿意，文化时时刻刻都在改变，都在跟着人们的视野、不同文化的交融而发生新的变化。“没有人可以简单定义这种变化带来的好与坏。”

　　在的传统中，珠峰是不应被打扰的，但因为有了商业攀登，那些生活在农村，本来的人生轨迹应该跟父辈一样的孩子，有机会可以去到拉萨，他们接受教育的方式改变了，接触更广泛世界的机会增加了，他们对外来者也变得宽容。

　　一个相反的案例来自云南德钦的梅里雪山。在当地藏民的心中，卡瓦格博峰如果受到打扰，会有灾难的降临。1991年中日科考队攀登梅里雪山最高峰卡瓦格博峰遇雪崩，17人全部遇难。直到1996年，也没有登山队成功登顶过。自1996年后，政府明令禁止攀登梅里雪山。朱靖江说，在那里，信仰打败了现代登山运动。

　　不过，人类学研究认为，异文化的闯入有可能对传统造成破坏，但有时同样可以激发本民族的文化自觉。这取决于人们与不同文化的沟通以及作出的取舍与坚持。

　　在影片中，拍摄者大量记录了登山向导在攀登珠峰过程中所参与的各种宗教仪式，他们带上绝顶的经幡，出发前的集体舞蹈，到绒布寺的祈福，等待冲顶时的颂经，登顶之后亲吻山巅。

　　让梁君健尤为感动的是，当来自内地的客户在珠峰大本营看着CCTV-2的经济节目打发无聊的时间时，一群年轻的登山向导，毫无来由地聚集在帐篷外，歌唱、舞蹈。他们终于吸引那些客户走了出来，尽管客户并没有参与到其中，只是愉快地围观着。

　　这些景象，除了与现代登山运动形成最“剧烈”的一种冲撞，还坚定地展示了，民族的传统和信仰依然实实在在构造着这群年轻人的行为和思维方式，它们并没有变得摇摇欲坠。

　　与上个世纪十年代的内地相似，也处在一个巨变的时期，人们有理由担心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将可能受到破坏，纪录片真正试图激起人们思考的，恰恰也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族生存、民族教育，该去向何方。

　　“但我们不会给出答案。”梁君健坚信，影像对生活经验是一种很好的传递，它的优势在于体会而不是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