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记者都应熟知的科学常识

　　举一个例子。乳腺导管内原位癌（DCIS）是不是乳腺癌的前兆，需不需要治疗，医生对这些问题持有不同意见，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发现确切的科学证据来证明二者间的联系。乳腺导管内原位癌是在妇女的乳导管内聚集了大量的异常细胞，有些患者会选择进行乳房切除手术，另一些会进行乳房局部切除术和化疗，还有一些妇女什么都不做，只是静静地等着命运的安排。

　　去年8月一篇关于乳腺导管内原位癌的论文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肿瘤学》（JAMA Oncology）上，媒体对此的报道却大相径庭。《纽约时报》记者吉娜·科拉塔（Gina Kolata）认为乳腺导管内原位癌对人类的威胁很小或没有威胁。她在报道中写到：“患有乳腺导管内原位癌的病人最终死于乳腺癌的概率与正常妇女的概率大致是相同的。”而《时代周刊》的爱丽丝·帕克（Alice Park）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乳腺导管内原位癌可能并不像医生之前认为的那样是良性的。”《今日美国》的记者詹尼弗·卡法斯（Jennifer Calfas）采用了两方专家的观点，最后未得出任何结论。她写到，该项研究“引起了人们对于患有乳腺癌早期妇女治疗选择的广泛热议，”然而，至于乳腺导管内原位癌是否是乳腺癌早期现在仍无定论。

　　这项研究本身便已让人心生疑惑，而来自首席研究者史蒂夫·纳罗德（Steve A. Narod）及他所在医院的评论也让人困惑不已。纳罗德是多伦多惠仁医院（Women’s College Hospital ）妇女学院研究机构的研究员，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告诉记者科拉塔在活性检查移除异常细胞后，“治疗乳腺导管内原位癌的最好方式就是什么都不做”。然而惠仁医院在新闻发布会中却引用了纳罗德的另一些观点，他认为乳腺导管内原位癌“与小型侵入式癌症有很多相似之处”，并且“它极有可能向身体的其他器官扩散”。事实上，这些报道中的许多观点都没有确切的研究证据进行论证，而很少有报道聚焦目前已经确定的结论上，那就是年龄和种族对乳腺癌有一定的影响。

　　此次乳腺导管内原位癌研究的新闻报道或许反映了当今科技记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当前各种新闻故事层出不穷——气候变化、医疗改革、能源和环境监管、民调、经济等，而记者对这些复杂的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结果做出何种评估和阐释取决于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深度。如此，记者在提升全民科学素养方面的作用将更加突出。“我们希望全民都懂科学，因为科学和技术正在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我们应该学会怎样更明智地来掌控这些变化，”麻省理工学院“骑士科技新闻”项目主任 黛博拉·布卢姆（Deborah Blum）说道。布卢姆同时也是一位科学作者，曾获普利策奖，他还是一本新科学杂志Undark的发行人。“如果我们不懂科学，我们怎么能掌控这些变化呢？”布卢姆补充道。

　　这只是科技记者面临的众多挑战中的一部分。即使是专攻医疗报道的科技记者，甚至再细分一下，负责癌症，或者乳腺癌的科技记者在操作这个选题时也会有很多困难。更何况，现在的记者鲜有如此细致的分工。大部分记者都要兼顾好几个领域，比如今天报道美国宇航局（NASA）的实验，明天可能就要写由某种有毒废弃物而引发的争论。他们必修向读者快速而准确地解释这些故事背后的科学原理，同时要谨防误解和杜撰。

　　近来，科学研究本身已变得越来越困难，这更增加了科学报道的难度。由于对科研经费的严格控制，科学家们急于取得成果的压力越来越大。若不能取得明显的成果则可能危及自身职业和未来的经费来源。因此，一项实验若发现了某种药品的某种效果，哪怕是负面效果，也比不成功的实验更可能被发表。若某项实验发现某种药品对肿瘤具有积极的疗效将会是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然而若之前已有很多关于这一药品的论文，并且没有发现任何效果，那么，大家对于这一利好消息的接受态度可能就会发生变化。

　　除此之外，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论文因为错误或虚构被撤回。有时候需要用来验证研究合理性的重要数据却因为商业或行业竞争的关系不对外界开放，不利于人们对这一研究做出公正的评价。此外，研究的资助方式——谁在资助这项研究也进一步使科学研究复杂化了。现在学术研究的大部分经费是来自政府给与大学的拨款。而大学对科研经费采取了“不发表就没有”的方式，因此研究者每发现一丁点新数据都要想着去发表它，因为他们晋升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发表了多少论文以及在何种期刊上发表。

　　人们常说科学研究的正当性依赖于严格的同行评议。所谓同行评议就是当一篇论文提交给某个期刊后，该期刊会邀请这一领域的其他专家来对论文的准确性进行评审。然后，现在同行评议的标准也在缩水，有时一些劣质甚至造假的论文也能混过同行评议。

　　有时甚至由一些知名科学家审议的重要论文也会出现问题。最近一些科学家用了几年时间试图重做100篇心理学论文的实验，但最终他们只证实了39篇论文数据的线月，英国生物医学期刊出版中心（BioMed Central）在经过调查后，撤回了43篇涉嫌“通过伪造评议人来影响同行评议结果”的论文。“撤稿观察”博客的联合创始人伊凡·欧兰斯基（Ivan Oransky）认为这就是科学记者要持有怀疑精神的原因。他说科学记者要对科学保持警惕，就像时政记者要对家保持警醒一样。“当我们想要让家或企业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时，我们会去看他们是否有造假、、不诚信等行为，”欧兰斯基说道。“而科学的使命就是要看科学家们声称的观点是否能站得住脚。”由于越来越多的论文撤回风波，科学记者已不能仅仅依靠同行评议来判定一项研究的价值。

　　当然，未能复原论文的研究结果并不意味着这项研究是错误的或是造假的。科学里的误差是经常存在的，通常需要反复验证。或许，对于科学记者来说，向读者如实地讲解科学实验，哪怕是最成功的实验里的误差和不确定因素也是一大挑战。“想要复原研究结果相当复杂，”心理合会的执行主任萨拉·布鲁克哈特（Sarah Brookhart）说。由于实验对象动物和人的差异，以及实验方法的不同，“总是会出现再现、复原、推广的问题”，布鲁克哈特补充道。他的观点与4位哈佛研究者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论文的观点是一致的，这4位研究者认为复原研究从数据统计上看是错误的，行不通的。布鲁克哈特还强调科学记者应该将科学论文视为研究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拥有确切结论的研究结果。

　　有时候同行评议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它的使命，然而每年发表的为数众多的论文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足够的评议者来对每一篇论文进行全面的审核。哈佛大学医学院教学附属布列根和妇女医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的外科医生阿图尔·葛文德（Atul Gawande）认为记者的事实核查有时候可能比同行评议更全面。葛文德同时还是《纽约客》杂志的特约撰稿人，也是畅销书《人终有一死：医学和临终前重要的事》（Being Mortal）的作者。“同行审议是很有用的，”他说。“但是，当《纽约客》在对我的文章进行事实核查时，他们不仅会看我的脚注，还会检查我是否完整地列出了所有脚注。他们会仔细地阅读文章然后检查我是否有断章取义地引用，是否有另外几篇文章所说的和我引用的刚好相反。他们所做的堪称真正的同行评议。”每年大约有250万篇科学论文发表，葛文德也承认对于大多数的同行评议期刊或是新闻机构来说，要做到像《纽约客》那样深入全面的事实核查是不太可能的。

　　此时，细致而审慎的报道可能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数据新闻网站FiveThirtyEight的首席科学记者克里斯蒂·阿什万登（Christie Aschwanden）向大家讲述了去年她是如何分析一项关于年轻人抽电子烟的研究的，该研究声称抽电子烟的年轻人最终抽烟的概率比一开始不抽电子烟的人要高出8倍之多。研究成果于去年9月发表在《美国医学杂志&儿科》（JAMA Pediatrics）上，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布莱恩·普里麦克（Brian Primack）是这篇论文的主要撰稿人。这项研究采访了694名年龄在16到26岁之间的年轻人，一年后又对他们进行了回访。

　　在第一次采访中，有16名受访者吸电子烟，而在第二次回访中这16人中有6人开始吸烟。基于这一事实，一些媒体便开始大肆渲染，比如《洛杉矶时报》以“研究发现，吸电子烟的年轻人以后吸烟的可能性更大”为标题对该研究进行了报道；《时代周刊》的标题是“研究发现，电子烟是人们吸烟的诱因”。阿什万登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因为有6个人开始吸烟，所以媒体就称电子烟是导致人们吸烟的诱因，”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然而媒体报道的不实之处在于他们只根据几个参与者的情况就得出普遍性的结论。

　　在阿什万登看来，该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们混淆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尽管抽电子烟的年轻人最终吸烟的的风险明显高于其他人，但他们调查的吸电子烟的年轻人太少了，只有16个，如此小的样本容量是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的。“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研究，”阿什万登说。“但它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提前假定的研究，你读他们的论文就感觉他们只关注了小部分群体，而不是整个研究对象。”

　　科学记者面临的另一项挑战就是，像科学家一样，科学记者也术业有专攻，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是专家。在过去2个月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卡尔·季默（Carl Zimmer）的报道范围涵盖海洋变暖，翡翠白蜡吉丁虫（emerald ash borer），动物模仿，原始人饮食法（paleo diet），疫苗，火蜥蜴病毒（salamander fungus）以及致命细胞传入孕妇的通道等。季默坦诚报道这么多领域的选题，你自己不必成为专家，但是你要找到该领域的权威专家。其实找专家也并非易事，很多局外的专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偏见。因此，很多时候你仅仅给一个专家打个电话是远远不够的。季默也是波士顿全球媒介科学和健康网站Stat的记者，他说，在一些复杂的报道中，他可能和五六个消息源进行求证，尽管最后只有一两个会出现在他的报道中。

　　记者找局外的科学家来帮助他们评估某项研究似乎是通常的做法，然而，奇怪的是很少有记者这样做，尤其是当科学只是某篇报道，比如报道的一个重要因素时，鲜有记者这样做。季默呼吁所有的记者，无论是科学记者还是其他，在报道以科学为核心的事件时要跳出科学圈，要找到可信的信源来帮助他们进行核实。即使不是科学记者，手头没有多少科学家的联系方式也应请科技组的同事帮忙联系。

　　很多科学结论都是暂时的，有时候要向读者解释清楚什么是确定的，什么是推测的也相当困难。《纽约客》杂志的记者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 Schulz）在去年7月的一篇报道《大灾难》（The Really Big One）中便面临这样的问题。在这篇报道中她详细描述了科学家预测的太平洋西北部大地震的情形。根据地震学家的观点，若从加利福尼亚北部一直延伸到加拿大温哥华岛的长达700英里的卡斯卡迪亚断层带（cascadia subduction zone）完全断裂，将会触发震级达9.2级的大地震。这比2011年日本福岛地震的震级还要高，日本福岛地震随后还引发了海啸，给日本带来巨大损失。研究者赞同卡斯卡迪亚断层带区域将会有地震发生——因为这一区域平均每隔243年就会发生一次地震，而距离上一次该区域发生的地震已经有316年了，但是我们无法精确地判断这次地震什么时候会发生以及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由于有了关于地震的这些科学证据，舒尔茨在这篇报道中用了一般将来时而不是更谨慎的条件句。她写道：“地震的影响范围将达到4万多平方英里，包括西雅图、塔科马港市、波特兰、尤金市、俄勒冈州的首府塞勒姆、华盛顿州首府奥林匹亚，受灾人口将达到700万···热水器将会被震掉，砸坏屋内的天然气管道。房屋要么坍塌，要么倾倒···”当海啸来临时，情况会更糟。

　　俄勒冈州立大学的地震学家克里斯·戈德菲格尔（Chris Goldfinger）认为尽管舒尔茨可能在报道中进行了适当的润色，但她对科学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而戈德菲格尔本人的研究成果也在这篇报道中有所体现。戈德菲格尔说：“只要不歪曲事实，适当地增加一些趣味和幽默，完全没有问题。这反而是吸引人们注意力，让人们去谈论这件事的一种方式。如果同样是这些信息，你写得枯燥而乏味的话，这篇文章也不会火起来，也不会唤起人们对潜在危险的关注。”

　　舒尔茨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也让人们开始焦虑起来，并举办了相关论坛来讨论太平洋西北地区应对地震的准备工作，一些决策者也在考虑通过建立海啸应急通道，以及改造旧建筑使其能承受强震等措施来弥补人们之前的准备不足。

　　有经验的科学记者明白有时候放弃某些选题和蜂拥而上报道某些选题是同等重要的。比如，去年9月《自然》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称发现了阿尔茨海默病会传染的证据，这是一个重大新闻，也是让人胆战心惊的新闻。但是BuzzFeed News的科学编辑弗吉尼亚·休斯（Virginia Hughes）却决定不去报道它。“这是一个荒唐的研究，”休斯说，“他们只研究了8个人，我觉得这太主观臆断了。我们知道这将是引起轰动的大新闻，但我们不去报道它。”一天后，BuzzFeed英国的科学编辑决定写一篇相关文章，不过是质疑这项研究以及它在媒体上引起的轰动效应。

　　记者绝不能根据表象，不假思索地全部接受。英国物理学家本·戈尔达克尔（Ben Goldacre）说：“记者也应将报道科学中出现的问题列入其日常报道范围。”戈尔达克尔为英国《卫报》撰写伪科学专栏长达十年。“一项关于新治疗方案的突破性发现？仔细研究你会发现早期的发现通常会夸大其影响力。一个大学在多次试验后终于取得成功？或许他们只是将一些不理想的数据隐藏了，尝试去找出他们之前有多少未公开的数据。”戈尔达克尔补充道。

　　欧兰斯基认为记者应该彻底改变他们对待已发表论文的态度。报道“不应在某篇论文发表后就结束···你应该视每篇论文为有生命的材料，将每个发现都当作是暂时的，而非绝对的”，特别是那些成为头条的科学发现。麻省理工学院“骑士科学新闻”项目主任布卢姆补充道：“科学是没有止境的，就像一条弧线，每个研究每个发现都只是这条弧线上的一点，你要做的就是找出它属于弧线上的哪一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