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子宫，可以改变女性的未来吗？

人造子宫，可以改变女性的未来吗？风云小说下载 *编者按 某女星代孕弃养成了开年大瓜，随后，对商业代孕、出租女性身体、利益剥削、物化生命、道德底线等议题，人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新技术也被摆上了辩论桌，但它能否帮我们解决问题，又是否会

*编者按

某女星代孕弃养成了开年大瓜，随后，对商业代孕、出租女性身体、利益剥削、物化生命、道德底线等议题，人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新技术也被摆上了辩论桌，但它能否帮我们解决问题，又是否会带来新问题？

本篇旧文从人造子宫的角度，探讨利用宫外妊娠技术培养动物胚胎这一“黑科技”，将带我们走向的，是女权主义的乌托邦，还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

美丽新世界？

2017年，费城儿童医院（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的一组研究人员在羊膜囊中培养了一个刚刚成活的羔羊胚胎整整四个星期。这个羊膜囊的设计初衷是模拟一个未成熟即被摘除的胚胎所需要的子宫环境。胚胎跳动的心脏促进着它与周边环境进行营养物质等生长因子的交换。研究人员观察到，在这一人工环境中， 胚胎从一团粉红色的、形似外星人的东西，逐渐长成一只会呼吸、会吞咽的动物。

随着关于人造子宫的新闻传播开来，一些人提出，这一以救治严重早产的人类胎儿为初衷的医疗设备，意味着我们向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1932年写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所构想的未来更近了一步。赫胥黎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胚胎在试管中受精后，通过化学方法分入不同的社会-生物阶层（socio-biological groupings ），比如阿尔法（在社会上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或者艾普西隆（在大型火葬场工作的奴隶阶级，负责从焚烧后的人体遗骸中采集磷）。然后，它们再在“孵化场”里培养至出生。

赫胥黎的设想的争议性和影响力都是如此深远。在近90年后的今天，我们还是难免将一切在子宫外培养胚胎的技术与他的反乌托邦主义联系到一起。 人造子宫被视为标志着受科技影响而分层的未来社会。在这样的未来社会中，我们放弃了人类与进化历史之间、与动物祖先之间以及与彼此之间最深刻的联结。

费城儿童医院的研究人员在羊膜囊中培养了一个羔羊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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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chop.edu

但许多人不了解的是，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其实是一场的争论的终点。当时，英国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与哲学家围绕人造子宫的可行性与风险性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争论。由于科学的急速发展，当时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相信这一革命性的技术已近在眼前。 尽管对赫胥黎来说，人造子宫的发明是一种极为可怕的前景，但是对那些持有更激进观点的人来说，情况恰恰相反。

第一次对人造子宫进行的全面讨论是在1923年由英国生物学家J.B.S.霍尔丹（J.B.S. Haldane）主持。他是最早提出卵子可以在子宫外受精的人之一。这场讲座在剑桥大学的异端学会（Heretics Societ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举行，这是英国哲学家查尔斯·凯·奥格登（Charles Kay Ogden）在1909年创办的常规活动。 该学会相当于异议知识分子的避风港，一个质询传统权威和宗教教义的场所。奥格登自诩为“知识分子的解放者”，他邀请了当时最令人兴奋的人物——乔治·伯纳德·萧（George Bernard Shaw）、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并允许这些人畅所欲言。 他这样做旨在震撼、煽动人心，向墨守成规举起反旗。

当霍尔丹受邀到学会做讲座时，他便遵从了这些不愿墨守成规的期望。他的演讲名为《代达罗斯*，或科学与未来》（Daedalus, or Science and the Future），从2073年的一名学生的视角，记录了生物学在之前150年里的发展。这名学生描述了1951年两名科学家是如何从一名死于空难的女性体内提取卵巢，使她的卵子受精，再在一种“合适的液体”中将胎儿培养至足月。在这篇论文所描绘的世界里， 人类在21世纪到来时已不再以“从前的本能循环”的方式生育子女。这使得一种更加理性、开明的生殖过程取而代之，妊娠胎儿完全在体外进行，霍尔丹将其称之为“ 体外发育”（ectogenesis）。

*译者注

代达罗斯，希腊神话人物，是一位建筑师兼雕刻家，最著名的作品是为克里特岛国王米诺斯建造的一座迷宫，因此外语中常用他的名字指代迷宫。

女性的乌托邦，还是压迫的温床？

霍尔丹的讲座引发了极大的争议，而这正是他的本意。他是英国上流社会进步者中的一员，喜欢使用新奇、激进的观点来引发人们的思考。20世纪30年代任教于伦敦大学学院时，霍尔丹公开宣布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他的妻子将家中的客厅用作与志同道合的诗人、哲学家、科学家和作家聚会的地方。在这个小团体中有一股叛逆的乌托邦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思潮是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所激发。 他们认为未来会与过去截然不同，而科学技术正是进步性革命的关键驱动力。

霍尔丹认为，体外发育是科学如何引发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完美范例： 将女性从孕育子女的需要中解放出来，性别与生殖便不再相互绑定，社会中现有的权力不平衡也会随之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他写道：“脑中牢记着体外发育的基本原理的生物学家，就是改革人类生活的知识的所有者”。

霍尔丹关于体外发育的观点受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进步知识分子推崇，其中就包括多拉·罗素（Dora Russell），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妻子。1925年，她在一篇谈及科学的未来的文章中，以一名女权主义者的视角为体外发育的解放性概念辩护。多拉的观点与霍尔丹的非常相似，她写道： 人工妊娠的理念将允许女性设想一种不同的社会现实，她们不必生儿育女，因此也不需要再扮演母亲的角色，她们将不再卑躬屈膝，被束缚在家庭里，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

艺术作品描绘了人造子宫里的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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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Jonathan Aprea

医学历史学家伊万·克罗齐（Ivan Crozier）在《性史期刊》（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上提到，多拉·罗素推崇一种更加广泛的运动，支持将女权主义者的兴趣与科技进步统一起来。尽管她知道大众会本能地反感在瓶子里培养婴儿的理念，罗素依然坚称体外发育没什么特别的。至少，这不会比人类数千年来饲养动物、种植作物的生物干预行径更反自然。 将女性的身体认作是生来神圣，这属于性别歧视。因为这一观点将女性排除在了科学与技术的恩惠之外。“他们谴责我们，因为我们寻求科技手段来缓解自己的痛苦，”罗素写道，“同时还告诫我们，回归大自然的婴儿床，将从遗失千年的痛苦中携回一种灵长类的欢欣和自由。”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持有这一激进的观点。在192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里，一位名叫安东尼·路多维奇（Anthony Ludovici）的尼采学者兼霍尔丹进步团体的批判者称，体外发育技术会败坏男性和女性在生物学上被赋予的角色。他争辩道， 体外发育是“彻底实现了暗含在贬低身体观念中的迫切需求”，并且声称人造子宫会导致性别的彻底消亡。“随着瞄准性别的外在设备的最后一击，”他写道， “洋洋得意的女权主义将达到顶峰。一种新的女性将会在几代之后出现，唯一存留下来能证明她性别的痕迹，只有光滑的脸蛋和基本的生殖腺。”

不是所有的思想家都像路多维奇一样用恶毒的厌女症腔调阐述自己的观点。也有一些更温和的思想家用另外的方式表达了对人造子宫前景的担忧。1929年，英国传记作家薇拉·布里顿（Vera Brittain）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尽管体外发育可能使得一部分女性受益， 但在错误的人手中，它也可能会被滥用。她设想了一个按照基因分层的未来，在实验室里长大的孩子都是被从“最好的一批货物”里挑选出来的。爱尔兰科学家约翰·贝尔纳（John Bernal）也表达了类似的忧虑。他相信“机器妊娠”是必然的趋势，但同时也害怕这种技术为压迫性的力量所利用，用它将人类划分成“受改造的”和“未受改造的”两个群体。

当技术遇上社会政治和道德恐慌

当然，对体外发育与优生学交叉的担忧，在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描绘， 此书也标志着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关于未来妊娠方式的公开讨论终于达到了巅峰。赫胥黎与霍尔丹、罗素生活在同一时期，他在自己的小说中直言不讳地批判了他们的早期乌托邦主义。甚至有评论家将赫胥黎的小说称为“反乌托邦革命”。如果利用科技设备代替母体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在思想上的解放，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当欧洲被卷入另一次世界大战时，这种乌托邦主义就已被一种忧心忡忡的消极主义所取代，人们开始担心， 当法西斯主义者对生物科技和优生学产生兴趣时会发生什么——人们害怕下一个十年里将会产生极为可怕的后果。

尽管赫胥黎预测，人类到了1951年将会实现完全的体外发育。但是，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人造子宫的研究进展仍然缓慢而且分散。对于这种未来技术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道德、政治后果的讨论，也逐渐平息了下来。当然，也有例外。1970年，激进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她的《性别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一书中引用了霍尔丹和罗素的文章， 认为真正实现男女平等的唯一方式就是将生育职责外包给机器。如同之前的霍尔丹和罗素，舒拉米斯开始设想用人造子宫代替女性的身体，并且将其作为一场激进的乌托邦主义政治运动的基础—— 一场以机器为媒介的女性解放运动。

不过，费尔斯通为自己的论点增添了更鲜明的政治色彩。具体而言，她认为20世纪科学未能在制造人造子宫方面取得关键进展的原因， 并非是在技术上无法实现，而是它可能带来过于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Noam Weiner

费尔斯通还有一个更广泛的观点：科学和政治的相互作用。她指出，什么研究能得到资助、什么技术能得到发展， 往往是为了当权者的兴趣而服务的。她说，如果能把投入载人登月技术的资源投入到生殖技术上来，那么人造子宫早就研发成功了。“这个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 她写道， “男性对女性和儿童的暴政来自于他的生理条件。尽管他们越来越有能力把自己从这种暴政解放出来，但他没有理由放弃这种暴政。”

在费尔斯通写下这些文字的五十多年后，在霍尔丹举办他的讲座的近百年后，在全球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对于制造人造子宫技术的不懈努力之下，也在越来越多的成功试验过后——终于，将一部分妊娠过程外包给人工手段取得了些许进展。2019年3月，澳大利亚和日本的一组研究人员证明了，他们可以在子宫外的人工环境里培养一只严重早产的羔羊胎儿（相当于24周的人类胎儿）达5天之久。研究负责人马特·坎普（Matt Kemp）博士在一次声明中称：“在人工胎盘技术的领域里，我们已经成功打破了‘四分钟一英里’*的记录。”

*译者注

“四分钟一英里”常指人们长久以来认为无法实现的事情。数千年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类不可能在4分钟内跑完一英里。但是1954年，英国选手罗杰班尼斯特却打破了这一观念，仅用3分57.9秒便跑完了全程。

尽管20世纪20年代英国激进分子们所想象的完全体外发育至今仍困难重重，但是随着实验的推进，它们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会引发道德上的惊惧，甚至恐慌。不过，正如霍尔丹所言：“ 从用火到飞行，没有哪一种伟大发明不曾被贬斥为是对某位神明的侮辱。”

作者：Oscar Schwartz | 封面：Usbek & Rica

译者：兜虫 | 校对：曹安洁| 排版：语月

原文：

https://daily.jstor.org/on-the-history-of-the-artificial-wo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