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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探寻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

  5月24日,围绕“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主题,由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和文科科研处联合主办的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会人文社科专场(二)线上举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主持报告会。

  (记者 查建国 陈炼 通讯员 胡慧中)5月24日,围绕“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的主题,由复旦大学党委宣传部和文科科研处联合主办的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会人文社科专场(二)线上举行。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主持报告会。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张晓虹教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秦小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教授,复旦大学现代语言学研究院教授潘悟云,分别以“谈中国早期文字的几个问题”“河西走廊与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周边与中心:龙山晚期到夏时期的关中—陕南与伊洛地区”“古代希腊文明的早期扩张”“用同源语素对文明的探源”为题作专题报告。

  据介绍,探讨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是复旦大学列入“十四五”规划的一个文理科交叉的重大科研项目,全称为“中华早期文明的时空资料信息地理呈现系统”。集中多个相关学科优势、人员力量,强强联手,集体攻关,以期为中华文明的繁荣复兴贡献复旦智慧。

  陈思和提出,目前研究中华文明历史变迁的4条重要渠道:古文字学、语言学、文博考古学和人类遗传学,正是复旦大学的4个优势学科。“探讨中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项目整合了复旦4大板块的人员优势和学科优势,通过数据集成的研究思路,集成4大学科研究的前沿成果,并以历史地图呈现的方法立体叠加,打通不同学科的数据壁垒,充分调动历史地理和世界史两大知识体系。本场报告会展现了这一项目的初步成果,未来将进一步体现复旦大学在人文方面的高端科研水平以及学科交叉优势,将古老的历史知识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起来,以期成为复旦大学一个重要的科研品牌项目。

  对于中国早期文字中的刻画符号、文字画、原始文字及甲骨文,学术界和社会上存在着一些错误观念和模糊认识。刘钊在报告中阐释和辨析了几个相关问题。他首先利用出土文字图像资料,对相关概念和指称进行了性质辨析与功能推测,强调了“刻画符号”“文字画”“原始文字”这些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和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之间的差异。通过厘清概念,提出了新的分类和标准,认为只有商代的甲骨文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早期文字。关于汉字的来源和产生的时间,刘钊通过分析论证,对于学界的个别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甲骨文不是由图画逐渐减省而来,不能完全排除汉字的产生是突发式的可能。最后认为就目前材料立论,“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文字就诞生于商代,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文字的历史,是从商始的。”

  从历史地理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张晓虹探讨了河西走廊与早期中华文明的形成。她表示,河西走廊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为整个河西走廊之在中西文化交流以及在早期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基础。综合河西走廊以及周边地区植物大化石的考古发现、植物种子直接测年和同位素结果分析,可以初步确定河西走廊在史前农业双向传播中的重要性,河西走廊是欧亚大尺度农作物传播路线和时间的关键区域。河西走廊对中国早期王权国家形成有一定的贡献,通过河西走廊东传的麦类作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河西走廊也在形成跨大地理区域国家中有着极为关键的地位。

  秦小丽从最新考古发掘资料的角度追溯早期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周边与中心统治格局的形成原因,分析了夏时期作为周边的关中-陕南地区在龙山晚期到夏时期发生的时代变迁与背景。并通过考古资料展现了作为王都的二里头遗址不同于其他遗址的特征。她重点介绍了关中—陕南地区的太平遗址、老牛坡遗址、康家遗址和商洛东龙山遗址,并就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玉器和绿松石等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及物质文化变迁进行了深度分析。她提出,龙山晚期与夏时期在关中-陕南地区的统治策略和对外扩张的目的上存在差异。随着青铜礼器和绿松石铜牌饰和玉牙璋成为二里头文化广域王权国家地域控制的物化象征,对这些珍稀资源的追逐就成为早期王朝国家的治国策略,并由此形成了早期中华文明国家形态的文化和景观—周边与中心的关系模式。发言最后,她分析了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周边与中心,资源与早期国家的关系,认为对于青铜器、玉器、绿松石矿料的追逐,是王权向外扩张的主要原因。追逐资源成为国家统治体系重要的策略,对初期国家形成期的周边-中心关系产生影响。

  黄洋阐述了对于古希腊史研究的思考与想法,侧面映照了中华早期文明的探析。他认为,希腊史知识体系是一代一代西方学者用严谨的方法,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但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西方人的价值、倾向、情感、乃至偏见。古典希腊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奠基神话”,在西方的历史叙事中占有特殊位置。他对早期希腊史框架进行反思,认为现有解释框架的问题是“时空双维度割裂理解”。基于后殖义视角下的反思,黄洋提出,应该把迈锡尼文明末期所谓“多里安人入侵”、所谓“黑暗时代”希腊人“移民”伊奥尼亚、古风时期希腊人的殖动联系起来考察,把它们理解成希腊文明对外扩张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在本质上是通过武力征服进行的。如此看来,就有必要重建早期希腊史框架。而且如此看的话,“希腊文明就并不像西方学者所言,具有独特性。它和世界古代其他文明一样,都有一个从中心向周边扩张的过程,而且这个扩张过程往往伴随着武力和征服。”

  潘悟云表示,中国有两个主要的文化圈:中原文化圈、百越文化圈,我们需明确哪个文化圈已经到了文明阶段,属于哪种性质的文明的问题。中华文明有五千年的历史,那么良渚文化在五千年前已经出现了中华文明的曙光。应明确,基于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与文明息息相关,从百越地区的河姆渡和良渚文化的特征出发,潘悟云回顾了白保罗与李方桂的“世纪之争”,争论围绕南岛语系、侗台语系是否与汉藏语系同源,这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文明的主体内容。潘悟云分析了东亚的6种语言集团都有同源关系,这是中华文明得以实现的语言基础。同源语素的文明探源有多种方法,一方面利用同源语素确认语言谱系分化,另一方面通过同源语素的考证,达到考古的目的,可以称为语言考古学。

  据悉,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会文社理工医专场、学术交叉融合场共6场学术盛宴接连开展,来自文、社、理、工、医各学科的32位专家学者云上齐聚,共同点亮复旦大学117周年校庆的学术星空。本次科学报告会人文社科专场(二)是其中的第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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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标签:中国早期探索的意义
  • 编辑:刘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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