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灿烂文化，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给人以重要启示。习总高度重视发掘和运用历史文化资源，强调“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基础上，不断从我国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开辟了治国理政新境界。

　　“民惟邦本”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最为突出的准则。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着眼于安邦定国，以“民生”为核心，以安民、富民、养民为基础。比如，《尚书》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管子》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些主张的中心意思是，政权兴盛在于顺应民心、政权废弛则因为违逆民心。又如，《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同样强调人民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涵盖中国古代爱民、重民、利民、富民、顺民、亲民、养民等一系列民本思想，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党人历来高度重视从历史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和力量，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党的初心使命，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以民为本的思想资源也为我们党在新时代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提供了历史文化滋养。习总指出，“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这充分体现了习总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思考、继承与发展，彰显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习总明确要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彻到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各个方面，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国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习总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个道理我们必须牢记，任何时候都不能忘却”。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在新时代，中国党人治国理政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造福人民的大事实事办好办妥。

　　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周易》之“易”，实为“变易”，即要顺应时势做出变革。《史记·商君列传》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意即治理国家不能拘泥于古法旧制，而是要在创新中发展制度，探寻符合历史潮流的治国法则。从制度的层面看，《周易》认为应该“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也就是要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既以开拓创新精神加强和完善自身，又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这种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推动几千年中国历史赓续发展、中华文明经久不衰。

　　勇于改革创新是中国党人的品格。建党百年来，在领导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党始终坚持立新义、开新篇、闯新路，不断开拓创新，成功开辟了新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以来，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转向系统集成、全面深化。习总站在中华民族5000多年绵延历史的高度，深刻阐明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出“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习总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

　　习总还充分运用历史文化资源，阐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在谈到当前的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时，强调战略上要勇于进取，战术上则要稳扎稳打，“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从全局看问题，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正是充分汲取历史智慧，在这些科学方的正确指导下，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党和国家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法者，治之端也”。西周时期的“明德慎罚”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隆礼重法”思想，法家的“以法治国”“任法而治”“法不阿贵”“刑无等级”思想，商鞅的“不法古，不循今”思想等，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文明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思想，形成了独特的法律精神，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形成了自成一统的中华法系，在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习总特别重视汲取历史养分，提出“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

　　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协调推进。习总在继承传统法治思想内核的基础上，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一系列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法治思想。

　　习法治思想深刻总结我国古代法制成败得失，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使中国传统法治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习总指出，“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而功寡’。”强调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指出“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习总借鉴历史智慧，指出“古人说：‘得其人而不得其法，则事必不能行；得其法而不得其人，则法必不能济。人法兼资，而天下之治成’”，强调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有一支高素质队伍。习法治思想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沃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新境界，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论语》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也讲，“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注重礼义廉耻，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主张正己修身，“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治乱之要，其本在吏”“吏不廉平，则治道衰”，等等。中华文化中关于修身立德、正身律己、清正廉洁、忠于职守等的传统思想，是古代政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传统吏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新时代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中国党人历来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正己”智慧。进入新时代，习总强调，全党要牢记同志提出的“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深刻警示，牢记“两个务必”，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着力解决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性课题。习总尤其注重汲取历史文化智慧来教育全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比如，在谈到如何做好反腐倡廉工作时，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反腐倡廉的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我国古代很早就有监察、御史、、谏官等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有不少在历代反腐倡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我们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在谈到如何发挥巡视作用时，引用唐代御史韦思谦所言，“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认为“巡视就是要形成震慑”。在谈到廉洁自律问题时，指出“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正是在总结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习总指出，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为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习总还大量援引中国古人的名言警句教育各级党员干部。比如，“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传递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意志；“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强调了慎独慎微、手握戒尺的意义；“道私者乱，道法者治”宣示了执纪问责、严明纪律的决心。习总赋予这些古训以新的时代内涵，不仅丰富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也推动了以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的探索，开创了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孟子》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荀子》的“物各从其类”；《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传统思想和观念，都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生促进，彰显了万物共存、顺应自然的科学认知。

　　习总深刻阐明了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习总明确提出了“我们要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理念，并在指导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习生态文明思想。这一思想传承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基因，蕴含着深厚的传统生态文明智慧，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深深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文明一贯倡导的处世之道。《论语》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墨子》的“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礼记》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传统智慧，无不蕴含着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价值理念，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世界和谐、人类和平的珍视。

　　中国党人历来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和合”智慧，秉承“天下一家、命运与共”的价值理念，积极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主要抓手，以全球治理为主要平台，有力推动了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这深刻彰显着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深刻彰显着习总对历史的重视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在不同外交场合，习总站在深刻思考与总结中华传统文化和合思想重要内核的高度，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外交理念”。正是在传承弘扬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历史智慧、继承发展新中国和平外交方针的基础上，形成了习外交思想，为做好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举旗定向。

　　《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如何传承弘扬好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习总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更好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走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