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死亡的意义

　　近期，深圳市会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首次将“生前预嘱”写入地方立法，从法律层面维护了个体自主选择临终医疗方式的权利。“生前预嘱”入法引起了广泛关注，也重新引发了关于“死亡”和“善终”的思考。

　　什么是善终？在北京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主任秦苑看来，善终就是“生死两相安”的告别——患者在亲人的陪伴下，按自己的心愿，平静安详地告别这个世界；死者没有遗憾地离开，生者没有愧疚地继续生活——这正是安宁缓和医疗的理念。

　　今年2月发表的《柳叶刀死亡价值重大报告》指出，当前，由于过于强调通过积极治疗延长生命，全球在安宁缓和医疗可及性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并且，生命终末期医疗费用高昂，导致数百万人在生命终末期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丛亚丽是《柳叶刀死亡价值重大报告》的共同作者。她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拯救生命，但也助长了人们认为死亡可被“打败”的想法，让生命终末期过度依赖医学的干预，这让死亡在高度资源化的医疗卫生系统中变得复杂，最终使得21世纪的临终过程变成了悖论。

　　“从2000年到2019年，人类的预期寿命从66.8岁增长到了73.4岁，然而被忽略的是，人类寿命增加的同时，健康状况不佳的年限也在增长，由8.6年增长到了10年。”丛亚丽说。

　　丛亚丽介绍，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死亡的原因主要是急性疾病或损伤，医生或医疗技术的干预度很低；如今，大多数死亡原因为慢性疾病，医生和医疗技术的参与度较高。过度的医疗干预导致了对患者尊严的忽视，也增加了患者临终前的痛苦，并导致资源利用不当。

　　丛亚丽认为，临终时光也是生命的一部分，然而人们对死亡和临终的焦虑使他们忽视了临终时光的生命意义。在当前医疗制度和社会观念下，存在临终关怀不足和治疗过度的现象。因此，她提出，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塑与死亡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并重新思考应该予以临终者怎样的照护。

　　丛亚丽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柳叶刀死亡价值重大报告》提出了5个“现实的乌托邦”：第一，必须要处理死亡、临终和悲伤情绪的社会决定因素；第二，死亡必须被视成一个关系的连接和精神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的事件，应把人际联结和同情的关系置于首要；第三，需完善关系网络，纳入患者家属、更广泛的社区成员以及专业人员，以引导对临终者、照护者和哀伤者的支持；第四，鼓励把有关死亡、临终和悲伤的对话和故事分享常态化，以促成更广泛的公众对话、辩论和行动；第五，承认死亡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是脆弱的，是死亡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美国著名精神医学专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1969年出版的《死亡与临终》一书，被认为是美国死亡学研究的开端。她向公众传达了一种理念：“死亡并不是威胁，而是对于我们的一种挑战。”她在书的自序里说：“希望我的记述将会鼓励大家不从‘没有希望的’病人身边逃走，而是更接近他们，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关头能助一臂之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极少数人会发现，这是对他们自己与患者都一样有益的体验。他们会学到更多关于人类心灵功能、生命存在的独特人性层面，也可能通过这一体验的丰富化，而对他们本身的生命终结性更少感到忧虑。”

　　我国地区在生死学研究、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方面也处于亚洲领先水平。已故著名哲学家傅伟勋创立了“现代生死学”。“现代生死学”从广义而言，包括涉及生命与死亡（及死亡过程）的有关对象、问题、课题等的探讨或研究；从狭义而言，则需要“就单独实存所面临的个别生死问题予以考察探索，提供学理性的导引，帮助每一个个体培养比较健全的生死智慧，建立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以便保持生命的尊严。而到生命成长的最后阶段，也能自然安然地接受死亡，维持死亡的尊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现代生死学”的出发点是对终极关怀和终极价值的思考，其目的及其应用实践是指导临终关怀，帮助人们正确面对死亡。

　　思考死亡是为了更积极地生活。死亡不仅是临终之人面对的，也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人生课题。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瑞塔兹相信，通过对死亡的讨论和交流，能够让人们从中获得教育和启发，他在2004年提出了“死亡咖啡馆”的概念。2011年，英国人钟·安德邬在家中组织了第一场死亡咖啡馆活动。此后，死亡咖啡馆的活动形式迅速在全球许多地方出现。

　　死亡咖啡馆不提供心理辅导，也不承办悲伤的讲座，更没有什么具体的宣传议程。钟·安德邬说，死亡咖啡馆的宗旨是，“让人们了解死亡，从而帮助他们在（有限的）生命中过得更好”。

　　2014年，中国两位临终关怀领域的公益人将死亡咖啡馆这一形式带入中国，他们在北京开办了“死亡茶社”，在上海开设了“死亡咖啡馆”，组织了中国首场谈论死亡的沙龙。近几年来，也陆续有医院、公益机构和个人开始组织及推广中国版死亡咖啡馆。

　　2017年，南方科技大学的袁长庚老师曾开设了一门通识选修课“理解死亡”，试图通过对死亡的分析讨论，带领学生了解人的处境，厘清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观念，引导学生“在历史和世界的纵横图景中理解死亡，并重新审视自我、他人、社会与时代”。他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你会选择怎么死”，组织学生“表演一场葬礼”，并试图带领学生去墓地、医院等与死亡相关的场所实地教学。这门课在开设4年后夭折，但它的“后劲”很大，不少学生认为，死亡问题触及生命的本质和核心，即便在课程结束后，也会不断让人去思考生命的过程与境遇。

　　关于死亡文化的思考其实从未停止。近期上映的电影《人生大事》也在打破传统观念、突破死亡禁忌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通过多角度直视死亡，让人们思考该如何好好活着。

　　丛亚丽认为，文化和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打破死亡禁忌、克服死亡恐惧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她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在全社会开展死亡教育，举办例如死亡咖啡馆等讨论死亡的民间公益活动，推出讨论死亡的书籍、刊物、影视节目等。

　　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认为，与临终者相处本身是一个礼物，它能够在互惠的基础上建立人际关系并超越了礼物的交换性。“把死亡看作礼物，这种理念很有触动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并不多见。”丛亚丽说，“死亡的礼物能帮助我们理解死亡的价值。”

　　丛亚丽认为，临终者的死亡会让身边的人反思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对待周围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死亡让生者懂得感恩、放下、珍惜身边人，让生者思考生命的意义，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临终者因其即将死亡而给生者带来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份厚重的礼物，而临终者并不期待回报。尽管死亡伴随着与亲人永别的痛苦，但活着的人在接受亲人死亡的洗礼后会感到生命从此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临终者留下的礼物。

　　死亡学家罗伯特·卡斯滕鲍姆在1977年出版的《死亡、社会和人类体验》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死亡系统”的概念，即死亡由不同角色的人、不同的地点、时间与节日、需要用到的物体、符号与象征等五部分组成。在丛亚丽看来，每个人都既是生者，同时也将是临终者，每个人都是死亡系统中的角色。让临终者生命的最后阶段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关怀，解除身心痛苦，提高死亡质量，是生者的职责。

　　秦苑向记者介绍了中国地区安宁疗护机构总结的“五全照顾”概念——关注患者的整体需要，包括身体、心理、社会与精神四个方面的“全人”照顾；提供整个家庭的系统支持的“全家”照顾；从确诊开始，持续照顾患者和家属（包括患者逝去后的遗属）的“全程”照顾；由多学科协作团队共同提供的“整体医疗模式”，包括医生、、心理师、社工与志愿者，还可能有药师、营养师等组成的“全队”照顾；将以上“四全”服务延伸覆盖周围社区，使希望在自己家里临终的患者能够达成心愿的“全社区”照顾。“然而这不是单纯依靠医疗体系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秦苑说。

　　丛亚丽认为：“社会如果通过观念的变革，不去从为己的角度试图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从对临终者的尊重和关爱的路径思考死亡和生命，那么便开启了从‘为己’到‘利他’的转变。随着时间推移，每个人也将享有这样的照护。”

　　版权声明：凡本网文章下标注有版权声明的均为中国青年报社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未经本网授权不得使用。违者本网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近期，深圳市会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首次将“生前预嘱”写入地方立法，从法律层面维护了个体自主选择临终医疗方式的权利。“生前预嘱”入法引起了广泛关注，也重新引发了关于“死亡”和“善终”的思考。

　　什么是善终？在北京海淀医院安宁疗护病房主任秦苑看来，善终就是“生死两相安”的告别——患者在亲人的陪伴下，按自己的心愿，平静安详地告别这个世界；死者没有遗憾地离开，生者没有愧疚地继续生活——这正是安宁缓和医疗的理念。

　　今年2月发表的《柳叶刀死亡价值重大报告》指出，当前，由于过于强调通过积极治疗延长生命，全球在安宁缓和医疗可及性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并且，生命终末期医疗费用高昂，导致数百万人在生命终末期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丛亚丽是《柳叶刀死亡价值重大报告》的共同作者。她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生命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在拯救生命，但也助长了人们认为死亡可被“打败”的想法，让生命终末期过度依赖医学的干预，这让死亡在高度资源化的医疗卫生系统中变得复杂，最终使得21世纪的临终过程变成了悖论。

　　“从2000年到2019年，人类的预期寿命从66.8岁增长到了73.4岁，然而被忽略的是，人类寿命增加的同时，健康状况不佳的年限也在增长，由8.6年增长到了10年。”丛亚丽说。

　　丛亚丽介绍，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人类死亡的原因主要是急性疾病或损伤，医生或医疗技术的干预度很低；如今，大多数死亡原因为慢性疾病，医生和医疗技术的参与度较高。过度的医疗干预导致了对患者尊严的忽视，也增加了患者临终前的痛苦，并导致资源利用不当。

　　丛亚丽认为，临终时光也是生命的一部分，然而人们对死亡和临终的焦虑使他们忽视了临终时光的生命意义。在当前医疗制度和社会观念下，存在临终关怀不足和治疗过度的现象。因此，她提出，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塑与死亡的关系，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并重新思考应该予以临终者怎样的照护。

　　丛亚丽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柳叶刀死亡价值重大报告》提出了5个“现实的乌托邦”：第一，必须要处理死亡、临终和悲伤情绪的社会决定因素；第二，死亡必须被视成一个关系的连接和精神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生理的事件，应把人际联结和同情的关系置于首要；第三，需完善关系网络，纳入患者家属、更广泛的社区成员以及专业人员，以引导对临终者、照护者和哀伤者的支持；第四，鼓励把有关死亡、临终和悲伤的对话和故事分享常态化，以促成更广泛的公众对话、辩论和行动；第五，承认死亡的价值。每一个人都是脆弱的，是死亡把我们连接在一起。

　　美国著名精神医学专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1969年出版的《死亡与临终》一书，被认为是美国死亡学研究的开端。她向公众传达了一种理念：“死亡并不是威胁，而是对于我们的一种挑战。”她在书的自序里说：“希望我的记述将会鼓励大家不从‘没有希望的’病人身边逃走，而是更接近他们，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关头能助一臂之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极少数人会发现，这是对他们自己与患者都一样有益的体验。他们会学到更多关于人类心灵功能、生命存在的独特人性层面，也可能通过这一体验的丰富化，而对他们本身的生命终结性更少感到忧虑。”

　　我国地区在生死学研究、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方面也处于亚洲领先水平。已故著名哲学家傅伟勋创立了“现代生死学”。“现代生死学”从广义而言，包括涉及生命与死亡（及死亡过程）的有关对象、问题、课题等的探讨或研究；从狭义而言，则需要“就单独实存所面临的个别生死问题予以考察探索，提供学理性的导引，帮助每一个个体培养比较健全的生死智慧，建立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以便保持生命的尊严。而到生命成长的最后阶段，也能自然安然地接受死亡，维持死亡的尊严”。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认为，“现代生死学”的出发点是对终极关怀和终极价值的思考，其目的及其应用实践是指导临终关怀，帮助人们正确面对死亡。

　　思考死亡是为了更积极地生活。死亡不仅是临终之人面对的，也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重要人生课题。瑞士社会学家伯纳德·克瑞塔兹相信，通过对死亡的讨论和交流，能够让人们从中获得教育和启发，他在2004年提出了“死亡咖啡馆”的概念。2011年，英国人钟·安德邬在家中组织了第一场死亡咖啡馆活动。此后，死亡咖啡馆的活动形式迅速在全球许多地方出现。

　　死亡咖啡馆不提供心理辅导，也不承办悲伤的讲座，更没有什么具体的宣传议程。钟·安德邬说，死亡咖啡馆的宗旨是，“让人们了解死亡，从而帮助他们在（有限的）生命中过得更好”。

　　2014年，中国两位临终关怀领域的公益人将死亡咖啡馆这一形式带入中国，他们在北京开办了“死亡茶社”，在上海开设了“死亡咖啡馆”，组织了中国首场谈论死亡的沙龙。近几年来，也陆续有医院、公益机构和个人开始组织及推广中国版死亡咖啡馆。

　　2017年，南方科技大学的袁长庚老师曾开设了一门通识选修课“理解死亡”，试图通过对死亡的分析讨论，带领学生了解人的处境，厘清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观念，引导学生“在历史和世界的纵横图景中理解死亡，并重新审视自我、他人、社会与时代”。他在课堂上与学生讨论“你会选择怎么死”，组织学生“表演一场葬礼”，并试图带领学生去墓地、医院等与死亡相关的场所实地教学。这门课在开设4年后夭折，但它的“后劲”很大，不少学生认为，死亡问题触及生命的本质和核心，即便在课程结束后，也会不断让人去思考生命的过程与境遇。

　　关于死亡文化的思考其实从未停止。近期上映的电影《人生大事》也在打破传统观念、突破死亡禁忌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通过多角度直视死亡，让人们思考该如何好好活着。

　　丛亚丽认为，文化和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打破死亡禁忌、克服死亡恐惧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她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在全社会开展死亡教育，举办例如死亡咖啡馆等讨论死亡的民间公益活动，推出讨论死亡的书籍、刊物、影视节目等。

　　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认为，与临终者相处本身是一个礼物，它能够在互惠的基础上建立人际关系并超越了礼物的交换性。“把死亡看作礼物，这种理念很有触动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并不多见。”丛亚丽说，“死亡的礼物能帮助我们理解死亡的价值。”

　　丛亚丽认为，临终者的死亡会让身边的人反思应该如何生活，如何对待周围的人，什么是最重要的。死亡让生者懂得感恩、放下、珍惜身边人，让生者思考生命的意义，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临终者因其即将死亡而给生者带来的价值和意义，是一份厚重的礼物，而临终者并不期待回报。尽管死亡伴随着与亲人永别的痛苦，但活着的人在接受亲人死亡的洗礼后会感到生命从此有所不同，这些都是临终者留下的礼物。

　　死亡学家罗伯特·卡斯滕鲍姆在1977年出版的《死亡、社会和人类体验》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死亡系统”的概念，即死亡由不同角色的人、不同的地点、时间与节日、需要用到的物体、符号与象征等五部分组成。在丛亚丽看来，每个人都既是生者，同时也将是临终者，每个人都是死亡系统中的角色。让临终者生命的最后阶段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关怀，解除身心痛苦，提高死亡质量，是生者的职责。

　　秦苑向记者介绍了中国地区安宁疗护机构总结的“五全照顾”概念——关注患者的整体需要，包括身体、心理、社会与精神四个方面的“全人”照顾；提供整个家庭的系统支持的“全家”照顾；从确诊开始，持续照顾患者和家属（包括患者逝去后的遗属）的“全程”照顾；由多学科协作团队共同提供的“整体医疗模式”，包括医生、、心理师、社工与志愿者，还可能有药师、营养师等组成的“全队”照顾；将以上“四全”服务延伸覆盖周围社区，使希望在自己家里临终的患者能够达成心愿的“全社区”照顾。“然而这不是单纯依靠医疗体系能完成的任务，而是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秦苑说。

　　丛亚丽认为：“社会如果通过观念的变革，不去从为己的角度试图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从对临终者的尊重和关爱的路径思考死亡和生命，那么便开启了从‘为己’到‘利他’的转变。随着时间推移，每个人也将享有这样的照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