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研读——中国家族企业的早期探索历程

　　经济史研读——中国家族企业的早期探索历程。作为最原始的企业形式，从曾经的家庭作坊开始，家族企业的出现有着历史的必然。企业包含着分工与合作两个基本的维度，合作的基础是彼此间的信任。在封建年代和战争时期，可以付出最多信任的范畴自然是同姓同宗的家庭。太阳底下无新事，今天我们看到的家族企业的成就，也曾经以不同的面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这些家族企业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天的家族企业。封建时代残阳下的晋商与徽商明清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激发了远途贸易的繁荣。在这一时期，以地域和宗族为基础的商帮晋商和徽商发展起来。

　　以历史的视角看，这两个曾经繁盛一时的商帮在封建力量的夹缝中发育出来，遭遇了很多今天难以想象的困境，实际上也并未在更大的范围内帮助中国走向现代化。但是它们在发展过程中凸显出的几个特点，特别是其在家庭宗族基础上的发展模式，又伴随着文化脉络沿袭至今，从而影响了今天的家族企业。本文重点分析了其中几个家族的突出特点，我们发现，二百年以前中国家族企业的奋斗史与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代家族企业的奋斗史有许多相似的特点。社会创业环境塑造创业精神在今天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成为一名“生意人”是人的自由选择，并不会因此而地位低下。但是在晋商和徽商兴起的年代，“士农工商”是一个基本的社会阶层排序。

　　农业生产环境欠佳时，人们也会尽量选择学一门手艺，成为一个小手工业者。选择成为商人就意味着自动滑落到社会底层。换句话说，明清时代选择成为商人进行创业，和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个体户”一样都面对着不利的社会文化和环境。既然无法获得上的地位，那么竭力获得财富就变成首要的追求。晋商和徽商在当时展现出了杰出的创业精神。山西人走西口，踏上茫茫草原，与内蒙古和中亚地区的商人们展开贸易；安徽人则筹办“洋庄”，通过海上贸易，向欧洲输出丝绸和茶叶。

　　封建时代人们的乡土观念极重，人们认知中的生活应该是从生到死都不离开故乡。然而没办法在贫瘠的土地上讨生活的山西人和安徽人则走上了颠沛流离的贸易道路。晋商“老西儿”极为勤俭，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节俭主义；徽商则颇具探索精神，也就是前面谈及的进取心。他们为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山西人帮助开发了内蒙古地区，极大地加强了口外边地与内地的联系，汉蒙经济文化不断融合，巩固了祖国的疆域；安徽人从事的丝绸、茶叶贸易，本小利大，迅速将大量的白银吸收到中国来，巩固了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和贸易大国的地位。如同两百年后的同行，古代家族商帮用自己的勤奋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家族关系和治理安排虽然有很多学者从制度上比较了晋商和徽商在治理安排上的差异性，但是双方都是明显的家族企业，同时也都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基本社会结构。

　　徽商企业的治理和运营都是依靠同一宗族的同胞，也就是家族涉入的程度比较高。以今天的角度看，低独立性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可能会约束企业的发展和扩大。但是这种安排充分利用了家族成员之间的信任，避免了今天常见的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矛盾。对于管理者的激励和惩罚都依靠原有家族的结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涉入程度较高的家族社会拥有较大权力带来的缺陷。与徽商的治理策略不同，晋商则颇为前瞻性地采用了两权分离的安排。经过长达20年的培训，职业经理人得以通过“掌柜”的身份执掌票号（早期的商业银行）。在管理过程中，企业避免使用财东的亲属。这样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杜绝了“败家子”的出现，家族企业的财富得以在长时间内获得积累。但这也带来一个委托人和代理人目标不一致的潜在冲突。

　　强势的经理人另立门户，挖了培养其多年的企业墙脚，晋商历史上多次发生类似的事件。不过鉴于传统乡村结构的束缚，来自同乡的财东和掌柜也并不经常让矛盾激化。为了克服代理成本，晋商还推出了类似今天期权激励的“身股制”。晋商范围内家族财富的最大化是通过职业经理人的努力间接实现的。传统价值观驱动商业行为发育在封建时代的两个传奇商帮，并没能拥有今天它们的继承者身处的这种成熟的法律制度环境。企业的行为经常是受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软性约束的。有趣的是，这些传统的价值观与今天中国家族企业的成功经验经常是不谋而合的。

　　首先是对信义的依靠。在当时监管薄弱且信息闭塞的时代，晋商发展了惊人的金融产业。票号长期坚持的信义，让客户们仅仅通过一张票据就确信自己可以在遥远的地区取出足量的资金。徽商在从事粮食和盐的贸易过程中，也非常重视产品的质量。这种信义为先的策略聚拢了人心，帮助企业渡过了很多难关。其次就是对于社会网络的依靠。在当时的环境下，社会网络主要体现在同乡网络中。晋商的同乡网络主要体现在他们培养组织成员的过程中。在票号工作的学徒工都是从当地亲戚熟人家介绍而来的，这保证了他们的忠诚度。徽商的同乡网络则主要体现在他们的“会馆”制度上。“会馆”的基础功能类似于今天的商会，来自安徽的同乡都得以在此互动交流，获得新的商业机会。会馆同时还兼有“招待所”的功能，出门在外的安徽商旅可以在此下榻休息，成为外出商业活动的中转枢纽。

　　今天的中国家族企业虽然以“家庭”关系为核心，但实际上也是核心创业者调动使用整个社会网络的结果，也离不开同乡们的帮衬。最后，在获得巨额财富之后，晋商和徽商都将大量的财富回馈到当地社区，尤其是投资到教育事业上。家族企业的繁荣不仅仅代表着某一个局部企业和家族的繁荣，实际上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近代激流中的早期家族企业晋商和徽商的基本经营形态是家族性企业，因为其团块结构被视为更高层次上的代表性经济力量。不过它们的繁荣更多地反映了曾经无比强大的中国封建社会。清朝进入末期，殖民时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的封建社会陡然被牵扯进了整个殖民资本主义世界，成为他人的附庸。这一时期涌现出许多在特征上更接近现代组织的工商企业。这些企业大部分采取家族式管理，也曾经被力量持续影响。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受封建传统和帝国主义殖民力量的约束，中国的第一代现代家族企业走得极为坎坷。从这个转型时代的企业群落，我们得以一窥当时想要“实业救国”的仁人志士如何在艰难中展开探索。现代企业身份的确立不同于商帮，我们这里讨论的企业更多的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从企业的角度看，清末民初这一百多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企业是由当时清政府中的洋务派发起的，尽管也有民间资本在后期投入民用工业之中，但洋务企业的管理和运作本质上仍然是“衙门”式的。洋务企业的创办本身透出一种工具理性：清朝的“大人”们一方面需要发展现代军事工业来剿灭太平天国农动，另一方面也想“师夷长技以制夷”，对抗侵入中国的西方殖民者。

　　在当时的统治者看来，中国的落后是生产技术上的，只要局部地采用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建立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和安庆内这样的近代企业，哪怕完全由清政府的财政拨款支持，中国也能摆脱在国际上落后的局面。历史证明，这种幻想很快就被时代潮流所淘汰。就像张维迎所说，用粉笔在黑马背上画道道，黑马也不会变成斑马。民用企业中的民间资本也在19世纪80年代尽数退出，封建官僚重新掌控局面，现代企业的雏形很快被扼杀。整个19世纪，清政府始终没能真正弄清楚未来社会发展的潮流。这个庞大的帝国也不愿冒着动摇自己统治基础的风险放开民间对于发展企业的尝试。

　　官僚们幻想着这个静态封闭的农业经济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中体西用”的春秋大梦永远不会醒。由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签订了《马关条约》，清政府必须承担高达两亿两的巨额战争赔款，这直接激发了清政府快速获得财政收入的动机。同时，越来越多的通商口岸被打开，西方殖民者在这些口岸进行的生产制造活动直接刺激了中国。既然外国人能够在中国创办企业，中国又为何不能？所以从《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大量的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开始涌现。今天被人奉为美谈的荣氏家族的第一代荣熙泰正是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1896），将自己在广东口岸积攒的数千银洋投资广生钱庄，开启了荣氏家族的传奇。十年之后，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工矿、运输、商业企业，如何有效展开治理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光绪皇帝一边说“大清律例，折衷至当”，一边又说“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

　　在他的督促下，1904年，中国有了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公司律》确立的基本原则影响了其后几十年的公司法律制度和中国现代企业的探索。《公司律》规定的“股权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则成为塑造现代性观念的重要一环。从这时开始，近代企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大量的现代企业开始涌现，企业开始拥有法律上的合法性。虽然清政府在8年之后土崩瓦解，但这次尝试仍有非常积极的一面。不过这种合法性没能带来一个稳定的经营环境，第一代现代企业很快就进入了战乱频仍的压力年代。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