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未知实证中华文明发展脉络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中华文明是何时形成的，经历了怎样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具有哪些特点，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什么样的地位，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尚属未知。中国考古学于1921年诞生以后，承担起了追寻中华文明历史的重任。长期的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也突显了考古学对于中华文明研究的重要性。

　　中国考古学一经诞生便成为研究历史的科学路径。从20世纪80年始，考古学家开始通过考古资料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进入21世纪后，考古合相关学科，重点针对全国各地区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核心遗址进行发掘、研究，运用前沿学科的最新方法和技术，从考古材料中获取丰富信息，结合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进行科学阐释。经过对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聚落、城址、建筑、墓葬、刻符与原始文字等的考察，对农业与手工业、社会分工与社会分层、宗教与礼制、武力与战争等方面的探讨，学术界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发展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距今1万年前，粟作和稻作农业分别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产生，奠定了文明起源的基础。距今8000年前，文明因素在各地区出现，此后各区域的文化和社会不断发展，彼此交流互动，形成了具有若干共同文明因素的文化圈。距今5000多年时，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西辽河流域相继进入文明时代。距今4000年前后随着中原王朝的建立，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开始形成。

　　因为中国考古学主导的多学科研究，中华文明呈现出了日益清晰的历史脉络，其间充满丰富、生动的实例。基于考古发现与研究，考古学家得以深入思考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模式、发展道路和自身特质。以科学的面貌呈现出来的中华文明，揭示了世界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第二，在科学研究中永远存在未知领域，中华文明研究是一个复杂、漫长的系统工程，实证需要不断进行。

　　中国考古学从诞生开始就显示出研究古代文明的巨大潜力，考古发现成为探索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推动力。20世纪前半叶考古学家对仰韶、龙山、殷墟等遗址的发掘，使人们首次认识了商代及史前时代的文化与社会。20世纪80年代，浙江良渚、辽宁牛河梁、山西陶寺、河南二里头等遗址出土的考古材料，显示出当时显著的文化进步与社会变化，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提供了关键资料，中华文明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进入21世纪，揭示文明起源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比如在浙江余杭良渚，继发现随葬大量精美玉器的高等级大墓后，2007年以来在遗址中心发现一座宏大的古城，2009年以来在城外发现大型水利工程，正是这些充分反映文化和社会样貌的考古材料，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2012年以来发掘的面积达400万平方米的陕西石峁石城，揭示出距今4300年左右黄河中游的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刚评选出的“2021年全国10大考古发现”也有多项与文明起源相关。比如河南南阳黄山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制作玉石器的中心聚落；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是长江流域首次发现的三重环壕聚落，城址、环壕、大型建筑、网状水系、稻田构成了石家河文化的聚落群；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大汶口文化的城址和墓葬，显示出社会的分化。三处遗址的年代都为5000多年前，正处于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时期，它们呈现的发达的农业、专业化的手工业、明显加剧的社会分化，都是衡量文明形成的重要指标。

　　因不断丰富的考古材料，考古学家也在持续建构中华文明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考古学家由二里头文化向新石器时代追溯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提出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总结符合中国考古资料特征和中华文明特质的文明形成标准，追溯“最初”“最早”的中国。

　　考古学是一门日新月异的科学。源源不断的考古发现不仅以新的实证材料深化着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论认识，同时也不断提出新问题，引导我们的探索不断前行。

　　考古学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但文明因素的起源和社会的发展有着更为长久的源流，探索要沿着时间的线条向前、向后延伸。研究的空间同样需要拓展。目古学建构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主要是对黄河、长江中下游和西辽河流域文明的认识，在此之外的中国其他地区也曾产生、存在过区域性文明，它们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华文明发展主流之外的支流，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中国古代与世界其他地区始终相联系，各地区间的交流、互鉴塑造了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中华文明也因开放包容而生生不息、丰富多彩。不仅如此，考古学揭示出的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和文明特质，也都只有通过不同文明间的深入比较才能更清楚地显现出来。因此，研究中华文明，还需要开展世界古代文明间的比较研究。

　　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未知。对于中华文明研究，我们目前取得的成果是初步的、阶段性的。未来的研究任重道远，我们要坚持科学精神，不懈探索，把研究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