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工作意义在行动中探索｜2021年劳动者新闻盘点

　　在2020年的劳动者新闻盘点中，我们曾提到新冠病毒令世界骤然失序。如今，疫情对全球经济和劳动者境遇的打击有目共睹，今年1月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第七期《新冠肺炎疫情与就业监测报告》，指出疫情对全球劳动力市场特别是工作时间和收入造成巨大损害，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不均衡且存在不确定性，全球劳动力市场亟需得到以人为本的复苏政策的支持。

　　回顾这一年的劳动者热点新闻我们发现，2020年出现的一些话题仍停留在公共视野中被持续关注，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分析、审视与反思：平台劳动者在多重意义上“被困在系统里”——不仅为算法驱使，以肉身填补便捷服务与人力极限的缝隙，且被复杂的用工“暗网”剥夺了合法捍卫自身权益的权利；继“996”之后，“躺平”成为又一热词，拒绝继续参与“内卷”游戏成为一部分年轻人的无声反抗。

　　剧烈变化的就业环境也引发了一些担忧，一方面微妙地改变着年轻人的就业选择，也敦促着既有职场文化和劳动力市场进步和更新。互联网大厂裁员与考公热形成了一组对照，折射出当下年轻人求稳的求职心态。三孩政策和延迟退休政策提醒我们正视劳动力市场中的“第二等人”——女性和中老年人——的劳动保障问题。“普职分流”政策虽然已施行多年，但在今年难得地引起广泛讨论，它既折射出人们的竞争焦虑，也在拷问长久以来人们深信不疑的优绩制和文凭至上主义的合理性。

　　在困境中，人们也在采取行动以期改变现状：劳动者开始采取集体行动，捍卫自己的工作权利；中国和英国都出台了关于平台用工的新规定，旨在保障平台劳工的合法权益；996工作制的合法性在公共和法律层面都被驳斥，加班盛行的互联网公司相继取消“大小周”；在一些其他国家，一周四天工作制的可行性正在被严肃探讨……未来的诸多不确定性的确令人忧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筹莫展无计可施，当下的种种探索皆有可能汇聚成开辟新时代的一把钥匙。

　　2月6日晚，一名23岁的长沙女孩搭乘货拉拉搬家。司机为了“弥补亏空”提前接单，并为了尽快完成这一单生意选择了抄近路行驶，系统不断弹出的偏航警告引起了女孩的恐慌，在与司机起口头争执后女孩跳车身亡。调查结果公布后，类似于去年“困在系统中的骑手”的讨论再度出现，算法和平台经济影响下的劳动力现状再次被聚焦。

　　9月，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公众号发布《骑手谜云：法律如何打开外卖平台用工的「局」？》一文，作者梳理多方访谈和判决数据后发现，外卖骑手不仅在日常工作中“困在平台的算法系统里”，还被极其复杂的平台用工“暗网”所缚，外卖平台用工模式至今已演变成“个体工商户模型”这一终极模式，导致骑手在发生工伤事故时难以捍卫自己的权利。

　　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快递员是看得见的平台劳动者，还有许多看不见的劳动者隐藏在“顺滑服务”的表象下，从事着所谓“幽灵工作”。今年出版的《销声匿迹：数字化工作的真正未来》一书指出，手机应用程序、网站和人工智能看似自动便捷，事实上仍由人类劳动力驱动。为了尽可能降低这部分人力成本，企业引进按需零工经济的用工模式，幽灵工人成为消耗性的、可随时替代的临时劳动力，在不平等的买方市场中遭遇去人性化的对待——被完全原子化，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固定职场，没有社交支持，完全自负盈亏。

　　平台经济正在快速包围和改变我们的生活。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孙萍撰文指出，平台经济的崛起已经形成巨大的人才虹吸效应，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显示，2019年平台带动就业人口7800万，在未来五年内这一数字将上升至2亿。用更长远的眼光来看，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和“幽灵工人”的当下境遇是时代变迁的缩影，对所有人来说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技术进步与劳动力成本的探底竞争相辅相成，这极有可能在不远的未来瓦解我们习以为常的工作形态，即有固定的雇主，享有清晰的职业身份和与之匹配的声望、收入、社会交际圈和福利。

　　要团结数字时代的劳动者推动社会变革并非易事，我们这个时代的劳资关系仍需新的思想和理论资源来解释和处理。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王炎撰文认为，无固定工作者群体的壮大可能会冲击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与阶级意识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概念，学界亦需要与时俱进，发掘新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框架。

　　据澎湃新闻报道，10月美国各地运动逐渐升温，形成了总人数超过10万人的大。彭博社的数据显示，自8月1日以来，全美有近40个工作场所举行了，几乎是2020年同期的两倍。疫情中高企的工作风险、远低于通货膨胀的工资涨幅和日益稀薄的福利都让美国基层劳动者忍无可忍，“大辞职潮”以及婴儿潮一代大批退休使职位空缺数量创历史新高，也增强了劳动者反抗资方的信心。正如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公共政策教授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所说，“对许多人而言，疫情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过去一年中经历了如此多的艰辛、疾病和死亡之后，工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

　　针对平台经济中的劳资关系乱象，零工斗争界既有喜讯也有隐忧。经过5年的司法拉锯，英国最高法院于2月19日判定Uber平台司机属于“工人”（worker），虽然不等同于“正式雇员”（employee），但也不再是Uber一直以来宣称的“自雇人士”（self-employed）——和自雇佣人士相比，工人享有法定假日、年假和全国最低工资。这因此被认为是欧洲零工斗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立法。7月21日，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七部委发出《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下称“总体指导意见”），就新经济形态下的劳动用工，尤其是针对广泛讨论的互联网平台用工制定了一系列规定。总体指导意见在传统的“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和“个人依托平台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的“劳动二分法”基础上，提出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适用于互联网平台用工形式，推动中国劳动法律框架向“劳动三分法”转型。

　　美国的Prop 22政策则标记了零工权益拉锯战的。Prop 22于今年在加州正式施行，这一由Uber、Lyft等硅谷公司主推的法案在去年11月美国大选日得到多数票通过，推翻了更早以前将所有零工视为正式雇员的AB5法案，而是将平台劳工定性为独立合同工（independent contractors），适用于不同于正式工的劳动条款和保护政策。

　　迄今为止，如何界定劳动关系、确认平台劳工身份，是各国争取零工权益保障的工作重点，但观察者普遍认为这种“归类斗争”有其局限性。在“澎湃·思想市场”刊登的《平台用工的劳权保障新政策：进步与挑战》一文中，作者王三青指出，虽然总体指导意见提出无论劳动关系是否得以确认，用工平台都需要提供最为基础的劳动保障支持，相较过往实践是一大进步，但平台用工的三分法允许多样的灵活用工方式，可能会给劳动者权益保护在实践中带来困难和不确定性——平台依然可以用灵活用工的方式（如派遣用工、外包工）规避劳动用工责任，提高劳动者维权成本。《英高法判定优步司机为工人，是零工斗争界的喜讯吗》一文作者夕岸认为，英高法的此次判定将平台劳动界定为第三种劳工，可能反而会让过于关注分类本身，而不是零工所面临的具体问题。而且，平台在法律层面的细微让步也会让工会和NGO在后续的劳资博弈中面临巨大道德压力。

　　今年6月，“字节跳动实习生晚上12点睡觉”又成为热议话题——据网络流传的微信截图，某字节跳动员工吐槽称，公司开会，找一个实习生晚上12点去工作，发现人家已经睡了，这件事“就这么出圈了”，整个公司都知道了这个实习生。在“996”和“内卷”成为全民热词之后，人们意识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体面白领与争分夺秒的外卖骑手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工作无止无休，似乎是永远都做不完的。

　　以“奋斗”之名，加班文化在中国互联网行业高速增长期大行其道。2009-2015年间，学者夏冰清在两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以一线”大学毕业生为主的互联网从业者群体，她的研究成果《依码为梦》在今年出版。复旦大学学者吕新雨在序言中指出：

　　“对互助、欢悦感和成就感的分享，是自愿免费加班的重要动力，这种精神通过‘加班文化’导引到公司的‘利益’链中——它是当下关于‘996’争议的前世，它的今生则是‘蚂蚁金服’所代表的‘财富自由’欢呼最终变成一地鸡毛。”

　　当生产率、经济和工资水平共同增长的趋势放缓，加班文化对员工的压榨被凸显出来，“996”不再被视作理所当然，正如日本公共政策和科学哲学学者广井良典在《后资本主义时代》一书中所指出的，“围绕雇佣的竞争越激烈，有幸获得有限的工作机会的人便会为了保住饭碗而超负荷工作，被压力、过劳和健康恶化所困……从整体来看，这就陷入了‘失业’与‘过劳’同时存在且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的悖论。”与过劳和内卷相呼应，一部分年轻人发出了“躺平”的呼声。

　　8月，投资人魏萌在参加某工作坊课程时意外离世，年仅32岁。这起事件提醒我们注意到以“企业训练”为旗号对学员进行精神控制的培训乱象之余，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竞争和效率至上的工作文化给职场人造成了沉重的心理负担。于是，回归乡村田园生活对部分年轻人来说成为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出路。在2021年，包括《我为什么选择山村低生活？这是对现代奴役的无声抗争》在内的豆瓣热门文章也为一线城市房价飙升以来出现的“逃离北上广”叙事增添了新的注脚：人们意欲逃离的不仅是一线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也是与城市化相伴相生的金钱社会与劳动异化。

　　今年，西方年轻人掀起的“大辞职潮”（The Great Resignation）。得克萨斯州农工大学教授安东尼·克罗兹（Anthony Klotz）率先提出“大辞职潮”的概念，它一度成为西方社交媒体热门标签。克罗兹认为，疫情爆发时，不确定性驱使着人们继续工作；疫情好转，一场大辞职潮将随之而来。美国劳工部的数据也显示，仅今年4月就有400万人辞职，创下20年来新高；8月约有430万人辞职（相当于全美约2.9%的劳动力），再次打破纪录。《新京报·书评周刊》刊文指出，疫情让美国千禧一代重新思考人生与工作的意义——在疫情让人们重新意识到生命可贵，时不我待的时候，“YOLO”（you only live once，你只活一次）理念深深触动年轻人，鼓励人们抛却理性计算，做出发自本心的选择。

　　在这一年里，“将996视为福报”的畸形加班文化有望偃旗息鼓。6月初，腾讯互娱旗下光子工作室规范工作时间，限制休息时段加班。快手宣布7月起取消自2021年1月开始试运行的全员“大小周”工作模式（即一周工作六天单休，下周工作五天双休）。字节跳动和美团优选也跟进取消了大小周。面对“反996”和“反内卷”的普遍社会情绪，以及国家层面不断释放的对超时工作加强监管的信号，都让加班盛行的互联网企业面对越来越大的压力。

　　今年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李国华表示，目前中国996问题处于企业失控、监管失序、工会失灵的状态，应当引起重视和关注，建议对996工作制进行监管。7月，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凌振国刊文指出，“平台经济要在发展中体现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和共同富裕思想，坚决防止和避免囤积式垄断、割韭菜式竞争和无休无限地榨取剩余劳动力及其高额剩余价值。”8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超时加班劳动人事争议典型案例，进一步明确工时及加班工资法律适用标准。在本次公布的十起典型案例中，“劳动者拒绝违法超时加班安排，用人单位能否解除劳动合同”的案例分析明确指出“996”严重违法。

　　在国外，缩短工作时间的愿景甚至激进到一些国家已经在探索“一周工作四天”。2015-2019年，冰岛开展了一项一周四天工作制的试验，2500名参与者来自冰岛的各行各业。今年7月，研究人员宣布实验结果：在薪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时缩短让参与者的身体更健康，工作效率更高。2019年，微软日本公司试行了四天工作制，据报道日本今年已将四天工作制纳入经济政策的讨论中。今年3月，西班牙也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四天工作制实验，实验结果同样是正面的。12月7日，阿联酋政府发布公告称，该国所有政府部门将从明年1月1日起实行四天半工作制，每周休息时间由原来的周五、周六变更为周五下午、周六及周日。在国家政府层面大范围执行四天半工作制，这在全球范围内尚属首次。

　　如果一周工作四天真的能够大范围推广开来，或将打破自20世纪初稳定下来的40小时工作制，人类社会或终将再次向凯恩斯预测的方向（资本积累、生产力提高和技术进步使每个人的基本需求能轻松地满足，工作者的每周工作时长不会超过15小时）前进。然而也有学者质疑在现行社会结构下，一周工作四天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在贫富差距悬殊的当下，不同阶层对工作的需求也是不同的。和收入更高、享有更多福利的白领相比，低薪且缺乏劳动保障的底层劳动者可能反而希望不断提高工时，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收入。

　　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删除了原来有关社会抚养费征收等规定，同时提出国家将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负担。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全国各地相继完成了地方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修改工作，密集出台鼓励生育措施，其中延长产假和增设育儿假备受关注。

　　这也引发了关于女性就业的担忧。《中国青年报》援引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近日发布的一项对25个省（市、自治区）共计7642人进行的调查数据指出，与生育前相比，生育一个孩子使得妻子的就业几率下降约6.6%，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妻子就业几率再降9.3%。上述调查还发现，生育一个孩子将使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下降约5.6%，继续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劳动力市场总收入再降约7.1%。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沈洋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表示，目前的政策虽然出发点良好，但可能提升雇主雇佣女性员工的成本，增加招聘时对女性的歧视。由此出发，她建议政府对积极雇佣女性职工的企业予以减税等激励措施，要求机关和事业单位在招聘时施行性别配额制度，更重要的则是全社会扭转“996”的职场文化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观念。

　　从智识水平和职业素养层面来看，女性已与男性不分伯仲甚至略胜一筹：《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终期统计监测报告显示，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超过男生，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人数占比达到50.9%。然而8月阿里女员工陪酒并遭上司及商户性侵的事件提醒我们，女性在职场中依然面临更多壁垒和结构性歧视。如果我们希望充分释放一半人才池的潜力，让女性能够堂堂正正在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就必须打造一个更加公正平等、权力不被滥用的职场环境。

　　人口结构改变的严峻形势一方面推动了生育鼓励政策的出台，另一方面也让延迟退休成为大势所趋。6月，中央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要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职场年龄歧视依然顽固——许多用人单位招聘时明确表示“报考年龄不得超过35岁”“应届毕业生优先考虑”，或“优化”35岁以上的员工，让不少中年职场人陷入困境。在社会整体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人口红利逐渐式微的当下，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起更为理性的人才观，充分重视中年劳动者的经验和竞争力，让每一个有能力的个体能不受年龄限制，在职场中充分发挥才干。

　　剧烈变动的就业环境也在明显影响年轻人的就业心态和求职方向。年末，爱奇艺、字节跳动、百度、快手、腾讯等互联网大厂纷纷传出人员精简、业务调整的消息。12月1日，爱奇艺裁员的消息登上热搜，据称裁员比例在20%-40%之间，甚至很多高管也在被裁名单上。今年以来，互联网行业遭遇政策变化、监管加强、业绩和流量红利触顶等不利因素的打击，各大公司不得不重新调整组织架构，集中精力发展主营业务。对劳动者而言，当行业高增长趋势被按下休止符，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机会也不再必然是香饽饽。

　　与之相对的是，“稳定”和“安全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求职的首要考量，“考公”和“进体制”的吸引力正越来越大。《南方周末》一篇题为《名校生挺进体制内》的报道指出，“体制内待遇提高、体制外环境激变”是名校毕业生涌入非单位的重要原因。“考公”持续升温，2021年国考报名人数达到157.6万人，是近三年来报名人数最高的一次；2022年国考报名人数达202.6万，平均竞争比为59：1，略高于去年同期的54.5：1。一位接受“箭厂”采访的考公年轻人谈及“在体制里追求的是什么”时，他说：“一个庇护所。”

　　在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普职分流”燃起了公众对教育焦虑和年轻人就业问题的讨论。1985年出台的《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已明确提出“普职分流”概念，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实际分流中大致维持在6：4的比例。中职生群体庞大，但公共和媒体话语中长期处于失语位置。

　　“普职分流”符合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人社部发布的2021年三季度全国“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中，有58个属于“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最新数据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10大重点领域人才总量将接近6200万人，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48%。在制造业之外，服务业同样需要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且并不必然需拥有大学学历。

　　我们需要更好的职业教育，全球范围来看皆是如此。牛津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教授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认为，当下的教育系统过于强调大学学历和认知技能的训练，但在许多生产性职业中，要求的其实是非认知技能，比如毅力、专业精神、自我控制和协作能力——这需要更好的技术性职业教育和培训，特别是需要企业亲自参与，按需培养未来的员工。在这一方面，德国和瑞士已经提供了某种样本。当年轻人掌握更好的职业技能、享有更多的就业保障时，他们的生产效率更高、流动率更低，也扮演了社会稳定和消费的重要力量。相较之下，职业教育在中国仍有诸多不足。“澎湃·思想市场”刊文指出，中等职业学校盲目扩张规模，课程内容与企业需求脱节，教育质量不高，职校学生在企业实习过程中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推动职业教育改革需要首先打破文凭偏见。哈佛大学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el J. Sandel）认为，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了精英分类机器，优绩至上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人们被告知，相比那些高薪专业人士的工作，没有大学文凭的人所从事的工作更不受市场重视、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更小，也更不值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然而优绩制损害了人们工作的尊严，激起了人们对精英的怨恨。为此，桑德尔提出为低学历的普通劳动者争取到“贡献正义”——为公共利益作出贡献，赢得社会认可与尊重的机会。在这一方面，我们在这一年里看到了一些积极的改变。

　　11月，一篇题为《40%：“毫不重要”的中职世界》的网文在社交网络上引起广泛讨论，让被分流出“上大学”路径之外的年轻人，以及他们的抱负与困境进入公众视野。同月，人社部印发《关于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破除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切实维护、保障职业院校毕业生参加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合法权益和平等竞争机会。

　　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和《咬文嚼字》编辑部发布的2021年度十大流行语中，“躺平”都赫然在列。新冠大流行可以说是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又一次对全球经济的重大打击，“躺平”一词在今年受到如此广泛的使用和追捧，或许也标志着某个转折点的到来：对个人努力的强调和对社会流动性的乐观预期正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结束而衰退，许多年轻人对个人发展和前途不再乐观。

　　2021年亦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十周年。2011年秋天，数十万人在全美600多个城镇参与占领活动，在经历了经济衰退、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破裂后，他们以“我们是99%”（we are the 99%）的身份，质问1%的极富人群占有不成比例的社会财富的合法性，控诉他们剥削劳动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虽然这场运动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改变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但在十周年之际回顾该运动，一些观察者认为它的积极意义在于促进了巨大的觉醒——自1970年代末起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已难以为继，它造成了急剧上升的不平等、极度失衡的劳资关系和不受控的全球资本主义。

　　改变现状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首先要做的，或许是彻底反思支撑着现行经济制度运转的意识形态，即笃信自由市场竞争的合理性，以及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视为对立面。在这一方面，一些我们自以为了若指掌的旧理论中其实孕育着有益的思想资源，比如亚当·斯密。《亚当·斯密传》作者杰西·诺曼（Jesse Norman）指出，我们对斯密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并非他的本意，而是历代经济学家对他的作品进行选择性阐释的结果。斯密其实反对将经济和社会运作的其他方面割裂开来，人类之间的和谐共处、相互依存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假设。斯密在《国富论》中提醒读者不应忽视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在商业社会中，资本和财富的积累导致了经济不平等，还扭曲弱势群体的精神世界，让他们难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若一个社会的大部分成员是贫穷而悲惨的，这个社会就不太可能幸福繁荣。公平地说，那些为社会提供食物、衣物和房屋的劳动者也应该能够享受到自己的一部分劳动产出，应当保证他们吃饱、穿暖、有居住的地方。”

　　“只为自己，不为他人。这样的观点，在世界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似乎都是人类主宰者的卑鄙格言。”斯密在《国富论》中这样写道。界面文化在2020年的劳动者新闻盘点中亦提到，对社会宏大背景更清楚的认知推动了“努力”与“奋斗”的涵义转变，亦让关于劳动者的讨论突破了自身，促进了跨阶层的理解与共情。这个趋势依然在延续，而只有当我们开始拒绝成王败寇、自负盈亏的市场逻辑，认识到为弱者编织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特别是意识到劳动者彼此命运的唇齿相依，觉醒才能转化为行动，行动才能凝聚为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