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科学的价值

　　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历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困扰人的问题。英国著名哲学家休谟曾提出从事实判断过渡到价值判断的合法性问题，史称“休谟问题”；而罗素则认为，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淆，是人类迄今造成思想混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和语境中，许多人都认可赞同科学研究要尽量避免价值因素的渗入。恩格斯在谈到“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时，也将之看作是“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实际上说的也是这种只论真假不管其他（价值）的科学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或气质，构成了西方国家科学率先发达起来并领先世界的重要内在原因。但在另一方面，科学活动毕竟又是一种社会性活动，科学家也是作为社会的人进行科学研究的，尤其是在从经典科学进入现代科学时代之后，科学探索日益向很难直观的微观领域和宇观领域迈进，研究实验条件极端复杂化需要巨大的财政资金支持，理论与观察的矛盾关系也更加错综复杂，理论解释框架的作用更加凸显，不同理论体系的竞争性明显加剧而又一时难断真伪，甚至难判优劣，科学理论的广泛运用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环境问题。总之，如果说“价值无涉”“价值中立”表现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纯粹性或理想化的一种期盼的话，那么现实的科学研究领域、科学活动过程绝不是如此，不仅处处都会涉及到价值问题，而且许多矛盾都是由于价值和价值观的冲突引起的。到目前为止，如何理解科学与价值的关系，如何看待科学活动中各种价值的关系，依然是一个见仁见智、聚讼纷纭而莫衷一是的问题。

　　信砚同志是国内较早地关注到这些问题并进行了长期刻苦研究的学者，《科学：的统一》(中华书局)一书即是其代表作。

　　纵观全书，我以为有这么几点是应该特别予以肯定的：第一，它虽然直接讨论的是科学与其他各种价值的问题，但把它们都提升到人的价值的高度来予以观照，这样就找到了统一的深层根据；第二，它把科学的诸种价值都建立在真理价值的基础上，是由科学真理转化而来的，这就抓住了科学的价值的本质特征，也为分析科学的价值异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第三，它较好地坚持了“论从史出”的原则，对各种道理的论述都建立在科学发展史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可读性，更是增加了结论的可信性。

　　作者在“自序”中称他的这种探索“还是非常初步的”，我以为这绝不是一种客套的自谦，而是其自知之明的一种表现，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复杂了。作者将书名冠以“科学”，可实际讨论的对象主要限于自然科学，主要突出的也是各种价值的“统一”或一致的一面，而对于它们之间无法化约而且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对立相互妨害的那一面则涉及较少。采取这种“规避”的策略作者自然有其考虑，但毕竟会给人某种“避重就轻”的嫌疑，至少有一种“不甚解渴”的感觉，也削弱了其现实意义。

　　作者在书中辟专章讨论科学异化的问题，批评了那种把科学应用中引起的弊端归结于科学自身从而要求限制科学发展的观点，这些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我认为，作者的立论基础――科学自身只有正价值，即只有利而没有弊，弊病只是在科学成果的不合理运用中产生的――恐怕还值得推敲。把科学等同于科学理论成果或科学真理的简单看法已经受到广泛质疑和批评，而将之看作是人类活动的一种特殊社会分工形式的观点正被许多人所认可，以此观之，不仅科学成果具有诸多价值，科学研究过程中的失误、甚至错误也都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所以，只要结合具体条件来考量，科学对不同主体的价值，包括其负价值，就都会显示出来。而当今条件下的最大的科学异化，怕主要还不是科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弊端，倒是对科学的“迷信”所导致的精神生活单面化，是将科学意识形态化对人的发展可能的多样性及丰富性的戕害。

　　无论如何，作者对科学的价值的这种探索都是非常可贵的，尽管“初步”，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我这里所提出的这些“异见”，正是“关注”后引发的思考。也正因其“异”，或许能促使作者对一些问题做深度的思考，引发出更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全面从严治党，是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新时代历史方位作出的战略部署，凝结着新时代重大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地位和目标任务，为党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带领人民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重要遵循。【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