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现场：形象还原经典历史场景 ——目击新闻《先生到重庆》带给我们的思考和启示

　　摘 要：彭子冈采写的通讯《先生到重庆》，用亲眼目睹、亲耳听闻的流动画面，完成了一次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目击新闻”报道，轰动了大后方。作者把眼睛当成摄像机，用笔形象还原了经典历史场景，给受众以身临其境之感。从媒介发展史的视角回望这篇佳作，对当下新闻写作依然有启示意义。

　　在烽火硝烟的战争年代，那些勇立时代潮头、以历史使命为己任、为国家兴亡不息奔走呐喊的人也总会被历史所铭记，著名战地女记者彭子冈就是其一。她写下大量脍炙人口的新闻报道，如专栏“重庆航讯”等，而最能成为其代表的，是《先生到重庆》。这是她在亲历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时，通过28日下午在机场接机时的细致观察和随后采访写成并发表于29日《大公报》头版的目击新闻。1945年8月28日下午，当毛主席大踏步走下飞机扶梯，当时已秘密加入中国党7年的《大公报》记者彭子冈在接机人群里注意到他的鞋底是新的；在毛主席跟记者们握手的时候，她看到他的手指被香烟烧得焦黄，听到毛主席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很感谢”；当她紧紧跟随接机车队追到毛主席暂时小憩的张公馆，又注意到他敞了外衣，露出了里面簇新的白绸衬衫，注意到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等等。她用亲眼目睹、亲耳听闻的这些流动画面，给国统区民众描绘出一个生疏于大城市奢华官场生活、迥异于官员的党领袖形象，轰动了大后方，使民众对毛主席产生了敬意和好感。当年延安编纂的有关文集收录了这篇报道，有人将它与作家方纪追述延安各界在清凉山机场为毛主席赴重庆谈判送行的著名散文  《挥手之间》誉为合璧，并称姊妹。

　　全媒体时代，当移动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推动使新闻生产及传播已经实现人人都可“在场”、人人都能“目击”，在这个所有人均可“瞬时共在”的时代，从媒介发展史的角度回望这篇目击新闻的典范，我们会更加发现它隐于历史长河里的迷人辉光。

　　“重庆谈判”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举世瞩目。当时重庆地界的新闻媒体纷纷用《先生来了！》《到了重庆》《团结在望 国家之光—欣闻先生抵达重庆》《迎同志来渝》等大标题直接明了聚焦毛主席的抵达，对这个历史时刻，《新华日报》的报道是：“八月间充满了伟大的日子，伟大的新闻。本报发表了同志来渝的消息，重庆市民间是如何的激动，如何的洋溢着喜悦啊！本报门市部挤满打听消息的热心的读者”“人们在酷热中等候了两个钟头，但是每个人都遮掩不住由衷而发的喜色”“机门才开，就是一片鼓掌的声音。最前列就排齐几十位摄影记者的阵势”“摄影竞赛继续了二十分钟之久，赫尔利大使对毛主席说：‘好莱坞！’”“美国记者们像打仗似的，拼着全力来捕捉这一镜头”……对于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报道方式自然是多种多样，彭子冈选用了“目击式新闻”，她把一双慧眼当成摄像机、用一管神笔，将当时那个活动着的场景，永久地留存在岁月里，使得我们今天回头去读，依然如同身临其境，像跟随着她的笔触，就踏入了她当年踏入的那同一条河流。

　　“目击式新闻”也称“目击新闻”，是日本共同社在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一种新闻报道方式，强调记者深入新闻事件正在发生的现场，以观察为主要采访手段，采用时空交错的结构形式，通过描写记者的所见、所闻、所感，再现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优秀的目击新闻作品通常都有这样的品质：记者是现场和现场之外那万千受众的“中介”，记者的眼睛犹如摄像机的镜头，“拍摄”下随时间流动的一个一个场景、捕捉到场景中一个一个富有表现力的细节；记者的文字是“镜头语言”，引导着受众看到现场、听到现场，从而使受众感到仿佛自己就在现场。

　　世界新闻史上公认的运用目击式新闻的“选手”是美国记者爱德华·默罗，他的“目击新闻”的顶峰是他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彼时正是广播的黄金年代—1940年，美国有收音机4400万台，大约90%的家庭拥有一台或一台以上，且平均每天人们会花4个小时来收听。默罗的第一篇战争新闻是1938年3月12日，他向美国听众广播—在互联网和电视机问世之前，广播是唯一能直播现场的大众传播媒体—德军侵占维也纳，这次报道是典型的“目击”，被视为广播史上的首次“现场直播”。但这还不是默罗的最好，默罗最为人称道的节目是德军轰炸英国时他站在BBC大楼顶上的直播系列“这里是伦敦”。该系列不仅仅是用语言再现现场，还用同期声—飞机轰鸣和隆隆爆炸—告诉受众：“这里就是战场，你们同在战场，你们看，你们听。”

　　在目击新闻出现的20世纪40年代，电影已经深入世界发达地区的人心。以“这里是伦敦”为代表的目击新闻所要达成的传播效果，是要使报道具有电影（以及后来的电视）的某些特点，即变静止为活动、抽象为形象、平面为立体，使受众如亲眼目睹，如亲耳聆听，如身在现场。也因此，《先生到重庆》一文，像是彭子冈一边扛着摄像机，镜头一一扫过现场，一边报道说：“这里是重庆，这里是机场。”

　　目击新闻之所以要使自己具有“电影或电视的特点”，是因为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没有比电影或电视更能够“使人如临其境”的大众媒介。被誉为法国经典电影理论一代宗师的安德烈·巴赞在他的奠基性文章《摄影影像的本体论·电影是什么》一文里说：“作为复现手段的一种代用品，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它比几可乱真的仿印更真切—因为它就是这件实物的原型。”就“再现原物”而言，电影确实已经达到极致，但就新闻传播而言，电视更胜一筹，因为它最为完美地结合了“图像”和“即时”。正如电视的英语名称television前缀tele表达“遥远”，vision表达“视力、视野、画面”，意思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画面”，或者是“能让画面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东西”，这就使得“看”这个传播优势在电视的中英文名称中都得到体现。这也是德国人保尔·尼谱科夫发明对电视的发展影响巨大的尼谱科夫扫描圆盘的初衷，他写在发明专利申报书上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里所述的仪器能使处于A地的物体在任意一处B地被看到。”默罗作为广播明星顺应了这个“看”，他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将他深受美国听众喜爱的广播新闻节目《现在请听》变成了电视新闻节目《现在请看》。

　　从“听”到“看”，据有关科学家估计，电视输出的信息要比广播多39倍，这是因为电视能同时传递包含画面、声音、文字、音乐、音响在内的多种符号，它展现给观众的是一个由语言、表情、手势、环境、音响等多种符号构建的“真实世界”，而这种同时多通道的传播能使人以为它提供的信息就是那个真实世界的“自然复制”，从而实现“眼见为实”。传播学家、媒介技术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认为后续媒介都是对先前媒介之不足的补偿，这印证了《美国新闻史》里的一句话：“任何时候，只要现有的传播机构长期忽视了大批民众，那么最终总会有人设计出新的机构来满足这一需求。”而之所以“总会”，是因为人类对亲身认识并体验真实世界有着永恒的渴望，能听更能看的电视满足了人们足不出户即既为“顺风耳”又成“千里眼”的梦想，电视在1948年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仅花费10年时间就深入到86%的美国家庭，成为保罗·莱文森眼中大众化速度最快、程度最高的媒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电视的这种能“看”恰是文字表情达意上的短板。文字符号的最大特点是它们的能指与所指不仅分离且组合任意。关于此，现代符号学之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说：“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联结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认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这使得文字长于抽象和概括，弱于对“形象”的具体描绘。文字的“信息复原”需要借助信息接受者的经验和想象来一同完成，难以像摄影机镜头那样惟妙惟肖地还原报道对象。因此，为了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对于文字传播无法实现的效果，就需要借助其他种类的传播符号予以补偿。《先生到重庆》一文中，所有落在彭子冈笔下的她的所见，都是“画面符号”；毛主席说“‘很感谢’，他几乎是用陕北口音说这三个字，当记者与他握手时，他仍在重复这三个字”“张治中部长说：‘好了罢’。赫尔利却与、周恩来并肩相立，抚着八字银须说：‘这儿是好莱坞！’”等“同期声”，是“声音符号”；毛主席来渝“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他完全像一位来自乡野的书生”等，是“文字符号”；毛主席“拍着中文书面谈话说”，既是“画面”，也是“音响”；等等。彭子冈正是借用了抽象文字之外的多种符号多通道同时传播，使得《先生到重庆》具有电视传播的现场效果，成为目击新闻的典范。

　　《新闻的发明》一书里说：“人类想获取信息、想知道内情的，与人类社会一样古老。”这跟传播学鼻祖韦伯·施拉姆的观点一致，施拉姆在《人类传播史》中说：“早在报纸出现前，人类的生活中就有新闻……人类最早的部落会挑选机警、眼尖的人到山顶上守望，注意有无可猎食的动物或是敌方的战士，然后向部落回报其所见所闻。这些守望者即是人类最早的新闻记者。”“史前时代，旅行是最早的新闻来源之一，即使是短暂的旅游探险也不例外。在早期，当流浪者和旅人回到家乡时，周围的人一定会请他们讲述旅途见闻，而在人们见过的异乡人愈来愈多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也就愈来愈复杂。”人类的传播究竟从何时开始，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人类传播的历史长河中，传播媒介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要么努力压缩传播所需要的时间以实现信息的“保鲜”，要么努力减少传播中的损耗以实现信息的“保真”。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自人类的传播开始，受众对于新闻品质的永恒追求，一般不外乎两点：信息的新鲜度和它对事实的还原度，像某知名媒体的广告语：“最快的现场新闻，最全的现场记录。我是你的眼睛，我就在现场。”电视之所以形成了人类传播的一个高峰，很大程度上就像这句广告语的实践，它不仅做到“即时”，还通过多通道同时传播，将信息损耗降低到一个它出现之前的其他媒介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据相关资料显示，彭子冈写成《先生到重庆》只用了一个半小时，隔天就刊登在《大公报》的头版，这在当时是极快的速度，可算她的作品的“保鲜度”；而她的新闻的“保真性”，作家沈从文在评论她时曾把新闻比作“用人事写成的大书”，他说，那是有时间性的，然而，彭子冈的报道“即或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也毕竟是历史的真实”。

　　当互联网通过“拟人际传播”让我们似乎又回到了传播的最初，我们发现，口语传播仍然是人类使用最为广泛和频繁的传播方式，以口语为符号的人际交流也被公认为效果最好的传播方式。这或许是因为口语传播中受传双方都同时在场，瞬时接收手势、表情、语气、语音、语调等众多符号所共同传输的信息。尽管今天人人都可“在场”、人人都能“目击”，但提高新闻产品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需要记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同时“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