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探源长三角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突破了江淮丘陵和江南丘陵，滔滔江水在行将入海之处，孕育出一片花的国土，北折东下的江流在中国版图上宛如高昂的龙头。

　　这片长江下游的区域，被网民戏称为“包邮区”，而学名叫“长江三角洲”，地跨沪苏浙皖，如今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而在5000年乃至1万年前，当时的“包邮区”是一番什么光景？近年来，大量考古资料证明，长江下游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浙江省浦江县上山考古遗址公园有A、B两座展示馆，这里的“镇馆之宝”可能是全世界各个博物馆里“最轻最小”的一件。它是一粒炭化稻米，粒长3.732毫米、粒宽1.667毫米、粒厚1.723毫米。

　　但是，它也可能是分量最重的一件“镇馆之宝”，凝聚了1万年的时光，更是1万年前世界稻作文化在此起源的实物见证。水稻是世界三大主粮之一，养活了全球约一半的人口。

　　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蒋乐平研究员带队，在浦江县发现了上山遗址，出土了大量稻作农业遗存。2006年，上山文化正式命名，它是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文化，经碳14测年确定，距今最早已有1万年的历史。

　　“我们脚下的耕作层只有20厘米厚，移开这20厘米的土层，就好比回到了1万年前。”近日，蒋乐平在上山遗址北区向记者介绍了最新的调查情况，这里很可能留有上山时期的建筑遗迹。

　　目前，上山文化考古已经发现了21处遗址，蒋乐平说，多处遗址都有定居的迹象，这是人类走向文明的重要一步。对此，英国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教授傅稻镰判断说，长江下游的定居时代无疑从上山文化开始，此后的持续发展，最终催生了文明。美国斯坦福大学刘莉教授则认为，近东地区先有定居再有农业栽培，美洲先有农业栽培再有定居，而上山则是定居和稻作同时发生，这为研究文明起源提供了新的模式。

　　在与浦江相邻的小商品之都义乌，同属上山文化的桥头遗址出土了精美的彩陶，距今已有9000多年的历史，而在杭州市萧山区，距今8000年的跨湖桥遗址也有彩陶出土，两者可谓一脉相承。在桥头遗址，研究人员从陶器中发现了酿酒的痕迹，在墓葬中发现了保存较好的人类遗骸，蒋乐平推测，这里可能是先民举行祭祀或敬礼之处，且以酒为礼。

　　“这里的稻作农业世界第一，彩陶世界第一，有资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将上山称作“远古中华第一村”。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表示，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的进程是“万年奠基”，以上山遗址等为代表，当时出现了农业和定居村落。

　　生动写实的玉人、温润亮泽的玉勺、展翅飞天的玉鹰、活灵活现的玉龙……一件件玉器指向当时高度发达的治玉水平和先民们的聪明智慧。在安徽省含山县的凌家滩遗址，考古学家在一件玉人背后发现了直径约0.15毫米的钻孔，比头发丝还要细，堪称人类史前文明最尖端的科技和制造水平。

　　凌家滩遗址距今约有5800-5300年的历史，是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崧泽文化时期最大的中心聚落。目前已经出土1200多件玉器，数量之多、技艺之高、制作之精，相比同时期其他遗址尤为突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同心”奖牌的背面图案就融入了凌家滩双连璧的元素。

　　“玉见文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起源当中极为重要的独特文化现象。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研究员说，不同于西方文明将玉作为装饰器，中国玉器作为礼器，是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

　　而玉礼器制度到了良渚时期，达到了史前的高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研究员说，良渚对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物质层面的贡献就是玉器。良渚玉器不仅开创了“藏礼于器”的传统，也为中华玉文化的形成奠定基础。

　　琮、璧、钺、璜、锥形器、三叉形器、冠状器……良渚社会的一整套玉礼器系统，是维系良渚社会政权组织的主要手段和纽带。在环太湖流域以及长江北岸，多个良渚文化遗址都发现了玉器，不少玉器上都有著名的“神徽”。良渚古城发现者、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斌教授说，良渚先民认为玉是自然界中最美丽、最稀有的矿物，因此用玉来祭祀神灵，表现王权。

　　“玉礼器的发明，是长江下游对中华文明的一大贡献。”王巍说，《周礼》记载，要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玉琮和玉璧，就是良渚先民发明的。它们对中国古代祭祀体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陶寺、二里头、殷墟、三星堆、金沙等重要的遗址，人们都会发现玉琮或者玉璧。王巍说，它们的根源也是在良渚，良渚发明的玉礼器的系统，经过夏商王朝的吸收，向周围进行了又一次强力的辐射和传播。

　　2008年至2010年，南京博物院在江苏省张家港市金港镇南沙街道办事处东山村发现了一处崧泽文化时期的聚落，其中有8座崧泽文化早中期高等级大墓8座，且高等级大墓与一般小墓实行分区埋葬。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甘恢元副研究员说，从这批高等级墓葬的规模、随葬品数量和种类、大墓与小墓分区埋葬等现象分析，墓主的身份已非一般居民，而是高居社会之上的显贵阶层，具有王者的气象。

　　“中国最早发现社会分化的证据，是在长江下游。”王巍说，东山村遗址距今约5800-5500年，首次出现了贫富分化的证据。而在凌家滩遗址，考古学家同样发现了豪华的大墓。这一阶段，长江下游地区开始显现区域级的文明，进入古国文明阶段。

　　而继之而起的良渚文化，则是长江下游区域史前文明的高峰。刘斌说，在良渚古城，以宫殿为主的王城有3平方公里，王城外围的核心居住区有8平方公里，而水利系统所直接保护的范围有100多平方公里。王巍说，当时良渚的权贵或者说金字塔塔尖的人物可以组织大量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大型的公共设施，这是王权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

　　目前，已经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出现了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这就是良渚古国。在太湖北岸地区，江苏的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以常州寺墩遗址为最高层级的良渚时期的“四群”遗址结构，在上海的福泉山遗址，一对长约1米的象牙权杖，反映了良渚时期明显的社会等级差异，以及文明和社会的高度发展。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研究员说，良渚时期，长三角有良渚古城这样大的中心，也有分散的文化中心，福泉山就是其中之一。

　　良渚的考古发现，为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提供了坚实的证据。主持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王巍说，当时大家就是“把宝押在了良渚”。而长江下游早期文明为中华文明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涉及水稻栽培、独木舟制作、犁耕技术、玉礼器和瓷器制作等多个方面。

　　在远离的浙江嵊泗列岛，5000年前，良渚先民也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在列岛的主岛泗礁岛，考古学家发掘到了一处良渚文化时期的沙丘遗址黄家台遗址。负责考古工作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朱雪菲说，良渚先民从来到海岛，既要有探索精神，也要有航海技术，很可能是受良渚古国派遣而来。

　　而长三角先民对大海的探索还要更早。位于浙江省余姚市的井头山遗址，距今已有8300-7800年的历史，是我国沿海地区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遗址出土了大量先民食用后丢弃的贝壳，还有船桨、鱼罩等可用于捕鱼的工具。

　　而就在这两处遗址所处的区域，如今已经出现了两座世界级大港——洋山深水港和宁波-舟山港。井头山遗址考古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说，考古证明，早在八千年前，先民就开始适应海洋、利用海洋了，体现出了高超的智慧、能力和技术。

　　“这片区域的先民骨子里就有探索精神，以及锲而不舍的精神。”方向明举例说，同在余姚的施岙遗址是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而从河姆渡文化早期到良渚文化时期，曾两度毁于水灾，但是又被先民重新开垦出来。

　　“长三角文化之灵秀，从良渚时期的出土玉器中显现得最为鲜明。”陈杰说，要制作玉琮，不仅需要原料，更需要高超的技巧和精雕细刻的匠心，才能在坚硬的玉石表面描绘出精美迷人、繁复优雅的纹饰。这是当时长三角地区先进生产力“硬实力”的展示，同时也折射出江南文化精致优雅的特征。这种“文化基因”一直延续至今。

　　距今4000年前，长三角的史前文明开始转向衰弱。“这一时期的上海广富林遗址，就体现出外来文化、北方文化的强烈特质。出土器物和良渚文化器物完全不一样，相当粗犷。”陈杰说，骨子里面，江南就比较细致，注重对周围环境的观察，这种精致文化从孕育良渚文化的崧泽文化就开始，到良渚时期已非常鲜明。这是长三角“文化基因”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巨大贡献。

　　陈杰同时认为，如今的长三角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而它的史前文明也呈现出开放融合的特质。像崧泽文化，就是一种非常开放的文化，它与西北的“北阴阳营文化”、北部的“龙虬庄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南面的“河姆渡文化”都形成了双向和多向的交流碰撞。崧泽文化正是通过与周边考古学文化的不断交流，吸收它们先进的文化因素，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激发了文化的创新力和活力，使文化发展有了更大的灵活性，从而为良渚文化时期长三角地区史前文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2017年起，长三角三省一市的省级考古机构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开展了“考古中国：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的课题。陈杰说：“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永远只是局部。我们仍然需要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与论证，去探寻和发现长三角文化基因，让我们的认识更接近历史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