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的意义在于让自己活明白也让更多人活明白

　　当年刘传新受张春桥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黑材料。这名“青年工人”就是沈志华，因为他的母亲与叶帅的秘书关系密切。

　　学界有些学者，你是可以给他打上标签的，譬如高教授，因一本书成名，可以说是“一本书的高教授”，而如果要给沈志华下个准确的定义，这个，有点难。

　　难在何处？难在此人太过复杂。从经历来说，蹲过两次牢，后当商人，没有学历却成为现今著名学人——“唧唧复唧唧”得都有些过了；本来，从1993年他正式做学问开始，一直游离于体制之外，到2005年却突然宣布进入体制之内——“老大嫁作商人妇”。我知道用“琵琶女”来类比这个七尺须眉不合适，但我还真找不到什么更合适的说法来表达。

　　从学术研究领域来说，沈志华的面拉得很广，从苏联现当代的历史，到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大都很通；现在又热衷于搞边疆地理历史。他出版的书也是多种多样，你也不好用他的研究领域给他下个适合的定义。

　　可是，再难，也要给他贴上一个标签，哪怕生猛一点呢！于是，思维“生猛”之时，陡然想到了一个词：“游击队员”。豁然开朗。

　　“游击队员”一词，是别的朋友加在我身上的。前不久我应邀到一所著名高校作学术讲座，在该校工作的一位朋友宴请我。酒酣耳热之际，朋友告诫说：“你好好做你的编辑多好，干吗非要往学术堆里混。再混，你也是游击队员，我们才是正规军。”我恍然大悟：原来学界还有这样的划分。

　　到2005年进入所谓的“正规军”体制之前，志华做了13年学问，一直是三无——“无学历、无职称、无工作单位”，相对于“正规军”的学界来说，用“游击队员”来称呼他比我更具有典型性。以志华的研究领域尤其是中苏关系史看，他这个“游击队员”的学术成果，不但使“正规军”不太好意思继续云山雾罩下去，而且大量被他“收编”与他一道进行研究。

　　这与历史上“正规军”与“游击队”较量的结果相吻合——1949年，恰恰是“游击队”打败“正规军”的结果。由此说来，给沈志华贴上“游击队员”这个标签，岂止不生猛，简直十分贴切。

　　作为19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中的一员，他甚至没有受过多少正统的高等教育。至今，他还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生时的一次学术会议，宣读过论文后，与会的著名学者陈翰笙说：我打赌你没上过大学。

　　他并非没有努力过。但历史的车轮总是阴差阳错。1966年，他是北京市四中惟一一名体检合格的空军学员，结果因为运动爆发，他没有当成飞行员。1968年他应征入伍，成为一名海军航空兵地勤机械员。在众多的农村兵当中，这个来自北京名校的士兵很快便出类拔箤，19岁成为代理机械师。

　　坐在北京大兴李家场村的住处里，沈志华的目光穿过北京盛暑迷雾般的阳光，“我还记得，师长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沈啊，就这样好好干下去，你们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他回忆说。然而，1971年，由于被人诬告他“”时打死过人，虽然始终查无实据，军队依然让他复原了。

　　“航空兵的未来”成为了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一名锅炉工，沈志华一直处于苦闷之中。他后来回忆说，是父亲的一番话救了他。“他说，孩子，现在这个社会不正常。你还是要读书，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怀才不遇，而是当社会给你提供了条件和机会的时候，你却没有本事来为国家服务。”

　　沈志华一向对数理化情有独钟，于是开始自已复习初中课程，坚持每天学习四个小时，甚至自学了高中数学课程。终于，他等到了机会。

　　1973年全国招考工农兵大学生，他报考清华大学热力学系：“航空兵的未来”做不成，还可以成为“中国热力学的未来”。在华北电力网的所有考生中，沈志华四科成绩均是第一。

　　但历史就是如此吊诡，“白卷先生”恰在那次考试中出了名，并导致录取规则大变，成绩优异的沈志华没能上大学，取代他的是厂里一名四科一共只考15分的起重工。一气之下沈志华烧掉了所有数理化教科书，他开始思考社会问题了。

　　阅读已成为他的习惯。他开始研读经济学、哲学、历史、地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在大量阅读西方的史学著作和著名的传记后，沈志华产生了疑问：“怎么和我原来知道的不一样呢？”他奇怪，“原来都说是他们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可我看他们也是人家的爱国英雄啊！”

　　这种反差和随之而来的探索使沈志华开始对历史产生了兴趣。1979年，沈志华考入了中国社科院，攻读世界现代史硕士研究生。在导师的建议下，他将精力集中于苏联史，并由此决定了自己后来的学术方向。

　　他却没能够如愿毕业。就是毕业论文答辩前十几天，因为又一起冤案，他被投入监狱。出狱后，他下海经商，在北京街头卖过水果，在天津大邱庄办过农场，去深圳搞进出口贸易，又在广州帮人开过工厂，还在海南做过黄金生意。

　　十年之后，“小沈”成了“老沈”时，他终于下定决心：赚钱永远没有尽头，该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了。于是，中国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商人，多了一个颇为另类的史学家。

　　大同没有写到是，志华还有一次入狱。那是在1976年。 这年3月初，在广州出差的他就被召回北京，以“传播谣言”为由，收进监狱。

　　不过，让沈志华想不通的是，那时的所谓“谣言”很多人说过，为什么专门抓他呢？而且还被关了小号。谜底直到1977年9月27日才由《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揭开。报道说：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刘传新秉承张春桥等人的旨意，抓捕了一名石景山发电厂的青年工人，想从他身上整叶帅的黑材料。

　　志华就是这名“青年工人”。后来，在刘传新的私人档案柜里发现了“沈志华卷宗”，是张春桥亲自批的，“逮捕沈志华”。而且还被内定为当时全国16个重点案件之一。1977年底，志华获得了平反，但却错过了这一年的高考。

　　这一次入狱，是志华的资本；而1982年那次入狱，则成为他无法进入体制的“污点”。而那时，正是我们的社会高喊“挽救失足青年”的时候，但对于志华这样的根本不属于失足的人都依然拒之门外。他自成机构，透着一份无奈，当然也是一份执着。

　　志华是说干就干。从1994年起，他以这个机构的名义，组织了《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在社会上公开征集高水平的史学专著，每年进行一次评选活动，并聘请周一良、戴逸、齐世荣、金冲及等学术前辈及专家进行无记名投票评审，入选者由“基金”给以资助，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后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5年，第一批“文库”8本面世，志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礼堂举行了规模很大的首发仪式。记得有好几位学界和政界的领导都参加了。会后，他招待我们吃饭，说出了他宏大的设想：自出资金，到俄罗斯复制前苏联档案！

　　我为志华所感动，就想想写写他，在我工作的杂志发表。为此，我还专门正儿八经地采访过他一次。但后来因种种原因，采访的录音带一直放在箱子里。这次写他，也算是还多年前的债了。

　　1995年“文库”首发式后，志华就把去俄罗斯复制档案就提上议事日程。可对于一个“游击队员”来说，别说去俄罗斯，就是在国内乘坐飞机还要单位开介绍信；更何况到俄罗斯去那些繁琐的手续。

　　志华没有主意，但他有号召力。他邀请了几个中苏关系史方面的专家，就去俄罗斯收集档案的事项进行论证。专家一致赞成他的主张，但对于诸如他目前“三无”的现状也难以改变。因此，大家认为，以他个人之力去做这样一件大事，困难实在难以估量。

　　志华首先解决的是一个“单位身份”。 他去找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王忍之。 王很支持他。 两人商定，以社科院出名义，由志华出钱，成立档案收集整理课题组。 志华所有的对外活动，就有了“单位身份”。

　　然而，到了莫斯科之后，他们发现，尽管苏联变成了俄罗斯，但既往的官僚行政体制并没有多大改变，他们遭遇了如同国内一样的低下工作效率。志华后来回忆说：“档案馆的人员一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上班，9点上班，11点才开门。1时就要午休；下午2时才上班，4时就要关门。按照这样的速度，要完成查档的使命，半年、一年的时间都不够。”时间成了问题，而时间的问题最后还会再变成金钱的问题。

　　而且，俄罗斯好像要靠这些东西赚钱，档案复印费价格高得出奇。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一页一个美金；而在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则需2.8美金。而同样的复印，俄罗斯学者则便宜许多。

　　如何解决时间和节省金钱。“我灵机一动想个招，咱们雇学者干。他们国内学者收费便宜。我们买了几本档案指南，复印了大量的目录，挑出我们需要的。然后走访各研究所，找人，找愿意干的。那时候带了好多二锅头和茅台。酒过三巡，人兴奋起来，喝完酒，非常活跃，大家谈得非常诚心。每人我先发300美金，大家很高兴。”

　　付出了复印费和每人数百美元的劳务费，但却省去了许多时间和意想不到的麻烦。每每谈起自己“抖机灵”的功效，志华都眉飞色舞。

　　这次莫斯科查档，收获巨大，但也留下了不少遗憾。俄罗斯档案的全面开放始于苏联解体前后，由于档案开放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纠纷，志华查档的时候，俄罗斯的档案开放政策已经开始收缩，他希望搞到的一些档案没有搞到。

　　对于这些遗憾，志华没有灰心。听说美国的不少档案馆和学术机构，在俄罗斯档案全面开放的时候已经抢了先机，复制了不少档案。1997、1998年，志华又和社科院学者两次赴美，收集美国早期获得的苏联档案，两次下来，一共带回十几箱。几年下来，1.5万余件档案的收集、整理和翻译，耗资140余万元人民币，全是志华一人负担。志华和夫人李丹慧还曾自费沿中苏、中蒙边界各省区走了一圈，去了所有的省级档案馆和重要市县档案馆，搜集研究所需的资料。

　　从俄罗斯回来后，志华在大兴自己家中组织一个翻译班子，进行翻译。偶尔同他见面的时候，这些档案就成为他津津乐道的话题，还邀请我到他家里看一些翻译出来的档案；甚至有一次还提出，希望我能够帮他做做档案翻译的管理工作。我因那时《百年潮》初创伊始，抽不出时间给他帮忙。

　　不过，当时任《百年潮》副主编的杨奎松兄，则利用一些翻译出来的档案，写出《毛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和《张学良的“不归路”》等系列文章，在《百年潮》连载，反响极大，甚至惊动了上层，使初创的杂志很快影响极大。可以说，有志华的大功劳。

　　当时，我对志华特别赞赏。在历史圈里混的人都知道，掌握新材料，就意味着掌握了发言权，也意味着你有了一个研究的地盘。一般说来，很少有人将自己的材料提供他人进行研究。而志华竟然这样地无私。他说：“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的发展。”

　　为此，翻译出来的档案材料，志华分门别类地汇成专题，自费印刷成大16开本，每本编号，送给进行这方面的学者进行研究。我不做这方面的研究，只是喜欢而已，他每次都送我一本。

　　简单地说，“二重证据法”是指“纸上之材料”（古代文献）与“地下之材料”（考古发现）互相印证，以还原历史。

　　对于志华而言，“二重证据法”则指中文文献材料和苏联档案材料（除此之外，他偶或还加上口述材料）。在他的研究成果中，“二重证据法”痕迹非常明显。

　　在志华所著《毛、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中，看到的是中俄两国最新公布的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是翔实、客观的史实陈述，以及由此做出的推论——这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阻隔了大国之间的对话和沟通，使各方陷入了理解的盲点，在处理国际事务和相互关系时根据直观的错误判断采取了错误的决策和行动。

　　在论及中国出兵朝鲜决策的是非和得失时，志华通过对中苏两国文献的相互比证指出，如果在1951年1月13日，即中队入朝不到3个月、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后，屯兵三八线附近，接受联合国提案开始停战谈判，那么“无论在、外交还是军事上，都对中国极为有利”。但是，因为毛设定了超越现实的战略方针，错过了这个机会，而导致中国从人员伤亡到、外交、经济等各方面，都付出了本不应该付出的多余代价。

　　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中苏关系破裂始于苏共二十大，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并以“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为导火索等等。但志华通过比照中苏两国的档案，发现其实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关系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而“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也并不存在侵害中国主权的问题，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的主张是苏联鉴于中方要求援助而提出的，目标是针对中苏的共同敌人美国的，其根据恰恰是中苏军事同盟的存在。

　　从现象上看，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赫鲁晓夫要求的是共同行动，而中国此时需要的只是单向援助。无论如何，会谈的结果是妥协而不是——苏联做出让步，基本上按照中国的条件达成了协议。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极其复杂，从中苏两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分歧、到的性格、及至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等，都注定了中苏关系破裂、甚至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结局。

　　志华对“二重证据法”的广泛运用，开拓了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局面；反过来，随着他研究的深入，也会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二重证据法”重要价值和运用方法。

　　需要说到的是，促使志华把“二重证据法”发挥到极致，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他“游击队员”的身份。

　　作为“游击队员”，志华游离于体制之外，因而也少了许多体制上的束缚。现时的“正规军”学术体制的弊病，想必在这个圈内外的人都有感受，不消多说。志华作为“三无人员”所做的研究，不需要主管部门层层审批，不必遵守每年发几篇论文的考核标准，这倒使他少了诸多的意识形态的、条条框框的束缚。

　　志华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书生”。西方有个名词——独立学者（independent scholar），说的大概就是这种人。做一个书生，就是凭学术规范做事，凭学术良心说话。因此，他眼里只有“二重证据法”所比照出来的历史事实。

　　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沈志华以“三无人员”受聘担当主任之职，并成为该校终身教授。“游击队员”被“正规军”“招安”，一时成为学术圈内的一条新闻。

　　“其实，哪里是被正规军招安？要说招安，这么多年来，你招安了多少体制内的学者？”与志华谈起这个问题，我说。志华解释接受这个职务的初衷：“体制外的学术研究固然自由，依我所掌握的材料，我的能力，我也还可以写出不少东西来，但我总觉得这还不够。我已经60多岁了，还能干几年？为私，我希望能培养出自己的学生；为公，我积累了这么多年的资料，希望能为更多的人所使用，这都要依赖体制内的教育来完成。”他又开玩笑说，“当然，我赚的钱也快花完了。”

　　前半生，档案砸掉了沈志华的饭碗；后半生，档案成了他的精神食粮，人生中的大悲与大喜都与档案密不可分。他经历过癫狂的岁月，他是历史的“代言人”，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但正如沈志华老师所一直提倡的：历史学家的意义，就在于让自己活明白，也让更多人活明白 ，他用自己传奇的一生践行了这一点。

　　他凭着一手的解密档案和对历史的敏锐嗅觉，现如今成为中国冷战研究“第一人”。并以其勤奋、执着和对历史的挚爱书写了中国史学界的传奇。可以说，他凭借一己之力“改变”了历史。如果没有他的这些档案，历史会是另一番模样。

　　沈志华身上那些故事，再复万言，亦难穷尽。但要了解沈志华，只看他闲谈时的寥寥数语，或者听他的传奇经历，终究是隔靴搔痒。还需要回到他的作品。

　　在书中，他写的是中国历程，放在读者眼前的却是20世纪国际格局的风云变化，是拓宽历史视野，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变的绝佳之作，也是赠送给喜欢历史的亲友和长辈的礼品书。但沈志华老师的作品，比如他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中苏关系史纲》等，因种种原因，网上已经几乎绝迹。

　　注：原文发表于 《档案记忆》，原文标题：我眼中的沈志华——“游击队员”收编“正规军”，作者：徐庆全 。本文有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