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25张图极透彻理解中国经济

　　本文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斌2023年2月11日，在中欧FMBA课程活动上分享的主题为“从历史视角经济”的演讲精编，经作者审阅后发布。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正和岛立场。希望对你有所启发。

　　最近3年，讲起宏观经济，我越来越觉得长期比短期更重要，如果被短期的某些现象所迷惑，就会失去对中长期的考量。

　　今天我的演讲内容主要涉及4个方面。首先是回顾中国经济的历史沉浮，即中国经济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地位以及变化；第二是新中国的经济发展历程，即新中国成立以后所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第三是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最后是对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展望。

　　当年蒙古人扫荡世界，成吉思汗在中国建立了元朝，把其他打下来的土地分封给他的儿子、孙子，其中一个孙子在印度成立了莫卧儿王朝（英文意思就是蒙古王朝），其后人统治长达四五百年。

　　1700年后的几十年中国处于清朝的康乾盛世，经济和人口有了很大的增长。过了120年，到1820年清朝道光元年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全球的1/3。人类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国家达到过这个水平，后来美国经济总量的峰值也才占全球的27.5%，整个欧洲加在一起最高占比是29%。

　　这些数据是由英国经济学家麦迪逊耗费一生精力估算出来的。当然，GDP这个概念是在1937年才由一个美国经济统计学家发明出来，平时我们用市场汇率来衡量GDP，但如果从较长的历史维度来看，需要看购买力平价（PPP），也就是当时人们的收入所对应的商品。

　　虽然没有历史数据，但麦迪逊在浩瀚的历史文献中找到了估计这些数据的信息，比如宋朝大概有多少人口、多少粮食、多少政府税收，等等，再从这些数据反推当时世界各国的GDP。

　　虽然他已经过世，但是他建立的麦迪逊数据库还由他的学生在更新、维护。全世界研究古代经济的学者，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开这个数据库。

　　我们可以看到，1700年，世界“三足鼎立、四分天下”——三足就是中国、印度和欧洲，四分就是大家的份额基本上都是1/4。这距离现在只有300年。

　　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GDP总量衡量的是“社稷”，也就是国家的经济总量，而“民”是所有人的总和，其生活水平可以用人均GDP来衡量。下图是以1990年美元计价的人均GDP来衡量当年对应着何种程度的生活水平。

　　红色标出来的数字都在600左右。（人均GDP是从生产角度而言的，从收入角度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国民收入不是落到人民口袋里的收入，而是包括政府的税收，落到口袋里的叫做可支配收入）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以8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就是人民币月均400元【（600*8）/12】，如果说一半被政府拿走，那一个人每月要想吃饱肚子平均大约需要人民币200元。人类在农耕时代大致就是这个水平，这是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提出来的。

　　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是指，经济增长速度超不过人口增长速度。也就是说，随着经济总量增加，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反过来经济总量增加。但这样的循环最后就是一个“陷阱”，因为最终的结果必定是每个人都在一条生存的基线上。

　　如果用麦迪逊的数据，把600美元指数化为1，就可以看到，全世界的人均收入在1800年之前的两千多年差不多都在这条线附近。

　　工业基于的是科学。在科学之前的农耕时期，人就是为一口饭劳累，这也是《圣经》刚开始的时候讲的，人是因为偷吃了禁果所以被罚永生劳苦。

　　西方的科学首先是在中世纪发轫，然后到文艺复兴时代，有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最终集大成。我们常说，一个国家如果要想引领全球，不光要GDP最大、导弹最厉害，还要为人类提供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这才是一个世界领先的国家。

　　1720年工业首先发生在英国。从瓦特改良蒸汽机开始，到1820年左右英国完成了工业；然后是法国、德国、美国，这些国家都相继实现了工业化。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现代化。周恩来总理在197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的现代化，到时期基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

　　没有办法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还会陷在“马尔萨斯陷阱”里。所以近代两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大分流的历史。

　　从这张图里可以看到，秦始皇建立统一体制之后，中国在经济方面基本上是全球老大，主要原因是人口多，印度也一样；但1820年以后，我们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美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有意思的是，印度跟我们还是差不多。

　　虽然中国和印度在古代是世界经济的老大老二，但今天来看，这种老大老二是低水平的；只有推动现代化才能走上去，而现代化没有工业化是走不上去的。

　　在亚当·斯密的时代，经济学被称为经济学。我们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可以看两条线：一条叫经济线，一条叫线。如果只看一条线，很多问题就都不能理解。

　　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他于1776年写的《国富论》，对1760年英国工业发生后的资本主义进行了基本分析。

　　资本主义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谁有效率谁是王，所以效率至上。但这一定会造成很大的不公平，即便起点是一样的，由于运气或者其他因素，一部分人会获得生产资料、资本，有生产资料之后就可以赚更多的钱。

　　又经过100年，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丑陋，认为这个制度是不能持续的，因为它太追求效率了，牺牲了公平。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让人变成机器，也就是异化。资本主义追求效率，所以每个人都是螺丝钉，但马克思说我们是人，不是机器，人的本质是要自由，自由地思想、自由地生活，所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关键词是自由。

　　但这是一个假说，它的落地是有条件的，是当资本主义非常发达、物质很多的时候，才能把这个制度建立起来，因为只有物质足够丰裕，才有自由生活的可能。

　　而所谓的线，可以简化为效率与公平的斗争，理解了这个线，你就理解了今天的中国、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很多事情。

　　在经济线里，有很多变量，比如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人口红利等。我用的这个框架是美国的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他用他对历史和经济学的研究，提出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或者成长有5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经济起飞，他是第一个把take off这个词用在经济学里的学者，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常用词汇；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称为传统经济阶段，它的特征就是城市化率低、农村人口高；

　　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这个阶段，称之为起飞准备阶段，开始有一些工业化，积累了一些资本；

　　从1992年的南巡（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到2008年，也就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称之为经济起飞阶段，这里面经历了两次起飞，一次是南巡带来的市场化，另一次是2001年的入世；

　　2008年到今天，我们已经结束了起飞的阶段，走向一个成熟的阶段，同时也在走向消费主导的阶段。

　　传统时代很清楚，从下图可以看到，我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82%左右，也就是城市化率一直维持在18%左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内没有什么变化。

　　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而中国错失了这个机会。尽管我们在1960-1976年期间也取得了2.6%的人均GDP增长率，但是相比日本、新加坡、韩国，还是低了不少。

　　1960年的时候，中国是一个穷国，人均GDP在全球有数据可查的101个国家中排名第85；到1976年，同样的101个国家当中，中国排名第92。所以中国虽然在增长，但人家增长得更快。

　　一个国家的GDP潜力取决于那个时间内有多少的资本（K）、有多少的劳动力（L），以及资本和劳动力使用的效率A。我把GDP拟人化为“智商、情商”——智商就是天赋，对国家而言，就是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而情商就是有了智商以后能不能用好？用得有多好？这个情商就是一个资源配置效率。

　　我曾经总结出两句话，经济决定趋势，决定拐点。一个国家的智商、情商，就是经济线，经济线决定了趋势，而当年做的就是改变了这条路径，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了原来的路线。解释自己能够改变中国路径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其他的路好走了，大家达成了共识朝前走，改革开放，历史走到了拐点。

　　当时中国人多、有基本的识字率、基本的健康水平，这些都成为了中国的“智商”，剩下要做的就是提高情商，改革开放让大家为自己干，让外面的好东西进来，并且还有“赶超红利”，也就是越落后，开放以后能学的东西反而越多，学的速度反而越快。

　　南巡时，提出了“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需求侧短期是“三驾马车”，而长期我将其分为内需跟外需，中国经济此前的增长，靠的就是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的成功，因为中国储蓄率高，加上外商投资，所以中国的资本多，就可以实现高投资，再加上廉价劳动力，中国就能够生产出质量不错、价格特别便宜的东西，所以成为了世界工厂。

　　但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如果储蓄是40%，消费就是60%，但如果储蓄和消费各占50%，就是高储蓄对应着低国民消费，剩下的就放在存货里。而GDP是一个生产概念，只要生产出来，就算GDP。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喜欢造桥修路，他的业绩就是GDP，不管有没有商业价值，反正造出来就是GDP。但如果只是这样的话，经济还走得起来吗？这个就叫内循环。所以我们是运气好，全球市场把中国生产出来的东西给“吃掉了”。

　　全球最开放的经济体是美国，从1992年到2008年，这将近16年间，美国经济增长达到了3.5%-4%。全球化和美国经济高增长赋予了中国经济依靠外循环实现腾飞的机遇，所以说，成功既要靠智商和情商，也要靠运气。当然，运气不是你能决定的，但是运气来了，你需要去抓住。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国际上各种保护主义开始盛行，时始转弯，不再线性延续，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从2012年到现在，也10年有余了。

　　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以后，需要新的动力，但这时驱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像飞机引擎一样，慢慢停了下来。因为人口红利和投资驱动力都是有拐点的，更为关键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在2008年之后开始负增长。

　　假设原来劳动力推动经济增加了2%，资本推动经济增加了3%，两者总的贡献是5%，但是经济增长了8%，所以全要素生产率是3%；但现在劳动力贡献2%，资本贡献4%，加起来6%，经济却只增长了5.5%，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为-0.5%，效率不如过往。

　　在这个背景下，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我个人认为，中国式现代化前面的中国式是希望兼顾效率与公平。

　　比如，日本的新闻社在二十大新闻发布会上就问，“中国式现代化”到底是什么意思？官方解读给出了5点，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此前全世界还没有产生过，西方的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让强者吃弱者，造成了不平等，甚至是不符合伦理道德的不平等。

　　最高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达到比西方更高的效率，但是同时又要做到公平。中国应该为人类社会做出它独特的贡献，探索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有一个英语词汇叫“cut through”，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曾说到，做慈善并不是有一笔钱就把这笔钱拿到非洲去，要做的是cut through。

　　伯南克也多次提到过这个词，他曾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后来担任美联储主席，卸任以后普林斯顿大学请他在毕业典礼上做演讲。他说我原来是个学者，很多事情我也不懂，实际上货币政策的每一步都需要去cut through。

　　什么是cut through？我觉得“穿凿”是一个很好的翻译。你要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把它的路径先想清楚，然后你到每个地方，都要知道这个地方怎么穿凿出一条路。

　　我在想，我们现在讲的顶层设计，需要有穿凿，还要有预判，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了预判、有了穿凿，一个好的政策才能真正落实好。

　　现在来看，今天的世界又回到了中国、美国、欧盟的格局，印度暂时还较小。曾几何时，中国、印度最大；又曾几何时，美国最大，中国、印度小了。现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美国还在我们前面，而中国的趋势还在朝前走，这个结局还未有定数。

　　关于中国经济的“智商”，我认为关键在于人口活力。人口活力来自哪里？前段时间爆红的电视剧《狂飙》，里面的男主角叫安欣——“安心”其实就是现在最重要的经济变量；中国人是最能干活的、是不愿意躺平的，他们需要的是安心。有多大的安心，中国经济就有多大的发展。

　　关于中国经济的“情商”，我认为关键在政之有为。效率提高的一个途径是技术进步；尽管我们离美国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中国的技术在很多领域已经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提高“情商”最关键的还是要有“有为政府”。只要政府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去了，我们离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也就不远了。

　　作者介绍：许斌博士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吴敬琏经济学教席教授。他于1986年和1989年获复旦大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5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加入中欧之前，许博士任教于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商学院并获终身教职。他还曾任教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并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咨询。

　　许斌博士的研究着重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跨国企业在中国的战略，以及新兴市场的贸易和金融问题，其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国内知名学术刊物，因其被高频引用，许博士在2021年和2022年荣列英国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发布的“中国高被引学者”榜单。许博士著有《国际贸易》和《活用宏观经济学》两书，并担任《中欧前沿观点丛书》的创始主编。

　　许斌博士在中欧讲授宏观经济学，中国与全球经济以及国际金融等课程，并受邀为跨国公司和国内企业的高管做关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的演讲。许博士曾4次荣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优秀教师奖 ，并于2019年荣获中欧最高教学奖项“中欧教学名师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