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在文学照耀下的第三世界

陈映真：在文学照耀下的第三世界人与蛇的爱情电影 王逸凡/文 陈映真曾经用他那沉郁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朗读过自己的小说《铃铛花》。当他追溯往事的踪迹，高东茂老师的面容无从清晰地想起，但那双仓皇的、忧愁的眼睛，却历历如在眼前。在一

王逸凡/文

陈映真曾经用他那沉郁而富有磁性的声音，朗读过自己的小说《铃铛花》。当他追溯往事的踪迹，高东茂老师的面容无从清晰地想起，但那双仓皇的、忧愁的眼睛，却历历如在眼前。在一部悼念陈映真的纪录片中，原本对高老师眼睛的描述，配上了陈映真的一张照片。画面中的他眉头微皱，目光炯然，仿佛在审视前方的世界，内心已做好应对一切的准备。在2016年逝世后，陈映真归入高东茂的生命序列，成为后人感怀的历史坐标，并留下许多值得反复探究的文学资源与思想遗产。

某种意义上，谈论陈映真具有相当难度。谈论的前提是进入对象内部并理解性地把握它，但当对象被他所置身的社会历史深刻形塑，他又以全部的身心热情投入于其中时，谈论本身即潜藏着由轻易带来的危险。出生在台湾本土的陈映真，以其一生的求索与思考，有意识地将自己放置在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脉络中。如果不对整片森林的地理风土怀有浓烈的探索欲，我们又如何去勘探其中一株大树的构造纹理？借用赵刚的话说，阅读陈映真需要一种“进入历史的能力”，要有勇气与肺活量进入黑暗的、葛藤缠绕的、没有现成路径的、充满沼气但也有最新鲜的空气的历史丛林。陈映真当然不会对自己的读者设置过高门槛，如今三卷本小说全集由理想国出版发行，为的便是祖国大陆的年轻读者终有机会一窥究竟。在这个仍被新冠肺炎疫情侵扰、重塑的2020年，陈映真虽姗姗来迟但归来未晚。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正面临新的国际格局，那么我们又有何种依凭走出一条生路？阅读陈映真，体察陈映真一生走过的道路，也许会给未曾经历过真正风雨的当代中国人提供思想上的航标。

1937年，陈映真出生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苗栗县。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而后发生于1947年的“二·二八”以及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施行的“白色恐怖”，不仅在岛内造成严重撕裂，也使得两岸之间逐渐陷入由国共内战和美苏冷战共同构造的分断状态。十岁出头的陈映真已经拥有一颗敏感的心灵，他看见了复原回国的日本兵、遭受军警毒打的外省商人，以及给牢中亲人送饭的农村老妇。那一段“白色的、荒茫的岁月”所赋予陈映真的，不只是事后对人间弱小者和边缘人的温柔且坚定的关心与书写，还帮助他建立起理解台湾及两岸命运，思考中国如何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生存、中国人怎样富有尊严和责任心地生活等问题的视野。陈映真左手写小说，右手做各类评论文章，从2017年出版的二十三卷本《陈映真全集》来看，小说甚至只占所有文字总量的八分之一。如同众多评者遗憾于鲁迅没能写出更多伟大小说，文学地位类似俄国的果戈理而低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亦有不少人疑惑陈映真为何将自己的大量精力投身社会、政治运动。最不理解陈映真政治追求的人，可能恰恰是最敬重陈映真文学才华的人，然而若忽略陈映真文学最为内敛的用意，又如何真正称得上敬重呢？

在《后街：陈映真的创作历程》中，化名为许南村的陈映真，通过第三人称的手术刀笔法冷静解剖自己。1958年，来到台北读大学的陈映真，在牯岭街的旧书店发现了喑哑无声、被政治禁绝的祖国，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小说，《马列选集》《联共党史》《红星照耀中国》……正对世界充满困惑与不安的陈映真，经过对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和社会科学作品的阅读，触碰了1950年代台湾白色恐怖的“空泛、欺罔、粗暴和腐朽”，而他自己愈发“激愤、焦虑和孤独”。从其早期小说来看，无法言说的苦楚与大量的死亡阴影几乎笼罩在每个人物身上。处女作《面摊》颇似鲁迅的《药》，里面有位深受病痛折磨的孩童，眼睛始终注视着橙红的早星。陈映真使用文字的诸多手法，看似应当时在台湾流行的现代主义思潮而生，但其实质的内涵潜藏着他对人间生命的体贴和关照，背后承担着沉甸甸的历史重量。而那颗橙红的早星所具体指涉的，只有到今天才能看得分明。“现实中的恐惧和绝望”能从文本表面直接跃出，但“梦想中的遍地红旗”却是青年陈映真想要开口而不得的内在憧憬。1961年，陈映真大学毕业，那年他连续书写《猫它们的祖母》《那么衰老的眼泪》《加略人犹大的故事》《苹果树》，混杂着马克思主义和基督教信仰的神秘关系；1962年，陈映真到军中服役，接触大陆而来的下层士兵，体会国共内战和民族分裂带给人的创痛，进而在1964年写下名篇《将军族》；被捕入狱之前，陈映真在思想和行动上愈发激进，他努力追寻海峡彼岸传来的革命的微弱声部，并逐渐褪去阴郁、感伤的叙述笔调。

在《唐倩的喜剧》里，陈映真嘲弄式地批判将存在主义、新实证主义的抽象理论挂在嘴边的“读书界”人士，揭露其言语和举止的不相协调。回顾陈映真在1960年代走过的思想行迹，我不禁慨叹，对他来说，生长在台湾真是“生不逢时”。“全球六十年代”的共同氛围，深刻塑造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和欧美左倾的年轻人，并赋予其激动的心和投身社会改造的热情。

余波荡漾至处在冷战前线的保守化的台湾，陈映真成为了罕有的能够接收到信号的人。

1968年，陈映真被捕入狱，判处十年徒刑。1975年，因蒋介石去世特赦减刑获释。七年狱中岁月对他影响至深，陈映真首次遇见白色恐怖时代被抓捕、投狱，在黑暗中度过二十年韶华的政治犯，遇见了真实的高东茂老师们。他在旧书店所购禁书的扉页签名者，正是这些“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籍不分大陆本省，不惜以锦绣青春纵深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近些年经由蓝博洲等人的史料挖掘工作，《幌马车之歌》《台共党人的悲歌》《红色客家庄》《寻找祖国三千里》等历史作品的出版，今人才得以瞥见天地玄黄之际，不只有“大江大河”“南渡北归”式的台湾及两岸叙事，而更存在着受到革命感召、以国家新生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活生生的历史主体。显影在屏幕上，侯孝贤《悲情城市》里梁朝伟饰演的哑巴林文清的沉默，正是那被湮灭、掩盖的阴影。尽管陈映真曾含蓄批评侯孝贤作品在知性层面的“意义的不在”，但侯仍会认为“我若在早年认识他，可能他拿枪我也跟着拿枪了”。历史的机缘稍纵即逝，因为被困在狱中，陈映真与受1970年代保钓运动激发而起的台湾左翼青年擦肩而过，使得原本就气脉薄弱的台湾左统思潮，没能建立起上下贯通的历史传统，无法成为主导性的社会能量。而对岸的一系列实践，引发了陈映真信仰和思想的危机，也构成其后一系列视野、思考、感受的调整得以启动的核心关键背景。

出狱后的陈映真，面对的是改天换地的台湾社会。尽管中美邦交正常化对国民党治下的台湾影响巨大，但由于顺应全球化产业转移趋势等各种有利条件，并以土地改革与产业政策为手段，台湾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腾飞，晋身为受人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然而陈映真在1985年《人间》杂志发刊辞中这样描述经济成就背后所付出的精神代价：

“二十多年来，由于整个社会的勤勉工作，我们已经在台湾创造出一个历史上前未曾有的、富裕、饱食的社会。这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成就，也使我们付出了一些代价。那就是因为社会高度的分工组织化，造成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一个生产部门与另一个生产部门之间、一个市场与另一个市场之间的陌生与隔阂。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往日深切的、休戚相关的连带感，和相互间血肉相连的热情与关怀。”

“此外，在一个大众消费社会的时代里，人，仅仅成为琳琅满目之商品的消费工具。于是生活失去了意义，生命丧失了目标。我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庸俗、肤浅；我们的精神文明一天比一天荒废、枯索。”

与此前阶段不同的是，1980年代的陈映真不再仅停留于文学，尽管作为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小说家，他在华盛顿大楼系列篇章（《夜行火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中依旧展示出夺目的冷峻与深切的忧情。此外，陈映真对跨国企业的精到描摹、对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深度开启、对大众消费社会问题的穿透揭示、对民族分断和“台独”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早已超越一个文学家所能达到的界限，展示了他充沛、旺盛的把握时代课题的能力。1985至1989年，陈映真和他真诚、努力的朋友们，依托《人间》杂志，用具体可感的图片和文字唤起人们的情感，让人们对他人与社会的关心重新苏醒，使一种更具人性的生活和社会重新变得可能，从而改变社会生活过于被工商、金融逻辑主导，日常生活过于被消费主义笼罩、侵蚀的日渐不堪的状况。当他意识到彼岸的社会主义实践无法在台湾移植生根，革命自身亦面临着此前被过度理想化而遮蔽的内在困境时，陈映真没有陷入后革命时代常见的虚无主义情绪，反而将受到拷问的理想主义置于更为不可或缺的基底，以更具建设性的介入方式，力图使台湾社会更加公平、正义，台湾人的精神状态更为饱满、充实。主持《人间》杂志期间的陈映真异常忙碌，他说自己“形容开始枯老，两鬓开始布霜”，然而骄傲地认定：“我却有这时代中难有的希望和幸福之感。”

在探索现代化方案的意义上，步入工商消费社会的台湾成为1980年代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参照对象，两岸间的敌对关系也转向有限度的交流状态，急于“告别革命”、拥抱世界的中国大陆开始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本应担当起反思和批判责任的知识分子，也以未经省察的现代化迷思指导着自己的思想意识与知识工作。回到陈映真，他忘不了1990年代在大陆开会时与张贤亮的相遇。张贤亮希望全世界投资商赶快来宁夏“污染”，只有“污染”才能使当地脱贫。陈映真会后找张贤亮交流探讨，可张却说两个男人在一起不谈女人却在谈国家命运民族前途，是一件多么晦气的事情。王安忆能够看出陈映真眼中的失望，却总觉得自己追不上能在一个岛上胸怀世界的“落伍者”。若将这些在新时期文学史留下重要印记的作家与陈映真互为镜像进而反观自身，我们再怎么强调陈映真的重要意义也不为过。如何判断中国及其文学近四十年来的发展道路，既需要深入中国的内部，以触及其肌理、构造，同时还应建立同时代相互关联、彼此映衬的参照系，在丛状网络中定位并理解自身的位置。从此角度观之，作为思想型作家、知识分子的陈映真，理应被当代中国知识界投注更多心力，以充实今天应对新一轮变局的精神资源。

2001年，陈映真写下最后一篇小说《忠孝公园》。从母亲怀里的小孩子望见“橙红的早星”，再到绝笔之作中描绘公园内的“我是谁”之身份疑问，他用一辈子的时间不倦求索，真正诠释“为己之学”与“人的文学”。2006年，因身患重病，在赞许曹征路小说《那儿》、批驳龙应台《文明和野蛮的辩证法》之后，陈映真终止了文笔生涯。2016年，陈映真在北京逝世，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一段人生、一种精神、一个时代正式落幕。但是，五十年来陈映真对如下问题的追问仍在深刻困扰着今天的世界：如何面对殖民时代的遗留？怎样疗治冷战、民族分断与白色恐怖造成的精神创伤？以及更为切近和急迫的：我们如何处理跨国资本主义对于在地人民的主体创伤与社会扭曲？这些命题的背后更是承载着大哉问：“究竟人该当如何活着？”作为颇具异质性和参考价值的历史主体，陈映真的思想和实践活动，蕴含着对“短二十世纪”的能动作用，他的思考与求索构成了当代中国史的内在要素，同时也是当下重新反思历史经验、打开历史丰富性的契机。

令人感伤的是，陈映真毕竟渐渐远去了。他曾说鲁迅给了他一个祖国，借用《乡村的教师》里的描述，那个祖国曾经贫穷而肮脏，那个祖国的人民曾经愚而不安。但面对这一切的不理想，陈映真没有将之本质化。他绝不戴优等生的殖民者眼镜，不曾拥有仅以自己的尺度打量并改造世界的启蒙者心态。也许可以说，陈映真在彼岸的海岛，强韧地接续上了20世纪中国革命最值得珍重的历史经验资源。不仅如此，除了从穷困中挖掘希望的种子，他还在富裕里找寻超克腐败的方法论。小说《山路》所描述的同样“奔走于暗夜的台湾”的国坤大哥，使得蔡千惠警醒地发现自己早已困入“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状态，而她对自己的不安，也连带出更为沉痛的质问：“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陈映真生前的最后岁月栖居于中国大陆，他没能葬在为之奔走奋斗的台湾。这是他主动做出的选择，选择本身即包含了对上述质问的回答：“如果要他重新活过，无疑仍然要选择去走这一条激动、荒芜、充满着丰裕无比的，因无告的痛苦、血泪，因不可置信的爱和勇气所提炼的真实与启发的后街。”对于陈映真来说，革命堕落与否以及怎样堕落，不是道德立场和直觉感受所能简单判定。意见不一的读者也许会从陈映真作品中各取所需，但若谁能理解他为“后街”所赋予的一连串定语的真实含义，理解他何以将《人间》杂志发刊辞的标题设为“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希望，我们爱……”也许最终就能明了陈映真的一生。虽然幸与不幸的是非争论，会在未来围绕陈映真的阅读和思考中不断回响。

如今，陈映真的文字已经脱离它们的主人而远行，开始了沉默的行军。我相信总会有真诚的心灵与之相遇或者重逢，因为这列开向南方的夜行货车正徐徐驶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