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造稀缺”：不平等如何伤害经济的韧性

“人造稀缺”：不平等如何伤害经济的韧性love radio （） 庾秋/文 按照联合国的预计，2020年全球将有7100万人重新回到极端贫困，这是贫困人数自1998年来首次出现的上升。在被疫情所暴露出来的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脆弱惊讶到瞠目结舌之后，相当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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庾秋/文

按照联合国的预计，2020年全球将有7100万人重新回到极端贫困，这是贫困人数自1998年来首次出现的上升。在被疫情所暴露出来的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脆弱惊讶到瞠目结舌之后，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经济学家转向思考如何让经济具有“韧性”。

如何找到并且维护经济的韧性？这两年出版的《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理查德·戴维斯/著，冯毅/齐晓飞/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7月出版）一书也许提供了一些见解。作者在实地走访经受印度尼西亚海啸最深重的亚齐和繁荣却极度不平等的智利这样极端经济体的经历，在非虚构叙事中抽丝剥茧到底是什么制造了经济的“韧性”。

在全球市场受到疫情冲击而动荡不安的2020年，“韧性”（resilience）也再度成为了欧美经济学界的热词。“韧性”（resilience）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70年代的科学文献中，被定义为“系统在特定冲击后自我再生的能力”，直到本世纪初时，“韧性”开始被引入经济学领域，并不清晰地用以描述经济体抵抗冲击或从衰退中恢复到以前甚至更高水平的能力。《极端经济》的作者，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经济学人》（TheEconomist）编辑理查德·戴维斯(RichardDavies)是位格外关注“韧性”的研究者，只是另辟蹊径，对经济中的具体而鲜活的“人”更加关注——走卒商贩们如何在遭遇极端灾难后继续生产、消费、生活的能力。

说是另辟蹊径，这本出版于2019年的新著，实际上是顺应了如今经济学家“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大潮。戴维斯的《极端经济》同样响应了这股大潮，试图寻找到一种“经济作为真实的、有名字的人相互作用的结果”（保罗·罗默评价语）的非虚构叙事。他从凯恩斯将生活在极端经济情况下的人视为“先头部队”的观点中获得启发，亲身前往了在海啸后焕发新生的亚齐（印度尼西亚）、腐败下衰落为最贫穷城市的金萨沙（刚果民主共和国）、经济奇迹后遭遇极度不平等的圣地亚哥（智利）等九个作为极端经济样本的地区，试图探究人类经济的韧性所在、从过往失败中可以得到的教训和通往未来的启示。

戴维斯从中发现，在极端的经济状况之中，与脆弱的物质资本相比，无形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才是帮助经济在灾难的冲击和毁灭性的衰退中恢复甚至增长的来源，决定了经济的韧性。对经济体来说，这看似是个简单可抄的“作业”，只要对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加大重视和投资，就可以获得经济的韧性。事实上，戴维斯在复杂迂回的叙事细节中，告诉我们一切没有这么轻松，不平等作为一条暗含着的细细红线，测试着经济韧性的舒张尺度。

印度尼西亚的亚齐是戴维斯到访的第一个极端经济样本。亚齐是2004年印度洋海啸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滔天巨浪毁灭了当地居民的营生和家庭：他们密集开设在海滨的咖啡馆、餐厅、民宿在冲击下化为乌有，家人被席卷而去，尸骨难寻。整个亚齐总共有13.9万人丧生，村庄几乎的房屋都被摧毁，大型工厂大多倒塌，10万多家小企业及其建筑都被夷为平地。唯一的幸存建筑物，拉赫迈图拉清真寺孤独地耸立在这片海岸线上。

但亚齐展现出了极强的经济韧性。“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的经济不仅反弹，而且有所改善。”在戴维斯到访时，他不仅看到作为灾难遗址的海滨重新熙熙攘攘，恢复为繁华的商业区，面前展现出来的更是一场经济乃至社会方面的彻底的革命：新的道路和设施出现，工厂有着新技术和新设备，教育市场得到了空前的繁荣。这确实部分有赖于对外援助带来的资金支持，在4年的援助期间，亚齐的GDP增长了19%，但难以解释的是，在援助结束后的4年内，经济增长了23%。

戴维斯将之归功于居民们所唯一不能被海啸带走的，并在灾难后获得“破坏式更新”的资产——知识和技能，亦即“人力资本”。咖啡店主、餐厅老板所掌握的技术，帮助他们在通过非正规贸易和传统金融筹措资金后，甚至可以在援助到来之前迅速重建起自己的店铺。援助带来的新技术和观念，在海啸后逝去长者们留下的传统真空中迅速生根发芽，重新建立的亚齐更开放、高效。（因此，一位于海啸中失去了亲人的当地创业者令戴维斯吃惊地评价道，“海啸也带来了好处。”）此外，一个早上物质世界就荡然无存的经历，使得亚齐人开始更加看重对自己的投资、注重教育。戴维斯认为，亚齐的例子佐证了人力资本是提供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

暂且告别戴维斯的叙事，事实上，“人力资本”理论正起于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illiamSchultz）在参与战后重建工作后对经济“韧性”的探究。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主任舒尔茨发现，尽管二战后的欧洲满目疮痍，但到了二十世纪50年代，所有受到战争摧残的国家在经济上快速增长，很快超过了战前水平，这让他思考人力资本在取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中的更关键因素。依据他的测算，在美国1929年至1957年的经济增长中，人力投资中最重要的教育投资起到了高达33%的贡献。即使面对最悲观的未来，这位乐观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人力资本所能提供的经济韧性的信心也相当之大，“当考虑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后，地球物质资源耗尽的预言必然终结”。

在作者戴维斯在智利圣地亚哥的旅行中，舒尔茨和“人力资本”的影子更加清晰地浮动着。作为“经济奇迹”的代名词，智利从20世纪70年代人均国民收入只有阿根廷的一半的穷国，到如今拉丁美洲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已经从“新兴经济体”走向“发达经济体”，快要迎头赶上希腊和葡萄牙。“经济奇迹”的背后，是舒尔茨的学生们，“芝加哥男孩”对智利经济的完全操控。美国对外援助计划负责人阿尔比恩·帕特森（AlbionPatterson）和舒尔茨在1953年敲定了一份长达13年的交换计划，允许智利经济学专业的博士在芝加哥大学进修两年，这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们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学徒，在回到智利的被称为“芝加哥男孩”。最先一批“芝加哥男孩”中的一员，塞尔吉奥·卡斯特罗在1975年被任命为皮诺切特军政府的经济部长后，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得到坚定不移的执行。智利经济在挺过1982年席卷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后，从1985年进入了年增长率可达7%的快速经济扩张。1990年代时世界贸易组织指出，自由贸易已经使智利成为了“最具韧性的国家”。

然而，这种奇迹般的经济增长是高度不平等的，在1988年，仍有44%的智利人口位于贫穷线之下，最富裕的10%人口所得却增加了83%。1990年智利的基尼系数达到了57.2之高，成为了世界上第三大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

“芝加哥男孩”并非对此没有察觉，但他们有着承袭自舒尔茨的乐观，认为依靠教育，不平等会最终消失。按照舒尔茨的理论，对“人力资本”投入最终可以解决分配不平等。既然收入的差别主要是由受教育的差别决定的，通过提高中等和高等教育升学率，可以比较普遍地提高人们的收入，减少分配的不平等。此外，对人力资本加大投资，也意味着物质资本投资和财产收入所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相应下降，从而推动平等进程。

戴维斯笔下的“芝加哥男孩”比舒尔茨更雄心勃勃，“实现可持续的增长以对抗贫困,放开高质量教育以实现机会平等”是在他们眼前展开的蓝图。高等教育被全面市场化，国家不再对大学进行资助、仅仅提供慷慨的助学贷款。智利20世纪70年代仅有8所政府资助的大学，在90年代增长到60所，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智利人猛增了一番，增长到了近25万人。这一“更多大学、更多学生”的私有化模式延续至今，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仅占GDP0.5%的智利拥有100多家私立大学。然而，“芝加哥男孩”所一手打造的自由市场教育体系，“没有扰乱，反而巩固了经济分层”。在智利读大学的价格十分高昂，毕业生的巨额债务占到了他们毕业15年后收入的18%，辍学率高达50%，精英阶层的孩子们跳过考试占据了大部分大学的入门券。教育改善不平等的愿景破灭了，如今智利处于极端不平等之中：90%的智利人享有的国民收入不到总量一半。富人依靠漂浮在天空搭载监控摄像头的巨大氦气球获取安全感，“不平等正在侵蚀这个世界上最有前途的经济体的韧性”，戴维斯忧心忡忡地预言道。确实如此，智利从2019年爆发针对不平等的抗议活动延绵至今，成千上万的人呼喊着“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走上街头，APEC峰会被迫取消，经济活动也陷入了动荡之中。

此刻我们才恍然大悟般地发现，戴维斯早在亚齐的故事中留下了不美好的边角，来警醒我们作为韧性来源的人力资本面对不平等时的缺陷。拥有技术的咖啡馆主和餐厅老板迅速恢复了体面的生活，而底层贫民的生活仍旧一成未变，无非是从海滨迁移到了山上的难民营。“人力资本的韧性，意味着经济比人们想象的更易重建，但其中人们的分化，或说不平等却更难改变。”戴维斯意味深长地总结道。

可到底不平等如何破坏人力资本本该有的的潜力，侵蚀了经济的韧性？正如一位智利的反对党领袖对戴维斯所言的，智利陷入了不平等制造“人造稀缺”（Artificialscarcity）后营造的不平等循环之中。“人造稀缺”之所以会被不平等制造出来，背后的逻辑和经济史上的“劳德代尔悖论”一致，“私人财富 ”的复利往往是在扼杀 “公共财富”之后实现的，正如历史上的“圈地运动”。事实上，在智利包括在高等教育市场、必需品市场、医疗市场在内的必要市场上，普通民众都面临着高价造成的“稀缺”，背后是排除公共产品后市场自身的串谋。智利控制90%的卫生纸销量的两家制造商秘密串通涨价，在十年内榨取了4.6亿美元；三家实现了智利90%的药品采购的连锁药店也被证实进行了类似的串通。

目前的智利足足拥有150多家大学，高等教育市场本该在高度的竞争中变得“物美价廉”，但“人造稀缺”造成的高昂价格，意味着高等教育实质上只对不平等链条上居于上位的富裕阶层开放。高等教育成为了一种门槛极高的稀缺商品，而高等教育的不平等使得普通人丧失了跨越阶级的人力资本，变相维护了依靠物质财富划定的原先社会阶级。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11年所做的一项全球人力资本和不平等之间联系的调查所显示的，更低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与更高的教育溢价之间呈正相关。极度不平等将彻底熔断经济的韧性，根据斯坦福大学教授沃尔特·沙伊德尔的测算，当不平等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不仅人力资本将彻底无法生产和再生产，国内消费量也将难以支持。

智利的高度不平等所造成的阶层割裂，已经极大地削弱了社会之间的信任，让社会资本受到重创。戴维斯指出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只有1/5的智利人愿意信任他们的同胞，他眼中的智利弥漫着互不信任的氛围，无论贫富社区都在安全方面投入巨资，被铁栅栏紧紧地包围住，公共区域被消灭了。普通年轻民众已经彻底不信任“芝加哥男孩”所代表的国家和既得利益阶层，将他们视为“贪婪资本主义和无情利己主义的象征”，象征着拉丁美洲难得的稳定与繁荣的“智利模式”在社会动荡中面临着无法遏制的灾难性衰退，经济的韧性将可能会被击穿。正如戴维斯一再强调的，更深层次的经济韧性不仅仅意味着经济主体能够从灾难中仍旧获得GDP的增长，也意味着拥有抵御灾难性衰退的能力。

如何规避不平等这个隐患，从而不伤害到经济的韧性？除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假设，在过去历史上放任市场和驯化市场分别引发的两种灾难之间，未来人类在找到一条保有韧性的经济道路上仍旧需要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