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药维新 | 对话陈凯先：新药创制应瞄准first-in-class

国药维新 | 对话陈凯先：新药创制应瞄准first-in-class赵本山不上春晚 长期以来，中国的医药行业主要做仿制药，创新药基本由外企垄断，本土药企研发的创新药极为稀少。近几年，这种现象逐渐被打破，一批本土创新药企正崭露头角。 随着2015年开始的药政改革、2018

长期以来，中国的医药行业主要做仿制药，创新药基本由外企垄断，本土药企研发的创新药极为稀少。近几年，这种现象逐渐被打破，一批本土创新药企正崭露头角。

随着2015年开始的药政改革、2018年开始的药品带量采购、港交所允许未盈利生物科技企业上市等政策的落实，本土创新药企迎来越来越多的发展机遇。

几年来，国内的创新药企走向资本市场，走上国际舞台，也逐渐收获了上市产品，开始商业化。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世界运行的秩序，也更加凸显生物医药行业的意义和价值。新药研发、临床试验、可及性、可支付，这些医学专业词汇逐渐被大众熟知，本土创新药企在资本市场的估值一次次往上刷新。

作为见证者和记录者，将持续关注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变革，对话亲历变革的见证者。

本文为【国药维新】系列报道第三篇，对话中国科学院院士、重大新药创制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技术副总师陈凯先。

对药学专家陈凯先的采访是在去首都机场的路上，当时是4月初，他刚刚参加完乳腺癌化疗新药优替德隆获批上市的新闻发布会。

优替德隆是“新药创制专项”立项支持的新药研发项目之一。“新药创制专项”是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大新药创制》的简称，在陈凯先的讲述中，也被称作重大专项、专项。

国务院2006年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新药创制是当时部署的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之一，2008年开始实施，2020年收官，共收获了60多个一类新药，还有100多个新药处于三期临床和申报上市阶段。

陈凯先是新药创制专项的总体专家组成员和化学药责任专家，后来又担任专项的技术副总师，在技术总师桑国卫院士的领导下参加专项的前期筹备和组织实施工作。每一个成功上市的新药，在他看来都是“重大专项培育的成果”，也是重大专项“给国家和社会的交代”。

他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新药研发非常薄弱，“生物药基本是零，化学药绝大部分依靠仿制”。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与美国、欧共体和日本先后签订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原来依靠仿制的老路不能再走下去了。在这个严峻的历史转折面前，中国开始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医药领域的科技创新。

从“1035工程”到“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再到“新药创制专项”，现在的中国已经逐步具备了创新药物研发的能力，获得了一批瞩目的创新成果。但陈凯先还有更高的期待：中国现在的创新还是处在“模仿创新（me-too, me-better）” 的阶段，“原始创新(first-in-class)”的成果还很缺乏。他期望中国的创新药物研究能够实现新的跨越，开辟出“从0到1”的新赛道。

“大飞机”和“小药片”

：“新药创制专项”前期的筹备思路是什么样的？

陈凯先：新中国建立以来，我们国家历来对药物研究都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受到经济和科技水平的限制，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还是不够的。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四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的药物研发能力非常薄弱，我们临床使用和企业生产的药物绝大部分依靠仿制。国外出一个药，过几年中国就仿制出来了，这些仿制药一方面支撑了医院的临床用药，另一方面也支持了医药工业的发展。

九十年代，我们统计我国生产的化学药，100个品种有97个来源于仿制，中国自己研发的只有2-3个，比例非常低。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面临一个重大的变化——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承担知识产权保护的责任。

保护药物专利首当其冲，凡是处于专利保护期内的药物，你就不能仿制。这样一来，中国就碰到非常严峻的局面，如果没有自己的创新能力，就只能用高价购买国外的药物，或者等国外药物专利过期后再去仿制，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是不能想象的。

所以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下定决心要加强医药创新。当时由国家科委牵头、有十多个部委参加，启动实施了“1035工程”，这是我国医药领域推动创新最早的国家计划，标志着国家层面开始有计划地推动医药创新。

“1035工程”的目标是：到20世纪末，研发出10个具有专利保护的一类新药，支持建立5个新药筛选中心、5个药物安全性评价中心、5个药物临床试验研究中心。

从2001年到2005年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在863计划中设立了“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专题，继续有力支持创新药物研究。

又过了5年，然后就到了“新药创制重大专项”。这个专项于2008年开始实施，从十一五到十三五，经历了3个五年计划。今天我们的药物研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条药物创新之路，是经历了这十几、二十年不断努力，国家大力支持，政策上不断完善，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

：新药创制如何被列入16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陈凯先：这件事的起源是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制定。大家知道，新中国建立不久，国家就制定了一个12年科技发展规划（1956-1967）。

进入新世纪，国家提出要制定一个新的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跨度是15年，从2006到2020年；从2003、2004年就开始组织各方面专家讨论研究。其中一个内容就是要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当时我们药学界的专家就努力争取，希望能把新药研究放进专项计划里面。

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那时候各行各业都希望把自己领域放进重大专项，竞争非常激烈。当时遴选重大专项流传着一个说法，就是要求专项的成果要能够使大家眼前一亮，极大地振奋民族精神，像探月工程、大飞机等等。因此有些人就觉得，药片这么小的东西怎么能放到重大专项来呢？

桑国卫院士带领药学界的专家积极推动和努力争取。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有力支持下，新药研究最终被列为16个重大专项之一。

接下来就是进行专项实施方案的制定和论证。在科技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的领导下，国家卫计委作为牵头实施部门，组建了专项总体专家组，开展战略研究报告和实施方案的研究和编制工作。桑国卫院士组织大家反复讨论研究，不断完善实施方案。我也参加了这个过程。

：专项给企业的支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凯先：企业申报的课题立项以后，就成为国家支持的研发项目，会得到国家和地方研发经费的支持。虽然从药物研发需要的总经费来说，专项支持的经费占的比重还是很小，但企业会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多方面的政策支持和关心。

在国家药品审评审批的过程中，专项支持的研究项目可以走绿色通道，缩短审评审批的时间，这对企业来说非常要紧，对于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很重要。

另外，在医保准入上也可能是一个加分项，甚至企业在向资本市场募集资金支持的时候，也会增加机会。

“光给经费是不够的”

：专项有什么阶段性特点？

陈凯先：科技部、发改委和财政部三部委对重大专项实施的总体要求，是要集中目标、聚焦重点、不要分散，确保能够取得标志性的成果。

新药重大专项的实施，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的工作有不同的重点和要求。第一个阶段是布局，或者叫 “铺”。这个阶段围绕肿瘤等10类重大疾病、新药品种等5个方面组织课题开展研究，面比较开一些。

第二个阶段是聚焦目标、重点推进，或者叫“梳”。专项领导部门强调，应该突出重点，要预想到2020年能交什么账？取得什么成果？新药专项按照这个要求，进行梳理和推进。

第三个阶段就是要重点突破，取得一批重大、标志性成果，这个阶段的重点要求简单说就是“突”。

：在专项实施过程中，你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陈凯先：总体专家组在技术总师桑国卫院士带领下，按照所赋予的职责和三部委、卫计（健）委的要求，认真努力开展工作。一个项目的实施，从立项、执行、检查到最后评估、验收，这些过程总体专家组都是要参加的。

总体专家组每年都要研究、制定和发布专项的指南，明确专项要做什么，有什么要求。各个单位申报项目，还要进行专家评审。整个专项到底重点放在哪里，如何推进，总体专家组都要发挥决策、咨询等重要作用。总体专家组成员也有一些分工，我更多关注化学药这一块。

每5年（也就是每一个五年计划），专项都要进行总结，同时要研究制定并论证完善下一个五年的实施方案。

：新药创制专项的实施，收获了几十个一类新药，哪几个让你印象深刻？

陈凯先：让我印象深刻的例子很多，比如杭州贝达药业研发的我国第一个肿瘤靶向治疗药物埃克替尼。这个药于2011年上市，是重大专项实施后最先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这个新药研发过程也是很不容易的，遇到过研究经费接续等许多困难。重大专项给予这个项目很多关心和支持，也带动了地方政府的重视和各方面支持。

还有歌礼药业研发的丹诺瑞韦钠，这是当时有望成为丙型肝炎根治药物的一个新药。由于当时国家新药审评机构人员严重不足、待评项目积压严重，这个药申报临床试验迟迟得不到批文，研发人员非常着急。他们向总体专家组反映情况后，桑国卫总师十分关心和重视，专项积极与药审部门联系沟通，经过不长的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吧，歌礼就拿到了临床试验的批文。

新药创制专项立项的新药研究项目，专项都会与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沟通，争取审评审批走绿色通道。

重大专项到底能帮到企业什么，对这个问题进行回顾和总结，对于思考国家如何推动药物创新也会有很大启发。以往国家要支持一种新药的研究，往往设立一个研发计划，然后立项审评，给予经费支持。现在看来，光这样还是不够的。

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建立了新的决策运行机制。除了科技部以外，还有一批相关部委参加。科技部、发改委、财政部三部委是核心，共同把握好专项的决策方向和目标定位。卫计（健）委、食药监总局、国家中医药局等多个部委相互协调，在审评审批、医保准入等方面形成配套完善的全方位政策支持环境，各地方政府也提供配套支持。可以说，这是一种“举国体制”，许多企业的研发人员都高度评价和赞赏重大专项的成效。

“要有更多原始创新”

：重大专项每迎来一个产品上市，你是什么感觉？

陈凯先：就像我们亲手培育的幼苗，结出了成果，这种喜悦是参与专项工作的同志都共同感受到的。专项支持了那么多项目，我们也需要给国家和社会一个交代。专项的成果就是给国家和社会的一个交代。

不过，仅仅激动和兴奋也还不够，还要把成果更好地运用到临床上去，对此大家都应该关心、支持。

：2015年开始的药物监管工作改革，给新药创制专项工作带来什么影响？

陈凯先：药监部门的作用应该有两方面，一是管好药品研究、审评、流通、使用各个环节，坚决不能出问题；另一方面是把好的研发成果尽快审批上市，推动创新和发展。把这两方面都抓好，做到两手都要硬，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对于国外一些行之有效、比较成功的做法，如何借鉴和吸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

2015年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关心推动下，药监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新药审评审批政策，主要精神就是临床急需的、创新性强的新药，要加快审批，推动尽快上市，这就把两个责任结合起来了。

对于一些国际上行之有效的做法，我们也加以借鉴，突破了过去的规定。比如说过去新药的评审，必须要做完三期临床试验后才能批，现在如果临床急需、创新性強，可能带来治疗上的突破，可以在三期临床试验完成之前予以有条件批准。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人民负责的科学态度。

：现在国内创新药企，陆续收获了不少成果，但也存在产品同质化的问题，在研发上还有不少短板。你对此有什么建议？

陈凯先：研发上的同质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方面，这反映出我们企业研发新药的积极性很高，反映出企业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技术能力；另外一方面也反映我们的原始创新不足，习惯于、热衷于沿着别人开辟的方向走。

这种状况跟一些投资机构也有关，部分投资机构对于国外已经有、国内做相同类别的药比较放心，比较敢投。对国外都没有先例的、完全创新的药，他们就会有顾虑，不大敢投，使得这方面的创新研究得不到支持。

我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 原始创新”，开辟更多独特的赛道。不要都在人家开辟的赛道上跑，这样只会越来越拥挤，前期是研发拥挤，后期就变成市场拥挤，还是要妥善引导。

：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到2020年就收官了，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新药支持项目吗？

陈凯先：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重大专项今年上半年主要是要做好结题验收工作。中央财政总共花了230多亿资金，还有地方财政的配合、企业自身的研发经费，最后到底效果怎么样？要有评估验收。

今年要把结题验收工作完成好。专项的大部分项目完成情况比较好，也有少数项目可能完成得不太理想。新药研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风险，有成功也总会有失败，要总结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

关于重大专项的接续问题，科技部、卫健委都已组织专家进行了深入的战略研究，撰写了研究报告，从国家发展态势和重大需求来分析是否需要有重大专项的继续支持。大家共同的意见，是希望重大专项能够在“十四五”接续下去。

科技创新的指导方针，原先提出要做到“三个面向”：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彰显我们党“生命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为了贯彻落实好习总书记的指示，新药专项的接续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有的同志讲：你说的我都赞成，医药很重要，一定要支持，但为什么要用重大专项的方式来支持，换别的方式行不行？

我们大家研讨，认为重大专项这种形式有它的特点，它不是一个一般的、给予一定科研经费支持的科研计划，它是把政府各个部门的政策协调起来，营造全方位的良好政策环境，这是极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