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退潮，消费涨潮

人口退潮，消费涨潮一号货车 高瑞东/文 一、中国已经迈过了消费U型曲线的拐点 学界认为（钱纳里（1975），Dekle（2001），Branson(1998)，徐建龙（2014））消费占GDP比重会呈现“U”形变化趋势，该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两个阶段。在

高瑞东/文

一、中国已经迈过了消费U型曲线的拐点

学界认为（钱纳里（1975），Dekle（2001），Branson(1998)，徐建龙（2014））消费占GDP比重会呈现“U”形变化趋势，该比重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两个阶段。在经济发展的前期，通常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前期，投资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处于下降阶段；后期，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消费占GDP比重提高。

我们认为，消费率走出“U型曲线”，背后也同样受到了人口因素的驱动，日本就是最典型例证。中国已经迈过“U型曲线”的临界点，未来消费率将进入上升通道。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拐点已经出现，城镇化率也在2020年达到64%，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房地产和基建等传统投资的空间和规模有限。另一方面，居民收入不断提升，2019年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居民消费观念也逐步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医疗、餐饮、医美、家政、旅游等服务需求持续释放。向前看，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将逐步加大，消费率也将进入上升通道。

不过，考虑到中国与日本面临了不同的全球人口环境，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中国消费率提升的速度可能会慢于日本，甚至出现波动。

二、以邻为鉴：跨过临界点后，消费如何演绎？

长周期内，美日消费结构均出现了从“实物商品”向“服务消费”的转变，美国服务类消费占比提升更大。观察1980年以来的日本，以及1950年以来的美国，都出现了实物消费占比下降、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具体来说，耐用品（主要为车辆、家具、家电）消费占比，和非耐用品（食品、服装、燃油）消费的占比在逐步下滑，服务类（交通、医疗、金融、娱乐）消费占比提升。相对来看，美国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的速度和幅度都高于日本。

美国消费型服务占比的提升，主要集中于医疗服务。1950年以来，医疗类服务型消费在美国居民的消费占比中持续提升，是拉动服务消费占比提升的重要力量。

美国商品消费占比的下降，主要集中于食品和服装消费。1950年以来，食品消费在美国居民消费的占比持续下降，从195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8%，是拖累实物消费品占比下滑的重要原因。服装类产品的占比从1950年10%持续下滑到2007年的3%后，保持相对稳定。

2007年前后，美国老龄化加速时，两类消费品占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汽车消费占比快速下降，医疗占比快速提升。在服务消费方面，老龄化加速了医疗消费占比的提升。在实物消费方面，老龄化加速过程中，汽车占比快速下滑。

上世纪70年代，日本青壮年劳动力占比跨过拐点之后，随之也跨过了消费率“U型曲线”的最低点，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发展阶段，步入老龄化初期。但是，老龄化对于消费和通胀的冲击，其实是分为正、反两个方面的。一方面，老龄化对需求带来冲击；另一方面，老龄化伴随着劳动力拐点到来，带来了对商品生产和服务供给的冲击。那么，日本老龄化加速过程中，消费品的供需关系如何演绎？

观察日本主要消费品，可以看到，个人护理类服务、家政服务、家庭服务，从1970年至2020年，分别增长了612%、582%、476%，涨幅明显高于其他的耐用品。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日本都出现了居民商品消费下滑、服务消费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老龄化加速下，社会劳动力供给减少。实物商品需求尚可以通过进口海外商品来解决，但是服务型需求只能通过国内劳动力供给来满足。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提升，服务业消费供需矛盾凸显，导致价格大幅上涨。

三、中国老龄化加速下，消费和长期通胀将如何演绎？

中国婴儿潮的特点是，在两轮庞大的“建国一代”和“建国二代”婴儿潮后，新出生人口在2000年前后出现塌陷。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面临了更陡峭的“人口峭壁”。这也导致，中国老龄化目前程度虽然较低，但是未来随着“建国一代”集中进入老年，会导致中国老龄化速度显著快于发达国家。

老龄化进程会对社会总体消费水平产生一定的负面冲击。随着年龄提升，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劳动收入会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从而降低社会整体的消费意愿（蔡昉，2021）。从美国各年龄段数据消费数据来看，随着经济发展，青中年期消费水平抬升更快，但老年群体消费水平没有明显提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也面临了未富先老的问题。未富先老，不仅体现在人均GDP上，还体现在老年人群的学历和收入分化较大。

一方面，中国人均GDP低于日美在达到同等老龄化的时期。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是18.7%，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日本、美国分别在1992年及2011年达到相同的老龄化水平，当时人均GDP分别为3.9万美元、5.0万美元。未富先老带来对于消费最直接挑战就是，国家的养老金负担较大，人均养老资源较少，国民收入中用于养老医疗、文化休闲等方面的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将增加，限制生产部门的资金投入，从而制约社会总产出的长期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老年人群的学历和收入分化较大，部分农民工人口，尤其是从事建筑、采矿等重体力劳动的工人，随着年龄增长，再就业困难，在步入老年后收入大幅下滑。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日益严重，区域间、城乡间以及不同年龄居民之间的消费结构不平衡将会愈发突出，消费水平的差异更加明显，消费异质性会更加显著，这不利于消费潜力的释放。

不过，人口老龄化也蕴含着巨大的消费潜力。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理念的升级，也催生了新的老龄需求，智能化、多样化的养老市场前景广阔。参考美国和日本的消费结构演绎，未来服务类消费占比将不断提升，个人护理、家庭护理、医疗服务等相关产业的需求将不断释放。

另一方面，中国老龄化呈现了独特的地区差异，整体呈现了“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这也为老年产业提供了区域性的发展机遇。2020年，老龄化最严重的区域是辽宁（25.72%）、上海（23.38%）、吉林（23.06%）、黑龙江（23.22%），最轻的区域是西藏（8.52%）、新疆（11.28%）、青海（12.14%）及广东（12.35%），我国老龄化整体呈现了“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较为严重的老龄化，正在冲击部分区域的经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链以及区域消费总需求，但是，也为医疗、疗养等老年产业带来了区域性的发展机遇。

四、老龄化加速下，中国长期通胀将如何演绎？

从日本各消费品类的涨价顺序可以看出，在轻度和中度老龄化阶段，社会还保有一定规模的劳动力，涨价仅集中于服务型行业，耐用品价格承压。但是，在重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对于人力成本的冲击显现，会导致一些密集劳动型产品的价格也出现上涨。

首先，贯穿着日本老龄化整个阶段，居民消费型服务的占比在逐步提升，伴随着劳动力的减少，服务类消费品的价格持续回升，个人护理、家庭护理、家庭服务的价格涨幅明显。劳动力红利逐步消失，服务型价格的持续上涨，也是日本女性选择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儿童的重要原因。

第二，在轻度老龄化阶段（20%>60岁以上人口>10%），各类产品的涨幅分化较小，年轻人展露个性化消费倾向，服装价格上涨突出。这个阶段，社会养老压力较小，医疗护理、医疗护理类服务价格涨幅一般。

第三，步入中度老龄化后（30%>60岁以上人口>20%），伴随经济衰退，日本进入低欲望社会，居民不再追求个人主义，服装、汽车、家具、家电、价格持续下跌。社会养老压力上行，医疗资源紧缺，医疗服务开始大幅涨价，而且在刚刚迈入中度老龄化的前五年，价格涨幅最为明显。

第四，重度老龄化阶段（60岁以上人口占比>30%），在这个阶段，日本社会基本适应了老龄化、经济下行带来的冲击，服务类价格继续上行。但是，日本一些耐用品的价格反而出现回升，尤其是食品、衣着、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价格回升明显，反映了人力成本上升的冲击。

参考日本，中国即将在“十四五”期间迈入中度老龄化，劳动力供给冲击渐渐显现，预计服务类价格会快速提升。“十四五”期间，中国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也就是说，中国在“十四五”至“十六五”期间，老龄化程度类似日本1995年至2010年。参考日本，在这个期间，社会养老压力和劳动力紧缺的压力逐步显现，叠加居民服务型消费持续释放，个人和家庭护理、家政服务、医疗服务类的价格预计会持续提升。

重度老龄化阶段（2035年之后），预计密集劳动型产品的用工成本会受到较大的冲击。日本就是在进入重度老龄化之后（2010年至2020年），食品、服装、家具等密集劳动型产品的价格出现反弹。全球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和人口红利消失，也会进一步加速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冲击提前到来。

（作者系光大证券董事总经理、首席宏观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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