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的欧洲

十字路口的欧洲重生灌篮2012 黄非/文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地冲击了欧洲的经济。欧盟主要经济体2020年的GDP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萎缩。其中损失最甚的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时也是上一轮欧债危机的受害者。德国

黄非/文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地冲击了欧洲的经济。欧盟主要经济体2020年的GDP都会有相当程度的萎缩。其中损失最甚的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同时也是上一轮欧债危机的受害者。德国和法国目前提出总计7500亿欧元的“欧洲复兴基金”计划，以欧盟总体作为担保发行债券，为欧洲经济复苏筹措资金。这一草案受到以荷兰为首的北方富裕国家的严重抗议。今年7月末，欧洲领导人在布鲁塞尔的峰会最终达成妥协，但欧盟前景并不明朗，仍旧徘徊在十字路口。

对“欧洲之父”法国人让·莫内来说，实现“愈发接近的同盟”（anevercloserunion）的道路，恰恰需要挑战来创造机遇。每当欧洲面临共同的风险和问题，欧盟的机构就会加强自己的存在感，作为超越民族国家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欧债危机见证了欧洲中央银行 （EuropeCentralBank,ECB）职能与权力的巨大拓展；拟议中的欧洲复兴基金的共同保障机制如果能够实现，则将是欧洲迈向财政一体化的重要一步。自然，政治体对危机的应对并不总是促进合作与共同繁荣。要理解今日欧盟演化的动力与面临的挑战，理解作为一个事业的欧洲（Pro－jectEurope），就需要回顾20世纪欧洲动荡的历史。

在这方面，匈牙利经济学家伊万·拜伦德教授的《20世纪欧洲经济史:从自由放任到全球化》将是非常值得参考的一本著作。作为研究中东欧近代经济史最重要的学者，匈牙利经济改革的亲身参与和见证者，拜伦德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都对20世纪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的变迁有着深刻的把握与体悟。本书囊括了从1914年一战爆发到2010年代欧洲债务危机的历史。与偏重技术细节和宏观数据的经济史不同，拜伦德教授强调“经济”作为一种“制度”的特点。正如他在批判性描述19世纪欧洲自由放任意识形态时指出的，“经济”或者说市场，是社会规范和政治制度的产物，而不是隔绝二者、运行在真空中的物自体。成熟市场经济所呈现出的自治性和自主性，是其所处之社会制度前提与制度背景的后果。这一市场自主性的顺利维持，需要制度不断地支撑与干预，与此同时，市场运作所带来的改变，也反过来考验制度所依赖的前提假设。

本书所呈现的20世纪欧洲的经济图景的历程，绝不是单纯的“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以实现其自身的辩证法历程。拜伦德教授笔下的20世纪欧洲，是人类制度和思想的实验室，欧洲面对挑战给出了各种有意识的、经常是互相冲突的理解与回应。这些回应的实施与互相碰撞，又反过来改变了欧洲所在的环境。欧洲一体化是一个“回答”，而20世纪欧洲的历史本身就构成了“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由两次世界大战和中间20年的经济战争所构成的欧洲“三十年内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1870年到1913年“美好年代”（Belle魪poque）的落幕，第一波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浪潮陷入停滞与倒退。如果说19世纪自由主义将政治和法律下降为市场和经济规律的婢女，大战的经历则强势宣告了政治领域，尤其是地缘政治的自主性：导致战争的并不是“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的经济动机本身，而是统一德国对欧洲均势的破坏与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内部之张力的体现。经济动机造就普遍、自动和谐的信条在战争面前像露水一样蒸发。残酷的战争经验宣告了两个事实。首先，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与技术分工并不保证民族国家（在19世纪是殖民帝国）之间的和平，反过来是政治上的稳定和理解才可能保障市场的融合与开放。其次，正如本书所重点强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工业化战争，它还揭示了现代国家可以利用技术和组织手段前所未有地控制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

大战提出了问题，也产生了自己的回答。哈布斯堡、德意志、俄罗斯三大陆地帝国的解体产生一系列中东欧的破碎新生小国与关税区。在欧洲的边缘则诞生了一个被排挤在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之外、与主要工业大国互相敌视的苏联。欧洲面对大战所揭露并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所给出的回应有两个。西欧核心区的战胜国一方面试图通过凡尔赛条约体系彻底打压德国，毫无安全感可言的边缘小国则尝试以高关税和进口替代工业化来实现“自存自足”的战略理想。这种回应，毫无疑问，是自我挫败的。德国虽是战败国，但其国本并未受到根本打击。凡尔赛体系给德国施加严重负担，却并没有根本上剥夺德国再起的条件和能力。欧洲边缘新生国本来处在帝国之内的共同市场，他们在经济上无法有效率地通过自我封闭来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

另一方面，恢复以金本位和自由经济为特点的努力随着大萧条传导到欧洲亦宣告失败。所有欧洲国家都面临“怎么办”的问题。两战之间的欧洲诞生了自由市场之外两种最具特色的经济体系，其一是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体制。其二是以意大利和德国为代表的法西斯统制经济体制。拜伦德教授精准地捕捉到这两种体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起源：“计划经济”一词首先是德国用来描述在鲁登道夫和拉特瑙主导下的战争经济。列宁所设想的苏维埃国家经济，也自觉地以德国的战争体制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样本。统制化（dirigisme）和计划经济来自战争，同时也在为战争服务。通过政治手段全面协调、干预和控制生产要素与德国和苏联的战争准备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只有通过国家主导的投资和经济管制，整个国家的生产潜能才会转移到和战争相关的领域，如重工业、军事工业、合成化工、电力、机械、交通等等。希特勒津津乐道的高速公路（Autobahn）和“大众”（Volkswagen）汽车不止满足其用于民粹主义宣传的夸大狂，同时也体现了法西斯经济“现代化发展型独裁”的那一面。纳粹德国不满足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它还通过政治控制和经济手段建立起以易物交易和双边贸易为核心的“大经济圈”。这种原始和高度规制的贸易模式是19世纪自由主义国际机构垮台的后果，也体现出德国建立其扩张主义帝国的野心。

对于苏联来说，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还负担着将庞大落后、被封锁于国际资本之外的俄罗斯迅速提升为工业强国的任务。拜伦德教授作为前东欧出身的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经济的历史十分熟悉。他对这一经济体制的“成就”和缺陷都有着鞭辟入里的理解。在《20世纪欧洲经济史》中，他对苏联和中东欧的计划经济历史进行了简练精干的描述和分析。中国读者对其中所体现的种种细节不难找到共鸣。除开我们所熟悉的种种计划经济的弊端，苏东经验值得注意的还有以下几点。首先，超快速工业化和压缩消费的战略提前、永久地导致了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力再生产的衰退。相对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前东欧国家和苏联地区生育率显著低于北欧和西欧的核心区。其次，通过计划经济和超大规模要素投入所实现的工业化在动态上建立了一个缺乏弹性和创新的体制，其产出增加几乎全部来自资本和劳动投入的提高，而不是来自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改善，这在1970年代后新技术革命带来西方经济结构剧烈变化的背景下显得格外突出。最后，经互会（COMECON）的“贸易”体制来自僵化的贸易分工与行政主导。体现了两次大战之间“经济自足”的思想与对世界市场的拒绝。这将和欧洲共同市场所体现出的经济一体化形成鲜明对比。

对第一次大战造成局势的失败回应导致了二次大战。面对满目疮痍的战争残骸，欧洲的复兴开始了。和一次大战后陷入经济和政治危机交替循环的下降螺旋不同，在几个条件的共同作用下，战后西欧的头四分之一个世纪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拜伦德教授的分析着重强调了促成这一奇迹的制度要素。经济发展至少部分地出自选择，而正确的选择依赖于充分吸取历史经验、理智地把握现实。

西欧领导人意识到，无论是19世纪的自由放任经济体制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孤立、敌视和统制经济，都不可能复兴一个残破的欧洲。两个现实摆在领袖们面前：欧洲和世界已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在经济、军事、意识形态上互相竞争的两个阵营，而欧洲再也承受不起两战之间国内的社会冲突和国家之间的经济战。欧洲一体化确实是一个理想，但对于阿登纳、莫内、丘吉尔这些领袖而言，欧洲一体化和社会团结首先是一种必然性，是穷尽其他可能性之后不得不为的理智选择。

这种必然性首先体现在法德克服其历史仇恨，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决心上。冷战对峙改变了欧洲的地缘政治版图，美国对欧洲的防务承诺促成了西欧内部集体安全机制，大幅减少了大国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法德和解拥有了强大的外部保证。正如拜伦德教授指出的，煤钢共同体在经济上的成功实际上十分有限，但是确定了以平等、理解、务实为前提的协调与合作基础。在煤钢共同体和关税同盟的框架下，欧洲共同市场迅速扩展。到1970年代，不但内部关税和进口配额得以废除，统一协调的法律框架也促成了劳动力和资本在共同市场内的自由流动，促进了原来边缘地区欧洲的快速发展以及经济部门的快速更新。

战后欧洲的“社会市场经济”则强调稳定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团结对市场的顺利运行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所主导的稳定机制也为欧洲的宏观稳定创造了基本框架。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IMF构成了战后头30年国际宏观稳定的基础。劳资协调在国家的积极介入下部分实现了有组织劳工和有组织商业利益的和解。这固然一方面保证劳动力享受了经济发展的果实，另一方面也抑制了工资的过快增长，遏制了“工资侵蚀利润”对投资的压缩和通货膨胀压力。社会团结的另一个基石则是医疗、教育、失业保险等服务普惠化的福利国家建设。这是战后欧洲最引以为傲的成就。西欧试图以此向世界、尤其是自己的东方邻居表明，即便在代议制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普遍的生活水平提升和经济安全也是可以期待的。

拜伦德教授在开篇中表达了对人类从历史中学习的乐观精神。然而人们的学习总是倾向落后于现实的发展，每一次对现实成功的回应都伴随着“现实”变成“历史”，从而同时改变“问题”和“回答”。不幸的是，我们同时也倾向于把“上一次”的正确答案当成是永远不变的最优组合，阻碍个体、社会、国家面对变化的现实做出必要调整。

西欧、北欧在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和领导人务实选择之下实现了25年的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生产力快速提高。以欧洲一体化和以社会团结为标志的“欧洲道路”上升为一种带有世俗崇拜意味的伟大理想、人类前进的标杆，而不仅仅是针对现实和历史的回应。这给客观评价1980年代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潮流，尤其是对欧洲的冲击带来了困难。如果社会团结和欧洲一体化进程被“封圣”，那么任何对这一道路的偏离和调整都是一种可悲的堕落和衰落；反过来，如果不受限制的全球化和去管制成为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那么任何旨在增强主权国家能力的控制都会被视作偏离经济繁荣的正统。

现实往往处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早在1950、60年代，欧洲共同防务计划就被提上议程并被否决。欧洲之父们选择绕开这个困难而主要推进经济的一体化。对他们来说，欧洲事业不是为了取代民族国家机器认同，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和繁荣。即便是被视作欧洲理想之代表的欧元，也首先是应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和联邦德国硬通货不断积累所造成问题的现实选择——它是19世纪金本位思想的某种现代变形和修正。欧洲是由历史、文化、政治现实极其不同的主权国家构成的总体，而一体化首先要服务于欧洲人民以及代表他们独特之政治和文化认同的主权国家的现实利益。对这一现实的忽略而不顾一切地将权力集中到布鲁塞尔，推动了欧洲大陆疑欧政党和英国退欧公投的反弹。

社会团结和福利国家同样是战后欧洲面对战争废墟和激烈社会矛盾之挑战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对它做出挑战的不只是石油危机带来的油价高涨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资本跨国竞争。它必须面对熊彼特指出的，构成资本主义经济不断演进的本质动力，那就是破坏性创新。破坏性创新不只意味着新的技术和生产组织在整个市场中扩散，也意味着社会结构样式的剧烈重组。在经济意义上，这就意味着要素市场持续不断地调整和出清；在社会意义上，这意味着旧有的社区和团体纽带面临不可避免的断裂和衰落。

“三十年内战”后的欧洲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如果不通过国家和社会的缓解和吸收，将会撕裂资本主义运行所需的条件本身。然而，当这种权衡本身变成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动力也就枯竭了。欧洲在1980年代面对石油危机、制造业转移和半导体技术的突破，远没有美国应对来得从容，过于紧凑的社会-经济结构，阻碍了出清过程的顺利展开。面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的变化，僵化的劳动力法规在法国和意大利形成了二元市场：一个受到高度规制和保障，但是没有效率的正规劳动力部门，和一个高度灵活但毫无正规法律保护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德国在时任总理施罗德领导下所采取的“哈尔茨IV”改革充分解放了劳动力市场，让德国的就业与生产得以面对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时迅速恢复。对比之下，马克龙总统试图解放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努力在法国引起剧烈抗议和反弹，让这位一度获得举国支持的“太阳王”总统也头疼不堪。总而言之，被称作“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制度设计，不论是劳动力市场自由化还是国企私有化，和战后欧洲形成独特道路所遵循的原则一样，首先是对现实的缜密回应。

当“新自由主义”脱离其现实背景，成为对全球化和去管制的无限制追求，它的视野也就同样变得狭隘与偏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1990年代金融去管制以来愈发复杂和发达的全球金融业已经超过政策制定者和市场参与者的估计。其累积的系统性风险使得对关键经济部门的冲击会迅速扩散到整个系统，剧烈的出清过程会像过度的免疫反应一样对社会本身造成过量伤害，不但打乱无效率的资源配置，也对本来健康的企业、家庭造成严重冲击，打击了人们正常的消费和投资热情。这就要求监管当局实施特别的事前宏观审慎监管和事后的流动性支持。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冲击是对2008年以来金融监管进展的一次大考。尽管欧洲和美国遭受惨重的损失，但是银行业和金融部门在中央银行的支持下并没有爆发类似2008年和2010年的流动性危机。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央行所展现出的强有力的领导力和政策手段，都是在2010年欧债危机中得到发展和巩固的。同样，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造成的关键医疗物资的短缺也考验着供应链深度全球化的教条。具有战略重要性的产业可能由于全球化分工而集中于某一经济体并缺乏必要的产能冗余和多样化。这就让整个世界经济甚至主权国家的国家安全在面对意外的冲击——不管是超级传染病、自然灾害还是地缘政治风险时有着不容忽视的脆弱性。欧洲会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做出调整，仍然是个有待观察的过程。统一欧洲的缔造者们通过灾难而学会的无情的现实主义，当今危局的合理回应同样需要他们的精神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