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沈阳这个板凳，“奖学金男孩”的怕和爱

坐沈阳这个板凳，“奖学金男孩”的怕和爱畅希 马向阳/文 2001年，媒体人李海鹏在《》发表了一篇题为《长日孤独的城市——沈阳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上世纪90年代起被时代远远甩出的沈阳，

马向阳/文 2001年，媒体人李海鹏在《》发表了一篇题为《长日孤独的城市——沈阳人的性格、文化、生活和希望》的文章，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上世纪90年代起被时代远远甩出的沈阳，被譬喻是一杯一直无法对外界刺激作出“正确反应”的“白开水”：“如果一袋茶投入到一杯开水中，开水必然会渐渐变色，但沈阳的问题是，水已经开了，但还是白的。”

这篇文章写于20年前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世纪之交，文中充满了作者当时的焦灼和痛心，沈阳人李海鹏同样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新一代“年轻人”，称“年轻人是城市的希望，那袋茶悬在杯子上方，现在他们准备让它落下来。既然他们不能忍受不时髦，需要一点波澜、一点味道、一点变化，既然他们大多数只能坐在沈阳这个板凳上，那么他们就得想想办法，得体地走进已迟到了的21世纪。”

20年过去了，当年“坐在沈阳这个板凳上”的那一代年轻人——也是非虚构作品《王医生与李医生》一书中的王医生、张医生们——已经从而立走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回望他们过去几十年来沈阳的去工业化和城市化两波潮流，恰恰正是他们成功地跻身城市中产阶级的“阶层跃迁”时期，这一幕像极了书中对于主人公张晓刚医生的父母的某种赞美：“在整个社会崩塌、解体、堕落的过程中，他们用微薄的力量、充沛的精力、智慧和爱，让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跟了上来，不但没有掉队，而且逆势上升。他们带着三个孩子实现了阶层跃迁，进入到富裕且专业的群体之中，与90年代那个迷茫困顿、看不到出路的沈阳截然不同”。

张医生与王医生

作者: 伊险峰 / 杨樱

出版社: 文汇出版社

出品方: 新经典·琥珀

出版年: 2021-11

作为出走的沈阳人，李海鹏就是非虚构作品《王医生与李医生》中有着同样情感经历和记忆的“年轻人”，当他回望沈阳的社会变迁（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社会变迁之缩影之镜像）时，他又是一个激越的批评者和沉郁的反思者。

在《王医生与张医生》一书的序言中，李海鹏对新一代“沈阳人”的批判充满了同情和悲悯，在他看来，王医生张医生们这全新一代中产阶级在其诞生过程中，“从中感受到的幸福、欣慰，还不如庆幸多，又不得不伴随着疲惫和怀疑”。作者称这一代新的财富阶层更像是“荷花式的人物”，在沈阳人口耳相传、却又永远无法精确描述的“社会”面前（这里的“社会”一词通常用来指称一种缺少透明度的社会状态，即由无数人际联盟同时作用下的一种过分复杂的游戏规则，比如“搞关系”和社会中种种潜行的“腐败交易”等潜规则体系等等——见本书序言原文），王医生与张医生代言的中产阶级身上，分明有着一种既怕又爱的复杂情感以及某种内心惶惶不安的生存状态——“他们的社会身份走向中产阶级的专业人才的舞台，精神世界却留在工人阶级的童年小屋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后不外乎被染指成种种复杂的“社会”光谱：“有的部分出淤泥而不染，有的部分染，有的部分想染也染不上。”

王医生张医生这一代中产阶级的怕和爱、内心的种种挣扎和矛盾，再现了沈阳这个特殊的北方城市在社会布景不断变换之下，主人公们的个体命运转换和精神世界蜕变。表面上看，这是一座老工业城市从人到建筑、景观和城市记忆的去工业化变迁。实质上，这一变迁又是每一个沈阳人在城市和社会演进过程中“时代精神”的剧变和不变——在沈阳，只有“社会”是不可改变的，相比较而言，个人命运只不过是“水面上颤动的波纹”，其中折射的“社会”底色，却是一种可悲可悯的精神伤痛和“‘社会’这条游龙带来的恐惧的影子”。

如何理解这一代中产阶级的怕和爱，同样是沈阳人、又是媒体人的伊险峰写作《王医生与张医生》时并不掩饰这一份巨大的野心。一所城市的文化精神 “沈阳性”和这座城市里人们的未来命运，最终使得作者选取了他当年就读沈阳五中的两名同学——王医生和张医生，作为这部个人史纪录中的主人公。

不得不说，这样的一部纪实作品的风格大胆而又冒险，故事中主人公和记录者既是老同学，又是作者笔下被手术刀般加以细微剖析的人物，这样的一种亲密关系，使得这部社会学作品在访谈记录中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让读者可以窥见个人命运大转折之际的几乎冷酷的“水面颤动波纹”，更能体察到这“波纹”下面潜藏着的主人公精神世界幽深至微的恐惧、无奈和热爱。

城市更新：“奖学金男孩”的阶层跃迁

美国著名的城市研究学者罗伯特·帕克有一个发人深省的断言：城市发展过程中必将产生大量废弃物，而其中大部分是人。

相比较于废弃的建筑物，废弃人的命运往往被掩埋更深。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因为市场经济的不适，沈阳开始了漫长的“去工业化”——“去工业化”的另一面，是为正在出现的中产阶级打造一个宜居的、消费驱动的、现代化城市。

试着想象一下建筑物和人的不同命运，铁西区的厂房可以在一夜之间拆除或者很快置换成“ABC”（分别指艺术画廊（Art Galleries）、精品店（Boutiques）和咖啡馆（Cafes））这样的中产消费空间，可城市里的人怎么办？工人阶级退出中心舞台需要时间，且通常会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哀痛；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在日后的登场亮相一开始人数并不众多，而且总是显得羞答答而底气不足。

走过当下中国每一个城市更新的街头，大拆大建的每一个现场，都竖立着覆盖“中国梦”宣传画铁皮的遮挡。如果说废弃建筑只是城市更新“腾笼换鸟”策略之下不得已的负产品，遮挡起来还能避免乱人耳目，那么那些被废弃的人或者阶级——可以姑且美其名曰为“下岗再就业”——这些我们的父辈一代在被买断工龄或者买断土地之后，他们的命运很快就少人关心了。

我们有时会把他们称为城市转型的“失败者”。对于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来说，城市化和工业化如同是一枚钱币的两面，一座规模迅速扩展中的城市，一旦缺乏工业支撑，不可避免地因为“空心化”而走向衰败；反过来同样如此，一座城市的支撑工业和产业一旦面临老化和过时，城市和人很快成为“废弃物”，两者命运同时面临摇摇欲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些社会失败者很难进入我们的眼睛、记忆和关注焦点，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城市底层阶级最深的噩梦。

沈阳就是这样的一座标本城市。在过去的30多年里，它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天之骄子——重工业基地，很快沦为时代弃儿，“振兴东北”的背后，是产业工人和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急剧下降。当年的“年轻人”张医生和王医生完成知识积累、赢得社会地位、成功地从工人阶级转型为专业人士的关键时期，沈阳正面临从一个工业城市向去工业化的消费型现代化城市的转换，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产业工人必然成了被牺牲一代，上百万的工人以下岗这样的方式来标示一个社会阶层的阵痛——事实上他们更像是“阵亡”，在时代的大变迁面前，被抛弃的那一代父辈的命运似乎微如尘埃，新一代年轻人如王医生和张医生，则是为数不多的举全家之力托举出来的幸运儿。

沈阳大拆大建的城市更新背后，是工业城市、单位社会、稀缺经济、工人阶级文化、消费社会、男性气概和种种重大历史事件和时代变迁的复杂交汇和相互纠缠。就像王医生和张医生的个人奋斗史一样，两位医生的原生家庭在三十年的阶层跃迁和挣扎中，所调动的能量、毅力、耐心和机谋是如此之多，“堪比战争所需”，而这部平民史诗的主题也只是“不要沦为废弃物”而已。

铁西梦工场是在原沈阳弹簧厂基础上改造的体育文化创意街区，“棒棒糖女孩”吸引市民打卡

至于沦为城市发展废弃物的父辈们，城市的失败就是父亲们的失败。作为失败者，王医生的父亲和张医生的父亲，在全书中着墨并不多，这是关于阵亡者的一种轻描淡写的正确书写方式。在本书的第十章，两位医生的母亲，一位以身段灵活见长，一位以勤奋自律为荣，她们都兼具了现实野心和势利的远见，将两位医生从小通过母亲们进精心优选的优质教育培养成“奖学金男孩”，以避免重复父辈们寄身工人阶级的不幸命运。

父亲权威的缺席，为王医生和张医生这新一代沈阳人后来的命运转折埋下了伏笔。作为当年优秀的“奖学金男孩”，尖子生的求学经历和专业的技术背景，并不能保证他们日后在走向社会后习得更多的“社会”技巧而如鱼得水；恰恰相反，早年“奖学金男孩”被要求的诚实品质，以及成人化黑暗隧道中因为缺乏父亲们足够的影响力，他们在后来的“社会化”过程中信心、能力和技巧等方面都越发显得先天不足。

由于从小被隔膜于真实的社会之外，他们被时刻要求千万不能受到工人阶级身上先天的粗粝气质的侵染，这样的一层由母亲们精心完成的精神保护，直到他们到了四十岁以后才发现，对于“社会”的接纳和拒斥，最后令自己感到左右为难，甚至无法发展出清晰、统一和完整的自我身份来。

至此，沈阳的城市命运和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子民的命运——无论你是光鲜的中产阶级、还是被故意忘却的社会失败者，都变得难以逆转。在大时代的变迁转换中，上百万工人下岗了，那些由母亲角色主导的、因教育优先而实现阶层跃迁的“奖学金男孩”，只是底层社会的凤毛麟角。阶层跃迁并没有带来期待的尊严、价值和自我实现，王医生张医生这一代年轻人从小就被鼓励摈除工人阶级习性、接受“好孩子”的规训。人到中年之后，他们才重新意识到，那个从小就疏离的、神秘的“社会”黑洞，不仅一直存在，此刻正扮演了另一种更可怕的吞噬力量，正在一点点地蚕食他们的专业自尊和职业安全。

游龙之影：男性气概中的“社会”恐惧症

刘易斯·芒福德用容器来比喻城市文化的重要性，在他眼里，城市以及她所代表的文化，标识了人们独特的人生舞台——城市就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表演空间，每个市民得以在这个舞台扮演属于自己的某种社会角色。

在《王医生与张医生》一书关于“沈阳性”城市精神的刻画中，李海鹏用“微型军阀”来形容一种被当地城市文化所蒙蔽的地域性气质——“男性气概”。直到人生下半场，王医生与张医生才幡然醒悟，此前个人生活中一直倚重的这种“男性气概”，正在发生严重的角色冲突和错位。

沈阳在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经济改造之前，是一个典型的以公有制的国有工厂社区为特征的一元社会。在稀缺的公有经济年代，如何从“公家”（单位）那里获得极其有限的各种资源（从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到文化资本），张医生的母亲杨淑霞和王医生的母亲曾慕芝，都是工人阶级社会中的不多见的“英雄”母亲角色，两位母亲排除万难、利用有限的生活资源，坚持将教育作为优先事项，为“奖学金男孩”提供了最重要的阶层跃迁保障，而且一直小心翼翼地将张医生王医生跟粗鄙落伍的工人阶级划清界限，避免受到那种野蛮粗粝文化的影响。

这种刻意塑造中产阶级精神的教育的恶果之一便是，“好孩子”张医生王医生对于“勇敢、仗义和慷慨”的沈阳男人神话深信不疑，毕竟在沈阳的城市精神中，“争夺啄食顺位是一份终生职业，夸耀男子气是一项基本技能”，加上张医生王医生的父亲们在这方面都不足以垂范，作为曾经的工人阶级和城市转型中的失败者，他们的父亲们都缺乏言传身教的影响力，这更加强化了张医生王医生们对于男性气概的误读。

李海鹏对于沈阳社会中热衷的男人精神之要求——“微型军阀”的一种解读是：这样的成功男人，必须是在意政治技巧多过在于男性气概，才能在各种社会联盟和政治资源之间游刃有余；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奖学金男孩”们从小被灌输的那种凭着专业真本事吃硬饭、不喜欢玩弄政治技巧的男性气概，恰恰是一种要不得的累赘，甚至是一种注定会诱发社会失败的致命性格缺陷。

再一次，张医生和王医生在人生进入四十岁之后，才发现自己进退失据。

进一步，是他们极其恐惧和厌恶的那个“裸猿体系”中血淋淋、黑森森的社会潜规则；退一步，则是他们好不容易挣脱的父辈们曾经跌落的社会底层。在这个可怕的口耳相传、又难以界定的“社会”门口，张医生王医生们往里张望，又缺乏迈进去的勇气；站在门口彷徨，又羡慕其中暗地里利润丰厚的潜在交易。

这使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苏忠那首题为《独荷》的一首诗：

有摇摆

有遮掩

有奉迎，还有妥协

在这淤泥上

还必须开出花儿

已经不容易了

风雨里

从未曾屈膝

一朵寻常的荷

只是这样活着

在故事的结尾，王医生与张医生这两位“荷花式”人物，还得坚持这样“不容易地活着”。王医生考虑到女儿的将来，下定决心以后要更“社会”一点，因为女儿大学毕业，他作为父亲需要为下一代走上险恶的“社会”之路准备更多的社会资源，开始关注他在“好大夫”网上的各种人脉资源；至于张医生，自从太太去了加拿大独自闯荡，他也已经意识到以后“不能独自进晚餐”，要时刻提醒自己“融入社会”。

王医生与张医生的故事，再现了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喜剧，两位功成名就的中产阶级，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突然发现，在急剧的时代转换中，“社会”一直就在那里，你既无法挣脱社会布景的摆布和操控，又难以获得自我身份所要求的尊敬、价值和情感满足，其命可悲，其情可悯，其身可叹。

从底层到中产，从农村（工厂社区）到城市，从“奖学金男孩”到功成名就的“成熟”人，“社会”这条游龙带来的恐惧阴影和心理伤痛始终如影随形，这何尝又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罗网式的人生体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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