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雷德·戴蒙德的“盛世危言”

贾雷德·戴蒙德的“盛世危言”鞍山交警 郭晔旻 从某种意义上说，《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可以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续篇”。在后一本著作里，戴蒙德告诉读者，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文明/文化）

郭晔旻

从某种意义上说，《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可以看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的“续篇”。在后一本著作里，戴蒙德告诉读者，不同地域的人类社会（文明/文化）的发展，与当地的地理环境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在《崩溃》里，作者则尝试谈论了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人类社会又会变得如何呢？对此，戴蒙德开宗明义，“没有一个社会是单纯因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而崩溃的”，而是引申出了五大要素，也就是“生态环境的破坏”“气候变化”“强邻威胁”“友邻支持”以及在他看来最为关键的，“面对环境问题时一个社会的应变力”。

实际上，《崩溃》便是作者阐述这五大要素在不同的古今人类社会里的体现。虽然本书篇幅相当长（中译本正文超过600页），但读起来并不觉得枯燥乏味。

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在书中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古今世界的人类社会信手拈来，但细读之下，倒也可以发现一些遗憾。按照戴蒙德在本书起始的“致我的中国读者”里的叙述，他本人生于美国，在欧洲生活过很长时间，也去过新几内亚岛（今分属印度尼西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经历，让戴蒙德深谙欧、美与南岛（波利尼西亚）社会的历史，而对占人类总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东亚社会则有所欠缺。

因此，《崩溃》里有关中国部分的描述只能称为泛泛而谈，而对于日本部分的描述更是值得商榷。作者将江户时代（1603-1868）的日本社会看作是一个应变环境变化（森林减少）的正面典型。这本身自然无可非议，但作者同时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是自觉控制人口从而“转危为安”就显得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了。诚然，1721-1828年的日本人口几乎是零增长（从2610万增加到2720万），但那不是因为彼时日本已陷入“少子化”泥潭，而是几次大规模“饥馑（饥荒）”的结果。比如，光是“天明饥馑”就在短短六年（1780-1786）之内使日本人口减少了超过一百万人。通过这样惨烈的手段（每隔五十年爆发大饥荒）来控制人口增长，恐怕是难言成功的。

当然，就整本书而言，这也只算得是白玉微瑕。相比之下，书里最为精彩也最有说服力的篇幅当属与古代维京人有关的三个章节。相比没有留下文献记载的复活节岛，或是史料毁于西班牙人侵略者的玛雅，古代维京人活动的一些史料留存至今。这自然也让作者的论述在根据考古遗存的合理猜测之外显得更有说服力了。

维京人是今天北欧人的祖先。今天的斯堪的纳维亚居民显得“文明”，但在中世纪早期，北欧人却是那个时代最为野蛮的欧洲人。1000多年前，被称为“维京人”的北欧海盗，就曾经驾驶着他们造型独特的龙头船，以山呼海啸般的猛烈攻势，攻掠从英格兰直至君士坦丁堡的广大地域，令文明世界为之丧胆。公元874年，维京人已经踏上了欧洲最西端的岛屿“冰岛”。更伟大的发现则始于982年，“红发”埃里克从冰岛西航，找到了属于北美洲的世界第一大岛，那块地方在北极短暂的夏季还长满青嫩的植被，埃里克遂将其命名为“格陵兰”，意为“绿色的土地”。根据冰岛古代传说的记载，公元992年，埃里克的一个儿子之子利又率部众从冰岛出发西航，发现了一个气候温和宜人的陆地，这就是美洲大陆。他们登陆的地方在今天加拿大的纽芬兰一带。

戴蒙德在书中感叹，要是维京人的拓殖事业持续至今，身处北美的作者恐怕就要用源于古挪威文的北欧语言而非英语写作了。但就像《崩溃》告诉读者的那样，维京人在北美大陆与格陵兰的经营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就连冰岛也只能勉强维持而已。

在戴蒙德看来，在与环境相关的五大因素都对维京人的命运造成了不良影响。在“生态环境的破坏”方面，冰岛是个典型例子。在维京人登陆冰岛之初，他们发现这里是个土地肥沃，风景与挪威西南部类似的宝地。于是这些人沿用故乡的习惯，在冰岛放牧。但他们不知道，冰岛的生态环境其实十分脆弱，其肥沃土壤是冰河时期以来一万多年缓慢积累而来，根本禁不起维京人“挥霍”。维京人对冰岛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到了一定地步，以至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在登月之前把航天员送到这里，为的是感受下类似月球表面的死气沉沉的环境。要不是周围海域蕴藏着丰沛的渔业资源（当代冰岛还与英国爆发了三次“鳕鱼战争”），冰岛与欧洲其他地方的贸易关系良好，这里的维京人社会恐怕早就崩溃了。

终中世纪之世，维京人在冰岛不过勉强维持而已。冰岛的虚弱状态也成为维京人在北美大陆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格陵兰岛的维京人社会全盛时不过上千人，遑论更加遥远的纽芬兰？就如书中所说，“维京人乘着一两艘船来到北美洲，不过几十个人，哪里打得过新斯科舍和圣劳伦斯湾数量众多的印第安人？”结果，维京人晓得北美洲是块肥土，却也只能打道回府。这便是“（印第安人）强邻威胁”与“缺少（冰岛、格陵兰）友邻支持”同时作用的结果。

但最悲惨的一幕出现在格陵兰。这个世界最大岛屿的大多数地方为冰层覆盖，于是维京人只能在北极圈以南的格陵兰岛西岸建立了两个定居点。与冰岛一样，过度放牧也导致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在饲养羊和牛之外，维京人还需要依靠捕猎驯鹿与海豹才能在这片严酷的土地上生存下去。但从1300年开始，“小冰期”开始发威，气候的剧烈转冷（虽然本来已经很冷）不仅让维京人的牧业遭到致命打击，也使得浮冰包围了格陵兰的海岸线，使其通往外界的水路中断，失去了“友邻支持”，最后连铁器都没有了。与此同时，更适应极地气候的因纽特人（爱斯基摩人）也向着格陵兰岛迁徙。据“冰岛编年史”记载，1379年“斯克莱林人（指因纽特人）攻击格陵兰人，杀死18个男人”，仅仅这一次微小冲突就让格陵兰的维京人社会损失了2%的男丁。对于他们而言，这无疑也是一个“强邻威胁”。

到了大约1500年时，格陵兰的北欧人社区消失了。当1586年英国航海家约翰?戴维斯再度率船探察格陵兰西部峡湾时，他既没有发现白人，也没有他们存在的任何迹象，“除了看见船上悬吊舢板的缆索，栖息的乌鸦和小鸟，此外则一无所有。”维京人在格陵兰的悲剧结局似乎印证了环境对社会成败兴亡的决定性影响。但就像戴蒙德在书中申明的那样，他并不是“环境决定论者”。同样面临“小冰期”的剧变，因纽特人发展出了堪称先进的狩猎工具与狩猎方法，因此可以捕猎躲在海冰之下的环斑海豹。结果，在维京人挨饿的时候，因纽特人可以大啖脂肪丰富的海豹肉。

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维京人没有表现出“面对环境问题时一个社会的应变力”。他们以欧洲的基督徒自居（尽管维京人皈依天主教也只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自命不凡，在格陵兰顽固坚持欧洲家乡的生活方式而不知变通（比如用大量格陵兰稀缺的干草来养牛）。同时他们也鄙视“异教徒”，拒绝向因纽特人学习。在维京人的遗址里，出土的因纽特物品少之又少。鱼叉、鱼叉投掷器、小皮艇、（捕鲸的）大皮艇……这些实用的因纽特技术原本是有可能可以帮助维京人在格陵兰岛幸存下去的。

维京人的悲剧发生在几个世纪之前，那么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是否有可能做到“人定胜天”，摆脱戴蒙德眼中的环境桎梏呢？

或许也是为了打消这样的“幻想”，《崩溃》也列举了当代社会的例子。戴蒙德举出蒙大拿的遭遇，就旨在说明，“深受环境破坏之苦的，不只是过去那些人类社会而已”。按人均GDP计算，地处美国西北部的蒙大拿州曾经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富庶地区。这归功于当地的经济支柱：采矿业（金矿与铜矿）、林业与农业。然而，采矿业，特别是利用剧毒的氰化物（砒霜）提炼黄金的做法给当地带来了生态浩劫。唯利是图的林业（不易着火的大树被砍伐并拖走，剩下的都是容易着火的小树）让森林大火变得越来越频繁。用于农业的土壤也因过度种植与放牧而耗尽肥力并盐碱化……如此一来，人们只能自食恶果，蒙大拿的经济自然急转自下，变成了美国数一数二的穷州。

蒙大拿的境遇还不是最惨的。依靠美国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该州每上缴1美元可以获得1.5美元的财政拨款），起码社会尚在正常运转。在非洲中部，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卢旺达（与布隆迪）是非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整个国家不是农田、园圃就是香蕉园。陡峭的山坡上也种满了作物……就连最基本的水土保持措施都没有实行”。环境遭到了破坏，森林砍伐造成溪流干涸，降雨也越来越没有规律。再加上“全球变暖”的大气候变化，粮食经常歉收，卢旺达社会变得越来越动荡不安，终于在1994年爆发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死亡人口占全国总人口十分之一以上）。

这可以说是“马尔萨斯魔咒”的体现：人类用互相残杀的方式暂时解决了超出环境负载的问题。可是今天卢旺达的人口已是大屠杀之前的两倍，难道又会是一场灾难等在前方吗？对此，书中提及，卢旺达大屠杀不只是胡图族对图西族的种族屠杀，胡图族内部也在自相残杀，“没有钱给孩子买鞋的人，把有钱给孩子买鞋的人杀了，自己的孩子就不必赤脚上学”。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又岂是卢旺达如此？格陵兰的维京人社会里，也存在严重的贫富分化，有权势者占有最肥美的土地，可以经常吃到稀罕的牛肉。可是在末日来临的大饥荒里，走投无路的穷人无可遏制地涌入了最后的救生艇，结果就是富者与贫者同归于尽，格陵兰的维京社会彻底崩溃。对此，戴蒙德联想到了1992年全面失控的洛杉矶大暴动，并预见到了十年后欧洲的真实一幕（本书初版写作于2005年）：“如果一波波的移民从分崩离析的发展中国家涌入发达国家，人数比现在的移民更多，甚至多到怎样都挡不住的地步，那么发达国家的居民还能置身事外，继续过自己的日子么”？在这里，透过本书新颖的环境视角，还是可以窥见国人熟悉的阶级叙事。

由于这些当代实例的存在，《崩溃》就颇有了一些“盛世危言”的味道。在今天的人类社会，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气候的变化已然是不争的事实。好在距离地球最远的恒星系远在4光年之外，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尚不需当心“强邻威胁”（当然也没有了友邻帮助），只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应变”——“由于人类社会目前有竭泽而渔的倾向，不管用什么方式，在今日的孩童和年轻人的有生之年，世界的环境问题都必须解决”。

对于如何解决环境问题，有过思考的学者并不在少数。从本书看来，这也并非戴蒙德的强项。比如，为了解决澳大利亚面临的土壤退化问题，戴蒙德的建议是澳大利亚应该干脆放弃种植农作物（而全部从国外进口）。这显然是21世纪初期“全球化”黄金时代才会产生的浪漫主义想象。更何况，书中也提到，进口有些时候可能也只是将环境问题转嫁到国外。

戴蒙德不是无所不能的“先知”，对于人类如何应对当代地球的环境问题，他是看得到问题，给不出药方。这个问题太大，需要的是全人类的思考，不是一人所能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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