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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捞“文明的碎片” ——汉字三题

打捞“文明的碎片” ——汉字三题

董国政/文

文字被形象地称为“文明的碎片”。之所以有这样的比喻,一方面是由于文字的产生是晚近的事,文明的源头要久远得多;另一方面是由于文字的局限性很大,言不及义,词不达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质的”。人按照他所学的母语的形式来接受世界,母语语言的形式决定了他思维、感情、知觉意识和无意识的格局,决定了他的文化承诺,所以,语言文字这“文明的碎片”也就成了人类思想的活化石。

“碎片”也罢,“活化石”也罢,对于人类文明而言,语言之后的文字是至为珍贵、无可替代的东西。中国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据传说,黄帝之史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说文字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功效,似也并不为过。

人类迄今为止的文化财富集中表现为巨量的语言文字记录。在今天的民族国家里,语言文字乃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语言文字作为国界划分标准的实例不胜枚举。而当今最时髦的“东西”――全球化,也成了语言文字的表演场和角斗场。换句话说,语言文字是全球化的一种载体――经济全球化必然裹挟着文化的交融与冲突。这种交融与冲突最先反映在语言文字层面。

贾里德·戴蒙德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现象,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始于公元前,其表现形式主要是中东地区和中国创造出来的转基因作物,此外还和墨西哥、安第斯地区和尼日利亚有一定的关系。古代的农民从这五个农业中心出发,带着他们的基因、食物、技术、文化、典籍和语言,走向世界。正是在第一轮全球化的影响下,今天几乎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在使用两种文字系统中的一个:一种是来自于中东的字母文字(印欧语系包括英语,起源于中东地区),另一种是中国的字符文字。今天世界上超过90%的人所用的语言其实只属于几个语系。

今天的全球化因信息化、数字化而对于语言文字提出了新的挑战。沃尔特·D·米尼奥罗指出,“全球化的现阶段所发生的是(无意识的)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民族思绪、语言与民族文学之间‘自然’联系的解除”。其突出的表现可能就是互联网。互联网的出现,使语言文字的信息性、符号性特征越来越突出,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虚拟世界的诞生,使言说的主体失去了固定的位置,语言文字失去了原有的边界和中心。马克·波斯特说:“电子的介入使得语言的传播复杂化,并颠覆了总想把语言的作用限制为一种简单的表达媒介的语言主体”。米尼奥罗说,“语言与人文界限之间的联系进入了一个瓦解阶段,其后果不是我们所能预知的”。汉字与当今世界其他语言文字一样,都受到它的猛烈冲击。

从汉字的历史看,自汉字发明以降,汉字的每一次兴盛/大的演进都与技术进步有关: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相继发明使汉字的普及和传播得以大幅度提升,而今,互联网的出现使汉字身不由己地加入“语言文字的革命”的行列,并将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新的挑战。

前两次技术进步带给汉字的影响都是正面的,这一次情况有所不同。互联网将汉字置于一个新的坐标系,与其他文字(语境)一同经受炉火的锻造,甚至是“生存与毁灭”性的考验。

汉字一自它诞生之日起就跟经济沾上了边:首先,它是一种可供经营的(精神)产品。不仅本土人可以用它,外邦人也可以用它――汉字曾经是“经济文字”——在周边国家(如日本、韩国、越南等)受到推崇并被使用。

其次,它是一种产业。汉字问世以后,带动了多个相关产业,“文房四宝”自不必言,以文字为业的“文人”、“士”,出版业(印刷术的发明,活字印刷的发明),经、史、子、集及其相关专业,等等,相继产生。由于汉语是符号文字,对它进行艺术处理——“书法”在中国早已成为一门学问和专业。

文字是一种器用,本不分官与民,但是,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文字却被官方把持掌控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一种文字占有和话语权的强势显示。在这种“超稳定结构”中,“民营经济”是难以发达起来的,始终是“国有企业”占据着市场的中心甚至全部包揽。因此,有人说,对中国古代的“文人”而言,文字就是意义的渊薮,只有被文字记载的,才是有必要了解的,才是有意义的,因而对于他才是存在的。文字以及文献,圈定了文人的视野,构筑了文人的世界,文献之外的世界则完全落于他的视野之外。“文明的碎片”所构筑的世界是一个“先由巫史奠基、再由圣贤巩固、最后由历代儒生经师修缮润饰的世界”。(参见刘宗迪:《今文经学的草根》)

互联网对语言文字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这一新兴媒体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媒体人,而在传统的媒体上,媒体人只是一小部分专门从事这一职业的人。现在却大大不同了:任何一个网民都可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广义的媒体人,也是受众。这也就是说,互联网的出现使汉字改变了命运:汉字不再仅仅是一部分人谋生的工具,而成了在此基础之上的所有人的表意工具。“个人出版(博客)”已从概念变为现实,而且从理论上说,它是无限量的,“数字化生存”方式必然对所有的人带来冲击和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汉字的使用率(加上手机短信等)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且还会无限扩张下去。所以人们说,“优秀的语言能力和流畅的文字能力是现代化的人的基础的基础”。进而言之,“完善语言文字体系是给经济增加源动力”(卢锋:《语言文字影响国力》)。

今天的全球化源于西方,其背景是“后殖民语言的霸权力量主导了知识产品和学术文化”。显然,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全球化所驱动的。汉字在联合国原始文件中的使用量也不到1%,而英语却占了80%,法语占15%,西班牙语占4%,俄语、中文和阿拉伯语合计占1%。

虽说英语今天拥有显赫的强势地位,但其未来的命运如何呢?“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认为,英语不是(或正在转化为)全球化的语言,英语也不是统一文明的语言。麦克卢汉说:“我们从拼音文字技术演变而来的知识,不能对付这一新的知识观念”。

至于汉语,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持“英灭汉”论者有之,持相反观点的人亦有之。“东方(中国)文明将取代西方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是某些中国学者的理想图。在此背景下,“汉字成为世界文字”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中文信息研究会秘书长萧启宏先生说:“汉字不仅是纪录汉语的文字符号,而且是负载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是固化了的信息模块。汉字在继承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成果使之古为今用方面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汉字是继承中国文化命脉的载体,它可以让今人得到古人的智慧明灯,更加照亮今天世界发展的道路。离开了汉字,就离开了中国文化的根,就会失去至为宝贵的财富。”

笔者以为,汉语的三难——难记、难认、难写对于以汉语为母语的华人尚且如此,对于其他母语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而言更是难上加难了。哈耶克说:“作为传统的语言,是由人类习得的理性而不是人类基于理性行为去改造的本源”。况且,全球化的本质是西方化,而不是东方化,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在地球上占据了巨大区域的前现代的第三世界国家已不再用‘文明’一词来定位,取而代之的是‘文化’一词。第三世界无论在地理上还是认知论上都成了出产‘文化’的地方,而不是出产‘科学’的地方。”——这样的话语虽带有“文化帝国主义”的色彩,但要彻底推翻它也很难。西方在总体上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世界文明的强势话语的地位,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地域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越来越被全球化视角所替代,减少了对有形空间和特定文化、语言符号的依赖。从互联网的情况看,如果说“地球村”的语言需要重新统一,那么,这种统一并不是统一到哪一个语种,而是统一到用于网络自动翻译的程序上来。一个丝毫不懂英语的中国人和一个丝毫不懂汉语的美国人可以通过越洋电话系统中的自动翻译设备直接对话。

互联网上各种文字之间的“较量”肯定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未必是“零和”关系,至少目前还没有显现“赢家通吃”的轮廓。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未来的国际文字不论是哪一种,可以肯定的是,它必然是一种“经济文字”——习得率高,通用性强,如此等等。要不然,想在全世界推而广之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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